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飞将军”刘锦棠诞生180周年，也是新疆建省140周年。清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1878），在左宗棠的直接指挥下，刘锦棠率领以老湘营为主的清军，克服重重困难，收复了被阿古柏伪政权侵占13年之久的新疆天山南北，并于光绪七年（1881）通过谈判与备战相结合收回了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英国、土耳其和沙俄觊觎我西北边疆的图谋。它是1840年以来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次伟大胜利，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还唤起了民族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并为光绪十年（1884）新疆正式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十二年（1886），“两代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以“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姑师第一人”为联，高度评价了刘锦棠为收复新疆、建设新疆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开府姑师第一人：刘锦棠与新疆建省
原创/李超平 肖雅文
新疆，古称西域，自公元前59年纳入中国版图。18世纪中叶，清军平定了准噶尔和回部，统一了天山南北。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正式设立伊犁等处将军，以“军府制”管辖天山南北驻防，兼管全疆行政事务。在南疆实行伯克制，在北疆的哈密、吐鲁番实行扎萨克制，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的内地民户则实行州县制度，行政上隶属于甘肃省管辖。
外敌占据新疆
清同治三年（1864），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波及新疆，爆发了席卷全疆的维吾尔族、回族反清武装起义，而掌握起义领导权的少数宗教上层分子，先后建立了数个地方割据政权，清廷在新疆的管治能力被显著削弱。尤其是占据喀什噶尔的回族首领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首领司迪克，试图从中亚浩罕汗国（今属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西部的浩罕市）引回大小和卓的后裔。于是，阿古柏（1820—1877，默罕默德·雅霍甫，汉名阿古柏。乌兹别克人，原为浩罕汗国将领）和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一起，带领68人，于当年十二月（1865年1月初）越过边界进入南疆。不久，司迪克与阿古柏反目，被赶走，阿古柏遂占据喀什噶尔，并软禁了布素鲁克。
同治六年（1867）夏，阿古柏先后攻占阿克苏、库车、莎车、和田等处，在南疆成立“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后改为“毕杜勒特汗国”），自封“毕条勒特汗”。
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攻占达坂城、吐鲁番，血洗乌鲁木齐，又袭取古牧地和玛纳斯，从而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他对维吾尔族、回族、汉族民众大肆杀戮，残酷掠夺，导致新疆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阿古柏在新疆建立政权后，土耳其苏丹册封其为“米拉胡尔巴什”（即艾米尔，国王之意），之后又派来20多名高级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并送与武器。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派遣了一个代表团，送来陆军专用大炮和一万支步枪作为礼物，并表示愿意向阿古柏政权提供长期保护。阿古柏两次派代表前往伦敦，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热烈欢迎。英方先后赠送其军火，并派遣军火工匠，进而于同治十三年（1874）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
沙俄以保护商队、侨民和追捕逃犯为借口，于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八日派兵抢先侵占了伊犁。次年6月，又与阿古柏订立《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条件换取其通商利益。
陕西回军首领白彦虎于同治十二年（1873）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西奔入新疆，并很快与阿古柏势力合流，盘踞于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清朝的有效控制范围只限于东部的哈密、巴里坤，北部的塔城、精河、乌苏、古城、奇台、济木萨一线。
陕甘地区基本平定后，清廷开始着手解决新疆问题。先是拟于同治十年调刘铭传率军赴兰州策应，但他以病不赴。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清廷任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新疆军务，督率张曜、金顺、额尔庆额各部。九月，又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和转运事宜，以袁保恒为帮办，共谋收复新疆。
海防塞防之争
就在清廷准备收复新疆之际，同治十三年三月下旬，日本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入侵我国台湾，东部边疆也出现了危机。如何解决危机，在清廷内部引发了“海防”和“塞防”之争。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建议清廷暂时放弃新疆，理由是缺钱：新疆“既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他始终从战略高度来看待新疆的问题，认为它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重新疆以保蒙古，所以卫京师。西北指臂相连，形势完整，外患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
湖南巡抚王文韶也认为，应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左宗棠的主张还得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他认为：“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促使清廷最终做出收复新疆的重大决定。
鉴于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景廉才干有限，先前出关的清军张曜、金顺部迟迟没有取得有效进展，清廷遂于光绪元年（1875）三月二十八日改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受命后，对新疆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决定先攻取乌鲁木齐周围地区，在掌控北疆后，再向南疆进兵。由于在平定陕甘地区时，左宗棠与刘锦棠有过紧密合作，认为他“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尤堪重任”，决定委任时年32岁的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全权指挥各军。刘锦棠“自定出关马步廿余营，以缓行速战为义”，左宗棠充分放权，“相机办理，不为遥制”。
刘锦棠（1844—1894），字毅斋，湖南湘乡（今湘乡市山枣镇城江村）人。咸丰四年（1854）四月，刘锦棠10岁时，其父刘厚荣死于湘军水师岳州之战，不久母亲改嫁，刘锦棠由祖母抚养成人。17岁时，他加入叔父刘松山率领的老湘营，于同治三年初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保举名单中。
刘锦棠勇敢坚毅，足智多谋，因此在刘松山于同治九年阵亡后能迅速稳住局面，扛起老湘营统帅的重任，深得左宗棠的倚重，被荐署任西宁道。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刘锦棠到南京谒见曾国藩，曾国藩对其颇为赏识，在家信中说他“无美不备，将来事业正未可量”，积极为他解决老湘营的欠饷难题。
底定天山南北
光绪二年（1876）正月，老湘营各部陆续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向肃州集结。在肃州，刘锦棠对所部进行了精简，整编为马步25营。三月十三日，左宗棠抵达肃州为刘锦棠壮行，所部汉中镇总兵谭上连、宁夏镇总兵谭拔萃、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等率先头部队相继从肃州出发，刘锦棠则于四月初三日亲率主力大军起程。为避免途中发生饮水和粮食不足等问题，他命各部先在安西（今瓜州县，属酒泉市）会合，然后再分批向哈密进发。
除了老湘营马步25营，刘锦棠统辖的部队还有金顺部马步40营，张曜部嵩武军马步24营，徐占彪部蜀军马步5营，金运昌部皖军（卓胜营）马步10营。其中，张曜仍驻哈密，既保卫设于此的粮台，又防敌东窜；徐占彪驻巴里坤到古城一线，防敌北窜。
根据“先北后南”的方针，刘锦棠指挥以老湘营为主力的清军，相继发起了收复北疆之战、收复吐鲁番之战和收复南疆之战。
收复北疆之战，是以乌鲁木齐为打击核心目标。当时敌方驻守乌鲁木齐的是阿奇木伯克马人得，他同时管理古牧地、昌吉、呼图壁、玛纳斯诸城。白彦虎则在乌鲁木齐城外协同马人得的防守。
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十日，刘锦棠率部抵达新疆古城，随即察看地形，部署驻军。六月初一日，抵达济木萨，与金顺商讨进兵事宜，侦知白彦虎、马明等已经至古牧地布防，且派兵在黄田驻守，为的是卡住清军所需的水源。
对于进疆后的首战，刘锦棠采取声东击西之术，一面派出少量兵力挖掘水井，佯作将从大路进军，一面暗中与金顺相约，突然于六月二十一日晚三更出动，率余虎恩、谭拔萃、黄万鹏等军，分左中右三路从小路猛攻黄田，翌日占领，随即驻屯古牧地城外东北方，与乌鲁木齐红庙子地方白彦虎守军激战，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于二十八日凌晨攻克古牧地城，全歼守敌6000余人，解救难民妇女、幼童甚众。
事有凑巧，就在刘锦棠率亲兵入城的路上，拾得守敌遗落的求援信，得知乌鲁木齐城内兵力空虚，防守乏人。刘锦棠随即核实敌情，于二十九日进攻乌鲁木齐，仅施放一炮，即摧垮了敌军的意志，守敌仓惶逃窜。此战既创下了“一炮成功”的神话，且成就了刘锦棠“飞将军”的美誉，极大鼓舞了士气。
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昌吉、呼图壁等北疆的敌军纷纷弃城南逃。八月，刘锦棠调老湘营罗长祜、谭拔萃、黄万鹏及董福祥部支援金顺，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克了玛纳斯城，北疆至此收复。从肃州至哈密、塔城一线全部连成一片，这样既遏制了俄军东进的企图，也阻断了阿古柏势力北窜。
北疆收复后，许多将士感染了时疫，刘锦棠也大病一场，差点死去。此时冬季已经到来，大雪封锁了天山，故需先作兵力上的部署与休整。左宗棠将金顺所部缩编为20营，防守北疆各地。并增调侯名贵的开花炮队1营，章洪胜、方友升的马队2营，桂锡桢的马队1营，以加强刘锦棠部的实力。
阿古柏预判清军势必要南下，便派重兵驻守达坂城，它是进入南疆的第一个门户，地势险要。又命马人得、白彦虎守吐鲁番，阻挡张曜、徐占彪部西进，他的儿子海古拉驻守托克逊（今属吐鲁番市），与达坂城、吐鲁番成掎角之势。阿古柏自己驻守于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县）。十二月，又在达坂新筑两城于隘路间，派大通哈（即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驻守。
光绪三年（1877）三月初一日，冰雪尚未消融，刘锦棠率军从乌鲁木齐出发，进军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从哈密到达盐池，与从巴里坤而来的徐占彪部会合，再一同向西到达七克腾木、辟展（今新疆鄯善县），与刘锦棠部形成东西夹击吐鲁番之势。三月初六日，刘锦棠抵近达坂城，城内维吾尔族百姓冒险潜出，报告守军有意突围。刘锦棠判断敌人无斗志，下令猛攻，守军急忙掘引湖水卫城，泥水深及马腹。清军将士无所畏惧，乘夜潜渡，于初七日凌晨击败城外守敌，随即用大炮直接轰城，引发弹药库剧烈爆炸，歼敌2000余人，俘敌1200余人，其中包括阿古柏的亲信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及浩罕胖色提（类似清军的营官）。
当张曜、徐占彪发起对吐鲁番的攻击时，罗长祜、谭拔萃、章洪胜等率马步6营于十一日夜同时夹击，刘锦棠亲率谭上连、黄万鹏、戴宏胜等14营进攻托克逊，两场战事同时展开。白彦虎、海古拉闻知刘锦棠攻来，仓皇举火焚粮械而逃。十三日天明时分，刘锦棠进入托克逊城。同日凌晨，罗长祜疾驰一昼夜抵达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二军展开合攻，马人得只能放弃抵抗，率众投降。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角区域得以收复。
南疆自清乾隆朝以来设立了八大城（习惯上又称东四城和西四城）。当阿古柏得知吐鲁番失守后，立刻意识到大势已去，因为南疆大门已洞开，他急忙从喀喇沙尔逃往库尔勒。四月中旬，阿古柏死，左宗棠奏报为“饮药自毙”（《伊米德史》则称他是被下属在茶中投毒而死）。其子海古拉携其尸体继续西奔，行至库车时，海古拉被其胞兄伯克胡里所杀。
时值盛夏，刘锦棠放慢了进军节奏，在托克逊进行休整，同时调整部署：以自己统带的32营为进攻主力兵团；张曜的15营为二线兵团，确保后路安全；徐占彪退守巴里坤、古城子一线，稳固后方基地；另调老湘营易开俊马步7营保卫吐鲁番。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刘锦棠率军从托克逊出发，向南疆进军。九月初一日，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收复喀喇沙尔。为了阻滞刘锦棠的追击，白彦虎在渡过开都河后，掘开了东岸堤坝，导致大水泛滥百余里，深者没顶，浅者及马腹。刘锦棠请蒙古族百姓为向导，从水浅处渡河，只见沿途民舍皆被焚毁，人烟绝迹。
九月初三日，刘锦棠到达了库尔勒，又是空城一座。刘锦棠一面安排专人就地招抚难民，一面亲率千余精兵疾行500里，至布告尔，见敌千骑列阵，黄万鹏、谭拔萃两军迅速前出将其击溃，顺利进入库车城，并在百姓的指引下掘出窖粮数十万斤，极大缓解了军粮问题。又追至拜城、铜厂，解救出被裹胁者2万余人。随即穿越戈壁，直抵阿克苏，于九月十八日收复该城。至此南疆东四城也得以收复。
此时新疆已经入冬，严寒气候本不利作战，但是因孤立无援被逼投降于阿古柏的清军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拟率部反正以响应清军。伯克胡里获知此事，即与白彦虎部一起围攻。情况紧急，何步云遣人求援，刘锦棠遂决定改变原有部署，先出兵喀什噶尔。
十一月十三日夜，余虎恩、黄万鹏两路大军在何步云的内应下一举克复了喀什噶尔。十四日拂晓，清军马队自捷径阻截逃敌，步兵继进，在喀什以西约50公里处的疏附县明约路（今疏附县木什乡明尧勒村）激战，除白彦虎、伯克胡里逃脱外，阿古柏的妻妾、子女及余小虎、马元、金相印父子等千余人被俘，并缴获大炮11座，铜炮百余，战马1万余匹。
战后，刘锦棠命人于明约路刻石立碑，以昭后人。碑文载明此战参战部队是以老湘营（湘乡罗长祜、平江余虎恩、湘潭谭拔萃、宁乡黄万鹏）为主力，嵩武军（张俊、姚庆恩）及董字三营（董福祥）为配合。碑文撰文者为宁乡人丁鹗。此碑今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它实证了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国土分裂的危急关头，各族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共御外侮，为维护国家主权统一而浴血斗争的史实。
十一月十七日，刘锦棠率主力到达叶尔羌，叛军已于前晚逃遁。董福祥部收复和阗，又转奔英吉沙尔，于3天后克其城。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南疆西四城宣告收复。
至此，盘踞中国新疆13年之久的“哲德沙尔汗国”被彻底摧毁。
乘势收回伊犁
南疆收复后，与沙俄就归还伊犁的交涉随即展开，但遭到俄方的百般推诿，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甚至亲自接见了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支持他继续侵扰喀什噶尔。
光绪四年（1878）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让其赴俄交涉收回伊犁及引渡白彦虎等人。由于崇厚事先没有充分了解中俄边境的实际情况，在俄方的威逼利诱下，不顾清政府的训令，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十七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吉亚（雅尔塔附近）擅自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六部九卿官员纷纷参奏崇厚。当左宗棠把条约内容告知刘锦棠后，同样引起了他的愤慨，认为“断难允准”，唯有“非决之战阵，别无善策”。
迫于各界的压力，清政府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谈判，并于光绪六年（1880）正月二十一日任命刘锦棠为“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随后上了一道密折，表示一定加紧做好武装对抗的准备，如果俄国拒不交还伊犁，边疆将士将“合力图之”。他拟率部从喀什噶尔外卡进击，以张深入俄境之势。喀什噶尔外卡更靠近俄国一方，此举可切断伊犁俄军与俄境内的联系，从而能包围整个伊犁，更有威慑性。
为了就近指挥，左宗棠于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抵达哈密，约刘锦棠前往会商军事。然而，在妥协派李鸿章的影响下，加之英国人戈登的恐吓，说中俄一旦开战，要做打5年的准备，清廷于七月初六日发出谕旨，诏左宗棠回京“以备朝廷顾问”，并要求他“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八月二十二日，上谕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任命张曜为帮办，与金顺一起作为刘锦棠的副手。
十月初六日，刘锦棠抵达哈密。一连7天，与左宗棠对中俄两国的武器（包括兵船和洋枪洋炮）、资金、兵力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对比，认为完全具备与俄一战的实力。当时沙俄确实想发动一场侵华战争，但因入侵土耳其战争才结束，外交、财政都陷入了困境，国内矛盾频发，已经难以再挑起一场战争，因此不得不与曾纪泽重启停滞多时的谈判。
十月二十日（小雪节气），左宗棠离开哈密入关。刘锦棠则将驻防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北路由金顺驻防，南路西四城由帮办新疆军务张曜负责，东四城由老湘营余虎恩、谭上连、谭拔萃等负责，自己率亲兵驻哈密，扼南北总汇之地，居中指挥。
在左宗棠、刘锦棠的积极备战配合下，使得曾纪泽在谈判桌旁“尚有凭借”，能够“多说几句硬朗话”。光绪七年（1881），中俄签订《伊犁条约》，并以本条约为基础，另签订了5个子条约，挽回了《里瓦吉亚条约》的部分损失。单就国土安全而言，“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仍为我有，伊犁拱辰诸城足以自守，而又得与喀什噶尔之阿克苏诸城形势联络……”（俞樾语）
新疆建省方略
光绪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廷正式任命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十二月十九日，清政府与俄国办理了正式收回伊犁的交接手续，伊犁重新回归中国。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著《西域置行省议》一文，首次提出了新疆置行省的主张。但客观地说，他的建省、夺伯克之权的主张在当时还不具备可行性。
与龚自珍齐名的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明确提出在新疆“列亭障，置郡县”的主张。但由于人微言轻，未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赴京会试不第，值浩罕屡次唆使和卓后裔入侵新疆，他心忧国事，写有《癸巳燕台杂感》8首，其中第3首流露了新疆应建省之设想。光绪三年六月十六日，左宗棠上《遵旨统筹全局折》，明确提出新疆建省的主张，后又于光绪四年、光绪六年两次奏请，他的方案核心是甘肃、新疆分治，镇迪道划归新疆。新疆省设总督、巡抚各一人。除伊犁、塔城保留军府制，伊犁设将军，塔城设都统外，其他各地一律改为郡县制，各地伯克、台吉只保留“催纳贡粮”的权力。
光绪八年（1882）三月，陕甘总督谭钟麟上《筹度新疆南路情形折》，主要思路是继续由陕甘总督管理新疆，实际上是不同意让新疆独立设省。左宗棠的幕僚李云麟更是明确反对建省。这些都给清廷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刘锦棠在主持新疆善后和重建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在南疆的施政很不方便，经过深思熟虑，于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向朝廷奏报了自己的建省方案。他不赞同立刻将新疆独立设省，主要是鉴于当时新疆的郡县数量还有限，不足成省；其次是甘肃新疆须连通一体，命运相关；最后是经费紧张，花费巨大，难以支撑新疆长期独立运行。因此，宜增设甘肃巡抚，驻扎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赏加兵部尚书衔，以便能统辖全疆官兵，督办边防。设布政使随巡抚驻扎，原有镇迪道员则加按察使衔，兼管全疆刑名驿传事务，原陕甘总督则驻兰州，专管甘肃省事务。
清政府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和讨论后，接受了刘锦棠的建省方案，于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二日正式宣布建立甘肃新疆省：
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
次日，正式任命年仅40岁的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习惯称新疆巡抚），加兵部侍郎衔（不久改为兵部尚书衔），督办新疆军务，统辖全疆各军，筹办边疆防务。
刘锦棠不仅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还非常善于学习，他在长期的战争中学习战争。杨昌济曾在《静观室札记·豪杰之好学》一文中提到一个细节：“刘毅斋为新疆巡抚，请湘潭郭某（注：郭伯庚，湘潭人）讲《资治通鉴》，以师礼事之。”可以说，刘锦棠是首任甘肃新疆巡抚最合适人选。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刘锦棠奏请裁撤伯克。此后两年间，在委署州县官吏的同时，新疆各城的伯克被大量裁撤，这是当时新疆基层政权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危害，意味着新疆的治理制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光绪十五年（1889），又设立伊塔道，伊犁将军的管辖权限被削减。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为此评价，任命收复新疆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后，相关制度革新成为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
以新疆建省为发端，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省，东北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分设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使得边疆地区的政制与内地接轨。
不朽历史丰碑
新疆的收复与建省，是清廷调集多方力量，以湖南人左宗棠、刘锦棠为中坚，张曜、董福祥等人紧密协同，率领西征将士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所共同创立的伟绩。他们驰骋于天山南北，奋战于大漠戈壁，很多人献出了生命，很多人屯垦戍边，至今在新疆还生活着很多老湘营的后裔。
陕西人宋伯鲁曾有一首《将至肃州追怀左文襄师》赞颂湘军收复新疆之功，其中四句颇有代表性：
万里车书通绝域，三湘子弟尽功臣。凤林鱼海春风远，玉塞金城柳色新。
入疆大军也得到了新疆广大维吾尔族、回族民众的拥护与支持。《伊米德史》的作者、新疆拜城县人毛拉木萨·赛拉米这样描述：
伟大可汗的胜利之军，从吐鲁番出发，直至收复喀什噶尔，没有一个人去阻拦他们的道路，向他们发射子弹，而是恭敬地欢迎他们并竭尽全力执行他们交办的公务。
毛拉木萨·赛拉米曾受阿古柏任命，为阿克苏首席税收官担任过11年的秘书，南疆收复后，官方未对他治罪。从他的视角出发，意味着当时新疆各族人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休戚与共。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六日，刘锦棠奏报，拟于本日由哈密移驻乌鲁木齐。湖南祁阳人黄霁以《送刘毅斋中丞移节乌鲁木齐》记录了那一刻的观感：
鼓角吹残夜，胡霜拂佩刀。
乌垣持使节，虎帐拥征旄。
甲耀天山雪，旗翻瀚海涛。
刘弘今别去，谁复馈羊醪。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87年1月20日），时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了他集颜真卿《争座位帖》中的字，来为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撰写行书七言联之事。该联于2022年春在日本大阪的一次书画拍卖会上露面，它的准确内容是：“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姑师第一人。”曾左，指中兴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姑师，则指新疆。这副联语可能是同僚为刘锦棠44岁生日准备的礼物，借以对他收复新疆之功给予最大肯定。
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刘锦棠为新疆的善后建设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建省之前，已设立驻阿克苏和喀什噶尔2个善后总局，驻喀喇沙尔、库车、乌什、拜城等处10个善后局、3个善后分局；派官员“开办善后保甲、清丈、征粮各事宜，招徕安集散发农器牛籽”，兴修水利，设立书院，发展经济。在建省之后，又迅速推行清朝律令，有力维护了新疆社会秩序。
刘锦棠深知新疆经济落后，加之各省协饷困难，因此从1881年起就裁减兵员，又在裁撤士兵中选精壮耐劳且不愿回籍者，仿照以往屯田之法，编为额兵，改行饷为坐粮，既节省军费，又能维持边防力量。
光绪十五年正月，刘锦棠获准请假侍奉祖母，从乌鲁木齐启程回湘，所经之处士民夹道攀留。他把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接力棒交到了湖南同乡魏光焘的手中。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廷诏起刘锦棠赴京觐见。由于刘锦棠长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驰战，极大损害了健康，甫至县城，忽患中风，于七月初十日卒于里第，享年51岁，清廷予谥襄勤，并在挽词中高度评价他的杰出功绩：
督办新疆军务，运筹决策悉合机宜，于抚辑民回、创办屯垦事尤臻妥协……办理新疆善后及地方事宜均能悉心规画，劳瘁不辞。
晚清经学大家皮锡瑞闻讯后写下挽联：
李密事原殊，正玉关威镇西陲，乌养陈情谁可代；
班超年未老，方铁甲横行东海，虎头食肉更何人。
刘锦棠生前尝言：“吾将兵三十年，卤获无虑巨万，家无余财，谁实信之？吾身后乃知耳。”
晚清学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记述刘锦棠:“及公薨，家人发其笥箧，所存赐物数事，奏牍丛残而已。归乡俭约，庐舍萧然，不知为达官贵人。”
来源/《文史博览》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