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先驱。1935年7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历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兼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被授予“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晚年胡福民

提起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揭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序幕的是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当时只是南京大学一个普通的哲学教师，他因该文而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改革开放以后，胡福明担任了江苏省地方高级领导干部职务。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胡福明不光自己痴心学术，并领军江苏学术界，创造了许多深具时代意义的思想成果。从年轻时代跨入学术界开始，胡福明追求真理的脚步始终没有停顿。退休赋闲之时，他在理论研究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2023年新年的第二天，胡福明辞世。曾较长时间沉寂的他，自讣告发出后又一次成为轰动，毕竟当年他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笔，随着那篇宏论文章的发表，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序幕，从而促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尽管他在生前如此谦虚地说：“人民早晚要站出来说话，如果当时我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平凡的真理，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提出的。”但是无数人都敬佩他，毕竟他尽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心。

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20世纪70年代，注定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人帮”横行肆为，最终落入历史垃圾之中，被人斥为“政治小丑”；“文化大革命”曾以狂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中国，但是在人民的意志面前还是落荒而去。由此，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强烈地感到，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

粉碎"四人帮"后，胡福明敏锐感觉到中国已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改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他认为拨乱反正的最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理论工作者，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参加这场斗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时胡福明主管哲学系的教学，还有授课任务。他挑灯走笔，写下了许多批判“四人帮”，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1976年12月17日，他写下了批判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的一篇文章。之后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观》，后者被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摘要发表。

从1976年年底起，胡福明开始苦苦思考一个问题："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是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盛行，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以推动拨乱反正呢？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主要思想实质是维护“文革”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是”。此后，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胡福明陷入苦思，夜不能寐：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在参加一个教育战线讨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时，胡福明发言表示教育质量下降了，科研无法搞了，教学被破坏了。后来有一位领导对他说，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点，不能否定“文革”。虽然这位领导是出于好心的“善语”，但这又促使胡福明不得不思考：拨乱反正的阻力在哪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到了1977年3月，南京正是春寒料峭时节,胡福明终于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发现这个问题，胡福明非常高兴，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胡福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深厚的感情，他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另外，他相信能收拾“文革”残局的除了邓小平没有其他人。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他也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

为了有力地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比较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作为基本观点。他认为，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能切中要害。而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科学观点，又可以帮助干部群众运用这个科学观点去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胡福明开始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这时，家里偏偏又出事了——妻子张丽华检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接受开刀治疗。把一双儿女交给岳母照管，胡福明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病中的妻子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但那时市场上供应的副食品还相当匮乏，胡福明只得利用课余时间不厌其烦地穿行在南京城中，采购西瓜、鱼虾等难得的时鲜食品。

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空气燥热，更兼牵挂着要写的文章，使在医院陪伴妻子的胡福明难以入睡。每当夜深人阑时，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

当妻子出院时，文章的提纲已写好，此时正逢暑假，胡福明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文章初稿。这年9月，经历3次修改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鼎世之作在胡福明的笔下问世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送胡耀邦审阅件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这年5月认识的《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胡福明作了个《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的发言，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两三个人站出来反驳、甚至批判他的观点。双方争论不下，会议也难以继续，大会主持人只得宣布暂时休会。这时，王强华找到胡福明，并约他为《光明日报》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王强华。文章投出去后，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历史雄文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1978年1月14日，也就是寄出信后的第4个月，胡福明收到王强华的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的好几个来回，每回修改后回寄。

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他就被王强华接到了《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的办公室。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的马沛文和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编辑的孙长江也在杨西光办公室，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时的哲学史老师。这时胡福明得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标题已经在马沛文的建议下改作《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对于当天晚上大家讨论的情况，胡福明曾回忆说，“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这篇文章本来在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于是，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文章，以便于第二天由《光明日报》的通讯员拿走稿子，傍晚再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又往返修改了好几次。

后来，杨西光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

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此时，作为文章的"始作俑者"，胡福明面前非但没有鲜花和喝彩，荣誉和尊敬，而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一位朋友对他说：“你已经被卷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当时，胡福明还接到许多充满火药味的“问罪信”。有人在信中给他戴上“砍旗”的“大帽子”，咒骂他“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甚至用不堪入目的词语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看到这些信，胡福明并不动怒，只是淡淡一笑了之，并为这些人受极“左”流毒影响太深而深深惋惜。

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到了这时，胡福明所承受的压力才终于被掀翻，接踵而来的是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这场大规模的理论讨论算得上是一次真正而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我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和长足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人的名字通过一篇文章而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紧紧地联到一起，确实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在当时还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而年轻的哲学工作者，就能以自己专业的方式去参与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胡福明创造了一个传奇。

回首往事，胡福明曾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为的是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手稿

胡福明是精熟于理论的哲学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1962年11月20日，胡福明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来改为哲学系）。不久，他便独立开课了，主讲毛泽东思想。两年后，胡福明便去苏北的海安参加“四清”。

从苏南来到苏北的胡福明感受到：苏北这块土地那样贫瘠，世代生息在那里的老百姓生活如此艰苦。那时候苏北农民基本上是住破旧的草房子，吃的菜仅仅有胡萝卜叶子。好多年以后，胡福明还记得，当时他就住在农民的猪圈旁边，也和当地人一样吃被人们取名为“洪湖水，浪打浪”的稀饭加胡萝卜叶。但是，参加“四清”的工作人员一个星期可以上一次街洗澡——名义上是洗澡，实际上是去饭店加餐，吃一斤猪头肉。胡福明感慨，当初可就是靠着这一斤猪头肉才捱过那些饥饿难耐的日子。

1966年新春，根据党中央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精神，南京大学文科师生在匡亚明校长的带领下到溧阳筹建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实行半工半读。文科各系统一按年级建支部，时为哲学系助教的胡福明担任一年级党支部书记，全面负责一年级学生的学习、劳动和生活。

当年6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那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南京大学部分师生随后也写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匡亚明校长及校党委。南京大学继北京大学之后卷入“文化大革命”，校长匡亚明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而胡福明因为在溧阳分校表态认为“匡亚明在南京大学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而戴上一顶“匡亚明黑帮分子”的帽子“靠边站”。

匡亚明被批斗时，胡福明经常陪斗，还戴着高帽子游街。家也被抄了，连家里雪白的墙上都被刷上了打倒的标语，3岁的女儿也被人骂作“黑崽子”，哭着跑回家。造反派还勒令胡福明进行劳改，每天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每月胡福明的工资还要被扣，不能足额领取，一家人应付生活都困难。没办法，胡福明只好将自己用稿费买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卖了。为了参加劳动改造不迟到，胡福明让妻子把卖表的钱拿去买闹钟，谁知祸不单行，小偷把妻子装在兜里准备买闹钟的钱全部偷去了。

当时流行“唯成分论”，1967年夏天造反派去胡福明老家查他的身世，结果查出胡福明出身是贫下中农。造反派们那时都忙于夺权，于是谁也不再管胡福明了。1972年，全国高校经历了6年“停课闹革命”后，在“大学还是要办”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复课闹革命”。当时，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分管教学的系领导，他负责组织教师队伍。在这期间，他坚定地抵制极“左”思潮，将原来系里一些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下放的教师调回来做教员。

与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方面的死寂不同，胡福明在课堂教学中却能将哲学原理中的一些观念和原则与现实联系起来，从而显示出了在当时看来颇令人感到震撼的开放性。每当给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时，胡福明都会告诫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要真信、真用，把自己铸就成学者加战士型的人才。这番话，其中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胡福明是将自己的人生思考和工作作风教授给学生。在教学安排上，胡福明也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即使在“下乡、下厂开门办学”时也坚持上课，严格考试考查。这样，在那动荡不定的年月，学员们也能学到系统的理论知识。

粉碎“四人帮”，万众扬眉，举国欢庆。得知这一喜讯的时刻，胡福明一下子感到：又解放了！压在心里的一块沉重石头猛地被掀掉了！喜不自禁的他买了一瓶酒和几只蟹，全家人在一起共庆胜利。在江苏省和南京大学第一次批判“四人帮”的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发言。

全国恢复高校招生的第一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择优录取了70多名学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四人帮”的余毒尚未肃清，许多理论问题都被搞乱。因此，教学中首先面临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胡福明在组织教学中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他鼓励教师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探讨问题，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重新端正过来。

为了哲学系的进一步发展，胡福明在抓好本科生教学的同时，鼓励各教研室积极筹建硕士点，招收研究生。1978年，哲学系第一次招收了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与此同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点也建立起来，在当时全国高校哲学系中少有的同时拥有3个硕士点。如今，南京大学哲学系已拥有多个学科的博士点，许多毕业生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博士生导师。这一切，都蕴含着胡福明所作出的贡献。

胡福明在盐城调研村务公开情况

202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胡福明看来，二十大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功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又踏上新的赶考之路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

胡福明说，二十大深入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系统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十大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事业成败始终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的重大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只要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就正确，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就迅猛发展；反之，实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就必然发生指导思想的错误，给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早年学新闻、后来又研读哲学的胡福明，既有观察社会的广阔视野，又有研究问题的严密思维，这是他研究社会科学的特有优势。

1982年秋天，胡福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84年当选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并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虽然肩上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但胡福明胸怀全局，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重视理论研究，关注学术界动向，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严肃思考。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江苏苏南地区经济发展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了颇具本地区特点的成功经验，人们称之为“苏南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理论界的学者们纷纷对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研究考察，而胡福明是很早就积极倡导苏南经验的热情宣传者。

苏南是胡福明的家乡，他对苏南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也是一位头脑清醒的社会科学家。当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市场经济还被许多人不理解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认为它是具有重要意义和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并指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和调节。而当乡镇企业得到大发展而成为苏南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人对之抱盲目乐观态度，胡福明又及时地指出乡镇企业的弱点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改革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物质文明的建设不能脱离精神文明建设。胡福明认为，正是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重视知识，重视教育，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才为苏南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胡福明的推动和积极参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太仓市委合作，成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典型调研”课题组。胡福明担任学术指导，于1996年完成了《苏南精神文明建设模式》一书，较系统地总结和宣传了苏南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

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胡福明不仅善于从全局把握时代的脉博，而且他对理论探索的使命感和执著地追求也令人感叹。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胡福明一直从事沿海地区现代化建设研究，对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很多前瞻性见解。尽管他公务十分繁忙，但仍投入大部分精力自始至终直接指导课题研究的开展。他不仅自己读书和调查研究，还组织了一批省内学者进行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并组织主持召开了几次全国规模的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研讨会，约请全国的同行、专家、学者参加，集思广益。

1994年12月，由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里程》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11月，由他主编的《苏南现代化研究》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由他领衔撰写的《苏南现代化》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他主编的一套《中国现代化丛书》（共10本）由南京出版社出版。这些书籍的出版，对江苏省执行中央关于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指示，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得到了理论武装，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从最初就学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而后执教于南京大学，又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门、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政协的领导，从下而上，胡福明既经历了不同层次的锻炼，也经历了远非一帆风顺的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紧紧抓住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核心问题，通过深刻而又严谨的理论研究，使思想成为一把剖析和言说当下社会问题的利剑。

胡福明与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学生在一起

1935年7月，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县（现为锡山市）长安乡一个贫穷农户家庭里。小时候的胡福明非常喜欢读书，虽然家里生活捉襟见肘，但开明的父母还是勒紧裤腰带东借西凑地送他去上学。后来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交学费了，小学期间他还失学了半年。从十二三岁开始，胡福明就下田干活，插秧、翻地、耘草等苏南水稻田的农活他全会干。

磕磕绊绊地好不容易捱到了小学毕业，胡福明于1948年秋天进了镇上的初中补习班学习。学校离家有3里路远的路程，但他坚持走读，以便读书、干活两不耽误。1949年无锡解放了，家里分到了地和田，二哥也在乡政府工作了，从此家里的生活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时，镇上的初中补习班被办成了中学，刚读了一年补习班的胡福明也成了中学生。

1951年，胡福明初中毕业，但家里无力供他读高中，只好在家里种田。当时刚成立的人民政府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设立了助学金制度，支持鼓励贫寒家庭子女就学。在家种了半年田的胡福明抓住这个机遇，于1952年考入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江苏省无锡师范春季班。

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每逢星期六下午胡福明就得从学校赶回家，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在家劳动一天。星期一天刚蒙蒙亮他就得从家里出发，赶在早饭前返校。每到夏忙和秋忙时，胡福明都得请上一个星期的假，帮助家里种田。就是这样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胡福明的学习也从来没有耽误，而且他的成绩在班上还是靠前的，并担任了学校黑板报的“总编”，后来还当上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1955年2月，胡福明被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同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入学后，胡福明很快发现，做新闻需要敏锐的头脑，需要观察研究社会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于是，他到哲学系去听选修课，开始自学哲学，从此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毕业时，胡福明得知自己要被分配到中央报刊去，感到很高兴。但是不久系总支书记、系主任都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送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9月初，胡福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开始了3年的埋头攻读。他学得很扎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对他来说是了然于心。1962年毕业分配时，中国人民大学一再挽留胡福明，但胡福明考虑到妻子在无锡工作，而且将来难于调入北京，便选择了南京大学。

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不凡造诣及对当代中国思想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外，胡福明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或是有过交往的朋友，无不对他抱有真挚的感情和美好的印象：极具亲和力，为人宽厚洒脱，不落俗套，侠骨义肠，助人为乐。即使是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也从不对人摆架子，以前的同事们一直亲切地称他为“老胡”。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农村基层，胡福明都有一批好朋友，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胡福明和妻子张丽华感情深厚，当年南京有丽华牌的香烟、牙膏，有些人便开起了胡福明的玩笑说：“你是口里含丽华，嘴上吸丽华。”张丽华是胡福明的师妹，也是城市家庭里的独生女。1961年他们结婚时，胡福明正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没有任何积蓄，而且还要把有限的助学金积累下来寄给父母补贴家用。毕业后，他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当老师，一心扑在理论研究上，简直把家当成饭店和旅馆了。可妻子没有任何怨言，还想方设法把家常便饭做得香甜可口，把简陋小家布置得温馨舒适，悉心照料和教育孩子，大力支持胡福明全心全意地工作。提起妻子张丽华，胡福明总是发自内心地感谢她。

2001年，胡福明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任上退了下来，开始了退休生活。退休以后的他在时间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支配权，于是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理论上的问题。胡福明读书很认真，读马列原著尤为认真——他并不拘泥于原著上的词句，常拿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作比较，以自己的思考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在应邀作报告时，往往就讲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意见。

每天除了读书看报，胡福明还有必做的3件事，一是去办公室看文件，二是去菜场买菜，三是去学校接读书的孙子回家。生活清闲了，但他的脑子不会清闲，就连买菜、接孙子时，他都会有意识地与周围接触的人天南海北地聊天，了解一些以往在机关无法得到的信息。

确实，胡福明永远都改变不了自己那富于理论思维的学者秉性和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他说：“我是一个穷孩子，是共产党培养和教育了我，使我成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有这样的情感与思想积淀，使得我总感到有一种使命，就是维护真理。因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说明了共产党能够拨乱反正，用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制定方针、政策，把实践当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获南京大学哲学系“最高贡献奖”。

2023年1月2日6时40分，胡福明在南京病逝，享年87岁。4天后，尽管有疫情，但许多人赶到南京殡仪馆博爱厅为老人遗体送最后一程，悼念这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