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选用多人制衡的遣将模式，那么，曹操在合肥之战中他的驭将之道是什么？他的遣将特点又是怎么样的？

合肥是魏吴战争的前线。曹操兵败赤壁后，魏吴在合肥一带展开过多次争夺，呈现出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魏吴双方在合肥一带的鏖战，虽互有胜负，但都未能给予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率军进入谯县，“作轻舟，治水”，展开“军谯备战”。

之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率领号称步骑四十万的大军进军濡须口，开始了第一次濡须之战。由于曹操对南向用兵的天时地利估计不足，战争进展不利，被迫撤兵，孙权也没有率兵追击。但是“濡须之第一战，对于孙权意义重大，一是振奋了士气，二是得民十余万户”。濡须之战也为此后的皖城合肥之战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濡须之战后，曹操派遣张辽、乐进和李典率兵驻守合肥。“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此处涉及一个问题，合肥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为什么曹操只分配了七千人的兵力?有认为，这是曹操用兵的一个原则，“曹操在原则上不将万人以上的兵力委派给曹氏、夏侯氏之外的人，严格控制武将的兵力”。

吕蒙奇袭蕲春的策略，使得曹魏在皖城合肥一带的人口数量下降，使皖城基本成为一座空城。“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盗。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这样的情况，为之后孙权轻易夺取皖城创造了条件。

孙权攻克皖城后，曹操再次亲征孙权，无功而返。曹操临走时，给张辽、李典和乐进，留下了“贼至乃发”的锦囊妙计。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孙权进攻合肥，由此开始了这场著名的合肥之战。合肥之战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得十分精彩，表现出了张辽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件事在《三国志》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三国志·李典传》中，关于张辽三人的分歧这样记载：

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愿君计何如，吾可以私慨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

分析这段材料可知，李典是调和张辽与乐进的重要因素，若不是李典的“慨然曰”，张辽三人的不睦险些造成严重后果。《三国志·李典传》曾载：“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从中可以看出，三人的分歧主要还是在张辽与乐进之间。但是，张、乐两人为什么会发生分歧，史书中没有记载。本文认为，张辽与乐进产生矛盾的原因，一是曹操的将领设置，二是他们二人的履历。

首先，分析曹操在合肥的将领设置，“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汉帝，称进及于禁、张辽曰：‘武力既弘……宜各显宠。’于是禁为虎威；进，折冲；辽，荡寇将军。”可见，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张辽与乐进的官职相同，他们都属于杂号将军这一序列。时至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由于张辽成功镇压梅成、陈兰的反叛，曹操给了他“增邑，假节”的赏赐。

乐进则在合肥之战前，跟随曹操征讨孙权，也被授予“假节”的赏赐。李典在合肥战前，“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馀口居邺”，被升为破虏将军。可知，合肥之战时，从官阶上讲，张辽、李典、乐进是平级，属于杂号将军序列。张辽和乐进由于有“假节”，在军中的威信要高于李典。但是，张辽和乐进却不存在高下尊卑之分。从张、乐、李三人的对话内容来看，张辽对乐进没有指挥权。政策必须通过以多对少才能执行下去。因而，在合肥之战中不存在最高指挥官，张辽与乐进是平级关系，这是张辽与乐进存在分歧的一个原因。

其次，张辽与乐进的分歧还可能是由于曹操集团中“新人”与“旧人”的纷争。这里“新”与“旧”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依据进入曹操集团的时间。将曹操从陈留起兵至曹操获得兖州视为曹操创业初期，之后视为后期。因为在获得兖州前，曹操始终都没有一个稳固的基地。史书记载，张辽是在曹操剿灭吕布时期及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进入曹操集团的：“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乐进进入曹操集团的时期史书的记载则较为模糊。

对于“以胆烈从太祖”的具体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依据“从击吕布于濮阳”，乐进进入曹操阵营的时间应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之前。依据现有材料可以对乐进投奔曹操的时间进行推测。在兴平元年之前，史书中记载了两条有关乐进的信息：一个是“还本郡募兵”；另一个是返回曹操阵营，被任命为“军假司马、陷阵都尉”。

乐进返回曹营时担任的职务为“军假司马、陷阵都尉”，这符合曹操创业初期武将的任职情况。首先，曹操创业之初，官职较低，无权任命高官。居于东郡时，曹操的职位不过是奋武将军和东郡太守，而且这两个职位都由袁绍任命。其次，跟随曹操起兵的“诸夏侯曹”，在开始时也基本都任“都尉”“校尉”等下级军官。

比如，夏侯惇就曾任司马，夏侯渊曾任别部司马、骑都尉，曹仁为别部司马、厉锋校尉。再次，后期进入曹操集团的将领，基本会任“中郎将”及以上官职。比如，张辽曾任中郎将；张郃进入曹操阵营的时间更晚，任职更高，为偏将军。而这些“新人”则会对“旧人”造成一定的挤压。“新人”升迁迅速，可能会诱发“旧人”的失落情绪。

再看“还本郡募兵”。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起兵到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会战吕布的这四年中，没有关于乐进的记载。但是在初平元年，曹操兵败于董卓军后，“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

这至少可以证明曹操在这一时期兵员短缺，据此推断乐进“还本郡募兵”应该在初平元年时期。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率军进入东郡，“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而乐进就是东郡卫国人，乐进很有可能是在曹操居于东郡时投靠曹操。再梳理曹操起兵之前的经历，会发现曹操与东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操20岁时，就曾任东郡顿丘县的县令。而顿丘距离卫国十分之近，这样近距离的生活处境，乐进又是勇武之才，曹乐二人有所联系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光和年间(公元182—184年)，曹操还曾担任过东郡太守，不排除在曹操起兵之前，乐进就与曹操认识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乐进正式进入曹操集团的时间应该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前后，此前曹操与乐进有认识的可能性，或乐进已经成为曹操集团名副其实的部将。张辽与乐进的冲突一方面表现为谁是最高指挥官的争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曹操集团中“新人”与“旧人”之间的矛盾，这具体现在，“新人”职位升迁快，对“旧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

另外，曹操战后的赏赐。依据史料来看，合肥之战的最大功臣无疑是张辽。

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

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

合肥战后，张辽被任命为征东将军。而乐进在此次战役后，“以进数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进迁右将军”。此处涉及征东将军与前后左右将军哪一类职位高的问题，万绳楠先生认为，四征将军是曹魏政权中最重要的军职。但是，根据袁理的研究，在汉末时期，四征将军的官阶还没有跃升至前后左右将军之上。

四征将军真正超过前后左右将军是在黄初末年，太和初年(公元225—228年)官制改革之后。此外《三国志·张辽传》载“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可见在曹丕称帝之前，前后左右将军的官职应该高于征东将军。据此，笔者认为在合肥之战的赏赐上体现出了曹操对老部将的特别照顾。

合肥之战，曹操在遣将方面有突出的特点：一是多人制衡；二是对老部将有所偏向。这种遣将方法在曹操的军事部署中比较常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多人制衡的遣将模式。曹操创业早期，受制于地域范围的限制，曹操一般是亲自领兵打仗，自任最高统帅。在都许之后，遣将征伐的现象开始增多，依据《三国志·武帝纪》相关材料，统计曹操遣将的情况。

异姓将领很少会得到单独领兵出战的机会，往往是多人一起行动，史书对他们的行动往往用“与”来称呼。诸夏侯曹中，曹仁与夏侯渊是获得单独领兵机会最多的将领，并且往往获得督将的权力。这种对异姓将领的安排，是曹操用人“以权术相驭”的具体表现形式。使将领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从而确保曹操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曹操对张辽、李典和乐进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一次。在这次战役中，李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的品行，将张辽与乐进连接起来，使他们在孙权大兵压境之下得以团结对敌，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曹操对老部将的偏向。这种情况可以在五子良将中看到。如果我们按照“新人”和“旧人”对五子良将进行划分，乐进和于禁属于“旧人”，张辽、徐晃和张郃则属于“新人”。乐进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左右投奔曹操。于禁投奔的时间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黄巾起，鲍信招合徒众，禁附从焉。及太祖领兖州，禁与其党俱诣为都伯，属将军王朗。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军”。徐晃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投奔曹操。张辽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投降于曹操。

张郃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从袁绍阵营投降曹操。曹操对老部将的偏向首先体现在将领的职位上。乐进和于禁在曹操时期，便已跻身于内朝将军系列。乐进和于禁在曹操时期最后的官职分别为右将军和左将军，而张郃与徐晃则为杂号将军，张郃为荡寇将军，徐晃为平寇将军。张辽虽然属于“新人”，但由于其卓越的战功，被任命为四征将军，但四征将军在汉末时却低于内朝将军。

虽然，曹仁为四征将军中的征南将军，夏侯渊为四征将军中的征西将军，但张辽与曹仁、夏侯渊的权势不可同日耳语。夏侯渊、曹仁身为诸夏侯曹的成员，获得过数次督将的机会。张辽升为征东将军后，鲜有督将经历。曹操对老部将的偏向还体现在将领的家属上。乐进和于禁的后辈在曹操时便得到了封赏。

“以进数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于禁则“迁左将军，假节钺，分邑五百户，封一子列侯”。张辽、张郃和徐晃的家属在曹操时期并没有受到优待，张辽的兄弟儿子在“文帝即王位，传前将军。分封兄泛及一子列侯”。徐晃、张郃和李典的儿子受到赏赐则是在魏明帝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