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利物浦的前老板们在安菲尔德首次面对媒体的前一晚，召开了一场会议，讨论俱乐部的经营事宜。

乔治-吉列特是垃圾债券的百万富翁，最初因为资金不够雄厚而被俱乐部拒之门外。为了改变自己的前景，他寻求了纽约投行Inner Circle Sports的帮助。最终，他通过谈判找到了汤姆-希克斯，他们之前曾合作向一家肉类加工公司注资。

希克斯对利物浦的兴趣来得相对较晚，正因为如此——据当时在场的一位俱乐部官员说——有人建议吉列特应在新闻发布会上最先回答问题。希克斯不这么认为，说：“我先发言。”他如愿以偿。

早有迹象表明，这段“婚姻”不可能长久。短短几个月内，俱乐部就陷入了非正式的内战，股东之间的关系不再融洽。

经历了三年痛苦的挣扎，在高等法院做出裁决后，俱乐部再次被出售，卖给芬威体育集团 ，整个过程突显了在高风险的英超足球世界中，合伙经营是多么难维持。

这一切让我们想到了切尔西，想到了伯利和清湖资本埃格巴利之间的纷争。

切尔西的球迷们可能不会理解其中的相似之处，但如果他们想知道合伙人为何这么容易出问题，他们可以看看利物浦的历史。

吉列特相当于伯利，两人都是美国商人，之前就有体育方面的兴趣（吉列特拥有NHL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伯利拥有MLB洛杉矶道奇队的股份），他们的财富足以控制英格兰最大的体育俱乐部之一，但还没有富到足以实现这些俱乐部的巨大雄心。

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吉列特是在其他竞标者失败后才完成收购的。由于利物浦急需资金资助新球场项目，他带着希克斯一起回到了利物浦。

在切尔西，正是因为有了清湖资本和埃格巴利的资金支持，伯利才有可能将俱乐部收购。而在这里，时间点也是至关重要的——英国政府将切尔西出售的最后期限定在2022年5月31日，而前任老板阿布拉莫维奇仍受到制裁。

自收购完成以来，伯利占据了切尔西的头条新闻，但埃格巴利在很多内部流程和决策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利物浦也是如此，尽管希克斯是经吉列特介绍加入俱乐部的，但当他们的名字同时被提及时，希克斯总是排在第一位。

利物浦的合伙人比切尔西的合伙人闹翻得更快。布莱恩-里德《史诗般的诈骗》一书中，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足球高管和一位利物浦球迷的话，他们曾单独见过两位老板。

“当时他们共同拥有俱乐部才两个月，但乔治却在谈论自己的观点跟合伙人的观点。后来我与汤姆和他的一些美国同事共进午餐时，我问起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汤姆耸耸肩说：‘你最好去问他。’他指着Inner Circle Sports的一位高层人士，说正是他促成了两人的交易。”

从一开始，双方就不清楚谁才是利物浦真正的话事人。每个合伙人都拥有同样的股份——这与伯利和清湖资本不同，后者总计占股61.5%，而伯利的股份不到13%。

到2007年12月，围绕是否改造安菲尔德球场或迁出安菲尔德球场的分歧进一步暴露——切尔西球迷们，这听起来很耳熟吧——吉列特已经开始探索退出策略，他意识到自己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犯了一个大错。

经营肉类加工企业与经营利物浦这样规模的足球俱乐部所面临的挑战略有不同：这种责任会招致情感、关注和批评，每个因素都在考验一个人的自尊心。与希克斯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他的自尊心像拉什莫尔山一样大，希克斯是个粗鲁的德克萨斯人，他的投资公司最初是靠广播和软饮赚钱的。

个性冲突往往是合伙人内讧的根源，尽管紧张关系往往既是个人层面的，也是战略层面的。

在英超联赛中，水晶宫可能是目前所有权问题最接近切尔西的俱乐部。

2010年，由史蒂夫-帕里什领导的一群富有的当地球迷将水晶宫从托管中解救出来。在2013年意外升入英超并挣扎了几个赛季后，该俱乐部的所有权模式发生了变化，帕里什从美国寻求外部投资，私募股权大亨乔希-哈里斯和大卫-伯利茨在2015年买下了股份，约翰-特斯托则在六年后买下了俱乐部约40%的股份。此后，他的持股比例飙升至45%。

尽管帕里什、特克托、哈里斯和伯利茨的股份规模相差悬殊，但他们的投票权份额都是相同的，考虑到他们之间的战略差异，这是一个问题。

帕里什负责管理水晶宫的日常事务，他希望遵循一种以改善基础设施为基础的长期可持续经济模式，而特克斯则热衷于进攻转会市场，并利用其里昂集团多俱乐部模式的其他要素（他还拥有法甲里昂、巴西博塔弗戈和比利RWD莫伦贝克）。总体而言，伯利茨和哈里斯似乎乐于维持现状。

如果说水晶宫陷入了切尔西式的内战，这未免有些夸张，但战略僵局实际上意味着俱乐部已经陷入困境——这也是为什么特克托现在正试图出售在水晶宫的股份并收购埃弗顿，而莫胥礼几年来一直在试图出售埃弗顿。

自2016年取代已故的比尔-肯赖特担任埃弗顿主席以来，莫胥礼正式成为埃弗顿的唯一所有者。虽然肯赖特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在俱乐部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依然不减，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他的观点并不总是与莫胥礼一致，尤其是在2016年解雇主帅罗伯托-马丁内斯等决定和一些转会上，结果是几乎无法控制的混乱。

阿曼达-斯塔维利及梅赫达德-高杜西最近离开纽卡斯尔或许也有类似的原因，他们曾在2021年帮助俱乐部获得沙特的注资收购。

当时，俱乐部还没有体育总监或首席执行官，因此斯塔维利和高杜西承担起了这些方面的责任，直到最终建立起管理团队后，他们成为俱乐部执行团队的公众形象。但他们10%的股权却掩盖了他们的影响力。

最终，一旦这些预先存在的空缺被填补，就会出现竞争声音过多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永远只有一个赢家。

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曼联身上吗？英力士和格雷泽家族以前从未合作过。吉姆-拉特克利夫爵士自入股以来一直对俱乐部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如果球场上的成绩继续下去，他将面临怎样的内部压力，这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合伙人制度可以取得成功，但似乎只有当合作关系不是仅仅因受制于客观情况而走到一起时才能取得成功。雷克瑟姆的瑞安-雷诺兹和罗布-麦克埃伦尼似乎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方式，不过，如果他们的俱乐部进入英超联赛，随之而来的所有关注和财务要求，这种合作关系可能会受到新的压力。

谁知道到那时切尔西会是什么情况呢？伯利和埃格巴利仍是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