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前的古代，东西方进行贸易的时候往往是东方占据优势，来自东方的如中国的茶叶和瓷器、印度的香料等都是在西方最受追捧和畅销的商品，甚至汉朝出口到罗马的丝绸，一度使得罗马官方颁布法律，禁止普通男子穿戴丝绸，以防财富大量流出。
而在东方，地大物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中还是往往占据优势，如周边日本、朝鲜等国的朝贡，也被称为朝贡贸易，使节们来中国的朝觐实际上就是贸易的过程。
但与不管是和西方还是周边国家贸易往来时都占优势的中国出口相比，漫谈一下中国古代的进口反而可能更有意思。那么，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青睐哪些“进口商品”呢？
汉武帝与“汗血宝马”
在中亚今土库曼斯坦产阿哈尔捷金马，该马身材高大，四肢修长，奔跑时耐力强速度快，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最为奇特的是，阿哈尔捷金马因为皮薄毛细，又因为马的肩部汗腺发达，所以长时间奔跑时能透过皮肤看到血液在血管中快速流动，皮肤变红，且再伴着汗液，给人一种“流血”的假像，故在我国古代被称为“汗血宝马”。
张骞出使西域时曾见过这种马，他回国后虽告诉了汉武帝，但武帝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物。直至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机缘巧合之下终于获得了一匹“汗血宝马”，欣喜若狂之下亲自作《天马歌》记之，说“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还曾赞道“太一贡兮天马下，今安匹兮龙为友。”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汗血宝马”很是青睐，所以只得到了一匹宝马的汉武帝并不满足，于是他开始想法子怎样从汗血马的产地大宛国去扩大进口了。
汉武帝为了从大宛国进口汗血马，特意派使者带着大量的金银及一匹黄金打造的金马去大宛进行交换，即《汉书》所载“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善马。”但大宛国“爱其宝马不肯与”，并且在汉使归途中杀人夺财。
武帝由此被激怒，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令李广利为将，“发属国军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征伐大宛，以获得汗血宝马。李广利到达大宛后直接击退了迎战的大宛军队，包围了其都城，后又决其水源，终于迫使大宛杀掉了自己国王而投降汉朝。投降后，大宛任凭汉军挑选国内好马，李广利带走了汗血宝马十匹，中等宝马共计三千匹，且大宛每年还要进贡两匹汗血宝马。至此，汉武帝为求汗血宝马而发动的征伐大宛之役方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为了得到汗血宝马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除了个人喜好及报仇之外，还和想借引进汗血宝马改良国内马种有关，因为只有有好的马匹，才能有强大的骑兵与匈奴作战。
唐朝大规模进口“香料”
香料是由一些干的植物种子、果实或皮根做成的可用于饮食、熏香甚至医药的材料总称，如胡椒、肉豆蔻、沉香、丁香等。唐代社会用香量巨大，很多唐朝的诗人都写过关于香料的诗，如李白的“横垂宝帏同心结，半拂琼筵苏合香”，又如王维的“小儿多送酒，小玉更焚香”。
唐朝普通平民的饮食离不开香料，如唐代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就记载当时人们吃肉时往往都要加入胡椒。而宫廷贵族们更是对香料上瘾，如《香乘》载：“唐明皇君臣多有用沉、檀、脑、麝为亭阁何多也。”可以看出唐朝的显贵们除了熏香外，还广泛的将香料用于建筑上，并且涉及到沉香、檀香、龙脑香、麝香等多种高级香料。
可是在当时唐朝国内香料生产较少，缺少多种高级香料，且社会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各种“香料”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不过好在唐朝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尤其是盛唐时国力强盛，对外联系紧密，具有进口香料的条件。如前面提到的胡椒，《酉阳杂俎》中就专门记其产自南亚的摩伽陀国，其它香料如沉香也是产自南亚，龙脑香出自东南亚，安息香则产自波斯，苏合香来自西域，当然还有更多的香料也都是由外域提供。
唐代进口香料的主要中心是广州，当时来自南亚、阿拉伯等地的大量胡商云集于此，香料船上运来的各种香料更是堆积如山，甚至在南海出现了专门抢劫胡商香料船的海盗。唐朝对于香料的进口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士大夫尤爱“倭刀”
宋朝大致对应日本的平安京时代晚期及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刀剑铸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从过去主要是模仿中国铸造技术而转变为开始独立发展，幕府将军的统治，武士集团的崛起，更是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日本刀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的日本刀就铸造工艺而言，刀身反复锻炼，斩切效果好，且发展了中国两汉时期的钢铁花纹打练技术，整把刀既满足实战需要又华丽非凡。
所以从宋代开始，产自日本的“倭刀”就开始不断地传入中国。如北宋欧阳修曾专门作《日本刀歌》，歌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欧阳修还说当时很多“好事”的年轻士大夫高价购买倭刀后招摇过市，故意炫耀。
而同时期日本的《宇治拾遗物语》记载“以太刀（日本刀）十把为质，则可自唐人（其实是对宋代中国人的称呼）借来六七千匹之物”，也可以看出日本“倭刀”在宋代的受欢迎程度。
清朝大量“进口”西洋钟表
明朝末年的时候，利玛窦觐见万历皇帝时所带的礼品中就有“报时钟二架”，但若说大量引进则是在清朝。清朝的统治者从康熙皇帝开始就非常喜欢西洋钟表，如康熙皇帝曾写诗说西洋钟表是“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广州将军给乾隆进贡了几件豪华西洋钟表，有“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两圆”。乾隆得到这些西洋钟表后，龙颜大悦，随即下诏给广州，称赞这次进贡的西洋钟表很好，让他们以后见到精品“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影响，除了地方官员想尽法子去搜寻西洋钟表借以进贡给皇帝以图皇帝青睐外，京城内的达官显贵们及各地大员都以家中摆设西洋自鸣钟为时尚，甚至对于高官们来说怀表已成工作必需之物。
《西清笔记》中记载清朝时紫禁城交泰殿中放了一座巨大的西洋座钟，每到整点报时时钟声可传极远。每次等到宫里的大座钟报时时，军机处值班的大臣于敏中便会提醒各位同僚“表可上弦矣。”，即给自己的怀表校时以随时准备皇帝的召见。在这种情况下，“西洋钟表”的市场就此而形成。
由于此时只有广州一口通商，所以广州成为了进出口贸易的中心，据《粤海关志》记载，受国内市场的刺激，来中国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除了带传统的“哔呢、羽绒等货”外，还载有大量的钟表，当时仅英国钟表商詹姆斯·考克斯一家在六年的时间里出口到中国的西方钟表就价值75万英镑，借此可见清朝进口西洋钟表数量之多。
总的来看，近代以前，虽然我国长时间在东西方贸易、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贸易毕竟是双方互动的一个活动，历代王朝也肯定会进口一些国内所需的“紧俏货物”。通过了解历代王朝所青睐的各种“进口”商品，也能够对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