李桂林,黑龙江肇州县人,16岁时,孤苦伶仃的他报名参加抗联,而在他的记忆里,抗联不仅苦,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必须遵守,曾经有一次,因为挠痒他还差点被军法处治。
直到事后他才明白,那是首长在救他。
1924年的冬天,李桂林出生于黑龙江肇州县的一个穷苦人家,童年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模糊的记忆,但始终忘不掉的,是长达近十年的孤苦伶仃。
在李桂林刚满4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到了7岁,父亲又撒手人寰。
如此一来,李桂林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孤儿,为了活下去,他基本上啥都干过,十一二岁之前到处打零工,到了十三四,就“扛半砬子”,也就是扛大包卖苦力。
靠着这些,李桂林勉强活了下去,对于明天和以后,李桂林没有想过,也不敢想。
但在1940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当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途经肇州县时,在当地动员群众参加抗联,而散发的招兵传单,就发到了李桂林的手里。
不过,当时李桂林不识字,还是与他相熟的人读给他听的。
得知是参加抗联,李桂林毫不犹豫的就决定要去,反正自己身无长物,还不如去当兵,起码有口饭吃,还能打跑日本人。
于是,李桂林找到部队,当即报名,由于担心部队嫌自己年龄小,还特意多报了一岁。
就这样,肇州县的街头少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而抗联的队伍之中,则多了一个劲头满满的小战士。
不过,李桂林很快就见识到了什么叫战争的残酷。
熟悉抗联历史的人都知道,时间走到1940年时,抗联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局势之中,从1937年开始,日军为彻底消灭抗联这个心腹大患,实施了残酷的“集团部落”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想办法彻底封锁抗联。
比如其中的“归屯并户”,就是把原先零散居住的老百姓,集中在几个大屯子里,这样的话,就能防止老百姓暗中资助抗联。
此外,对于市面上的粮食等物资,日军也管制的极严,总之就是,要让抗联完完全全的失去物资来源。
在这种情况之下,抗联的处境愈发艰难。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增兵,并组成大量“讨伐队”进行搜山,加大了对抗联的“围剿”力度,这就迫使抗联不得不往东北更深的大山里转移。
没有粮食、没有子弹,更没有衣物医药,抗联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苦苦支撑。
而为了消灭敌人和获取物资,抗联有时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风险很大的行动,而在1940年的10月,也就是李桂林参军后的第二个月,他所在的十二支队,就策划了一次这样的行动。
当年10月上旬,十二支队先是在距离肇源县城六十七里的色望窝棚设下埋伏,歼灭了一伙日伪军,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支队领导就商议,趁着大家伙儿士气旺盛,并且也有了武器,干脆直奔肇州县城,把那里的敌人也一块端掉。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贸然行动,而是有一定原因的。
肇源县城,是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重镇,这里原本驻扎有不少日军,但就在不久前,日军因取得了一次胜利,所以就召开了所谓的“剿匪”胜利庆祝大会。
大会上,日军宣称,已“全歼”当地的抗联部队,因此,三肇地区(肇源、肇州、肇东)实现“王道乐土”指日可待。
而大会召开后,日军便把这里的兵力转移至其他战线上,留在肇源县城的,就只有几百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伪军和伪警察。
所以,这是个难得的奇袭机会,城内敌人兵力空虚,只要战术得当,拿下来就不是太大问题。
此外,当时城里有抗日组织可为内应,来协助抗联攻城,并且,当地的义勇军艾青山部也会前来助阵,这么算下来,攻城的希望就更大。
不仅如此,就在十二支队结束色望窝棚战斗不久,天空就下起了大雨,而赶上这种天气,日伪军一般都会偷懒,警戒也就会放松。
所以,综合利弊之后,十二支队决定,全速急行军,争取在凌晨赶到县城,并在天亮之前把县城拿下来。
就这样,李桂林跟着部队向着肇源县城前进,终于在后半夜,抵达县城附近。
但让十二支队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发起进攻没多久,一伙日军赶来支援,并且还有重武器,这就导致,原本预想中顺利的攻城战,变成了被前后夹击的苦战。
打到中午,抗联部队形势极为危急,而敌人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除了一部分继续攻击外,另外一部分迂回至十二支队侧面,这么一来,十二支队就三面被围攻。
为了能冲出重围,十二支队也是拼了,但敌人哪里会放他们离开,为了消灭抗联,敌人不仅用上了重武器,还不断投掷燃烧弹,导致十二支队的阵地一片火海。
据李桂林回忆,当时他的脑子都已经是空的了,放眼望去,尽是大火,而他刚认识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
打到最后,李桂林所在大队的大队长和指导员全部牺牲,只有少部分人突围成功。
突围之后,敌人依旧在不断射击,惊魂未定的李桂林又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指挥部命令他返回战场,通知卡子(掩护部队撤退的阵地)上的中队长王忠义带着部队赶紧撤出战斗。
冒着枪林弹雨,李桂林又冲进了战场,等到他找到王忠义时,王忠义所在的阵地,就只剩下三个人还活着了。
而没等李桂林开口传达命令,一颗炮弹就打了过来,等到硝烟散去,李桂林再一看,王忠义以及另外两名战士已经没了呼吸。
无奈之下,顾不得掩埋战友尸体的李桂林,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外跑,好在运气不错,终于跑到松花江边上。
之后,他在支队领导的带领下,硬是游到了松花江对岸。
等到上岸一看,整整几百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15个人,其中12个还有伤,而李桂林印象最深的,是他转头往江面上一看,战友的遗体漂的到处都是。
用李桂林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多人他还不太认识,却这样就没了。
这一幕场景,李桂林直到几十年后还清晰的记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桂林算是真正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桂林面对的生活就是随时都有战斗,每天都面临死亡,身边的战友也越来越少,很快,时间到了1941年的冬天。
当年冬天,考虑到形势的不断恶化,加上抗联的力量越来越小,上级领导就决定,暂时进入大山,一来休整,二来保存实力。
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大山中,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光是冷还不算什么,最麻烦的,是缺乏物资。
缺少御寒的衣物,更缺少粮食,导致部队每一个人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甚至好几天才能吃一顿饭,就这一顿饭,大多还只是从山里捡到的冻蘑菇、草根或者树皮之类。
有人会说,那东北大山里不是有不少动物吗?抗联怎么不打几只来吃?
且不说这冰天雪地里去哪里找动物,单说打猎这件事,就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干的,必须得是经验丰富的猎手才行。
并且,抗联转移到深山老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与敌人周旋,你这边打猎枪一响,那边敌人的讨伐队就听到了,到时候马上就会围过来。
所以,不是遇到敌人,抗联是绝对不会在大山里开枪的。
就这样,李桂林和其他战士们每天饥肠辘辘的冒着风雪不断行军,毕竟在一个地方多待一天,就会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只能不断转移。
而到了晚上,才是最难受的。
除了饥饿之外,晚上睡觉也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不注意,就可能会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所以,每天晚上在睡觉前,都有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就是必须搭好铺,搭不好就不能睡。
具体的搭法,是先生好火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火堆不能点火太早,怕被敌人发现,必须等到天完全黑透之后才行。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战士们会去周围找一个树枝,然后围着火堆在周围的雪地上把树枝铺上一层。
这样的树枝地铺,一个火堆旁能睡六个人,不过,六个人得交替方向睡,就是三个头朝火堆,三个侧身朝火堆。
睡到半夜,还得换换位置,避免距离火堆太远而冻坏身体。
有一次,部队在宿营时,李桂林因为太累,直接睡到了雪地上,结果被领导一脚踢醒,要求他必须搭好树枝铺之后才能睡。
不是领导要求严格,而是东北大山的晚上,若是直接睡在雪地里,那第二天大概率再也醒不过来的。
而李桂林在这期间,养成了一个一直保持到他老年的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在睡觉时一只手放在头下面枕着,另一只手揣在腰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只手不会被冻坏,而这个习惯,一直到几十年后,他睡觉还是这个姿势。
但就是这么艰苦,李桂林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没有想过退缩,更没有想过离开,不过,在1942年时,他却差点被赶走,甚至还差点被军法处置。
而原因,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因为挠痒痒。
怎么回事呢?在进入1942年后,抗联的处境更是举步维艰,战士们为了防备到处搜捕他们的敌人,时时刻刻都不得不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
如此一来,白天黑夜睡觉时根本不敢“打腰”(即脱了衣服睡觉),久而久之,这衣服里就长满了虱子。
虱子这玩意儿,在衣服里会到处钻到处咬,很多战士被咬的皮肤都发了炎,而李桂林更惨,小腿处被虱子咬的都发炎流脓了。
而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医药,所以唯一治疗的办法,那就是用大烟碾碎后掺着土糊在患处,然后等着痊愈。
但在等待痊愈的过程中,发炎流脓的地方会长出新的肉芽,而这个时候是最痒的,那可以说是钻心的痒,让人忍不住想要挠一挠。
可一旦挠的狠了,已经结疤的溃烂处就会再次溃烂,始终无法痊愈。
而李桂林就是这样,因为实在忍不住痒,他就拼命的挠,越挠越想挠,挠到最后,整个小腿一片血肉模糊。
刚开始,部队的领导还语气温和的警告他不要挠了,但李桂林忍不住啊,到了后来,领导也生气了。
看到李桂林还是在偷偷挠痒,时任十二支队参谋长的许亨植就发了脾气,叫来一个战士说,“给李桂林两碗米,让他回家去。”
李桂林也是倔,他知道让他回家就意味着把他开除出队伍,所以他当然不愿意,于是就昂着头说,“我不走,就不走,除非打死我。”
其实许亨植也没想让李桂林走,他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让他走”这句话只不过是吓唬他,以便让他不再挠腿了,不然再挠下去,整条腿就废了。
看到李桂林倔强的样子,许亨植心里一笑,但脸上还是很严肃,同时严厉的说,“不走可以,你写个保证书,找两个人作保,再不能挠腿,否则就是军法处置”。
李桂林当时还不太理解,不就是挠腿嘛,为啥这么大张旗鼓,但命令下来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找来两个战友,在他们的作保下,自己在军令状上签了字,保证自己再也不挠腿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是李桂林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他多年后就回忆,那个痒简直能要人命,但想到军令状,他也不敢挠一下,而心里对参谋长相当不满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没有再挠腿,腿上的伤竟然很快就好了,只不过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伤疤。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参谋长让他立军令状,是在救他。
这些经历,在李桂林晚年时时常浮上心头,但他常对人说,这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些牺牲的抗联战友,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