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在寒冷的北京，陈毅元帅离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首都。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数百人聚集在这里，为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送行。当时已经身体不适的毛主席原本并未计划出席，却在追悼会开始前突然改变主意，亲自前往祭奠。在追悼会现场，数百个花圈摆放在灵堂两侧，每个花圈上都写着对陈毅元帅的追思之情。然而，就在毛主席准备离开时，一个摆放在角落的花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看似普通的花圈上的挽联，不仅让毛主席驻足凝视，更让他立即喊来周总理，要求为挽联作者安排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挽联，能让毛主席如此重视？这位神秘的挽联作者又是何许人也？
一、突发事件：陈毅元帅追悼会
1972年1月6日凌晨，北京医院传来消息，陈毅元帅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这位曾率领大军在淮海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又担任外交部长的开国元帅，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历程。
消息传出后，中央立即决定于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陈毅元帅举行追悼会。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追悼会的规格并不高，参加人数限制在500人左右。中央有关部门只向军队系统、外交系统和上海市的部分干部发出了通知。
1月10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早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礼堂正中央摆放着陈毅元帅的遗像，两侧是各界敬献的花圈。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的位置摆放花圈，检查悼念用品，确保一切符合规范。
追悼会原定下午三点开始。然而就在下午一点半左右，一个意外的电话打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说毛主席决定参加追悼会。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原本按部就班进行的追悼会准备工作骤然紧张起来。
周恩来总理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八宝山。他一到现场就组织人员重新部署安保工作，检查会场布置，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他还下令放宽参加追悼会的限制：凡是提出要参加追悼会的人，都可以来八宝山送别陈毅元帅。
下午两点半，毛主席的车队抵达八宝山。这时的毛主席身着中山装外罩米色大衣，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步入礼堂。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家属迎了上来。毛主席在灵堂前驻足，默默注视着昔日战友的遗像。
随后，追悼会正式开始。与会者依次向陈毅元帅遗像三鞠躬，表达最后的敬意。整个追悼会庄严肃穆，许多与会者都难掩悲痛之情。特别是那些曾在淮海战役中与陈毅并肩作战的老同志们，更是泪流满面。
追悼会进行到一半时，礼堂外突然下起了雪。细密的雪花飘落在八宝山的青松翠柏间，仿佛天地也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送行。追悼会虽然规格不高，但前来送别的人群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一些普通群众，他们自发前来，只为向这位受人爱戴的元帅作最后告别。
二、一副特别的挽联
毛主席原本准备离开追悼会现场，但在经过灵堂一侧时，一个摆放在角落的花圈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花圈的位置并不显眼，甚至可以说是被其他花圈所遮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花圈，其上的挽联却格外引人注目。
挽联写道：＂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短短二十个字，既高度概括了陈毅元帅的一生，又以精妙的对仗展现了极高的文学造诣。＂仗剑从云＂四字，点出陈毅投身革命的豪迈气概；＂作干城＂三字，彰显其为国为民的担当；＂军声在淮海＂，道出他在淮海战役中的卓越功勋；＂遗爱在江南＂，则写出了他在上海市长任上为民造福的政绩。
这副挽联的书法也极具特色，笔力遒劲，结字严谨，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底。挽联下方的署名更是让毛主席感到意外，那是一个他熟悉的名字：张伯驹。
毛主席立即叫来了张茜，询问关于这个花圈的来历。张茜告诉毛主席，这是张伯驹专门派人送来的。由于特殊原因，张伯驹本人不能来参加追悼会，但他听闻陈毅逝世的消息后，当即拟就这副挽联，并亲自题写。
周恩来在一旁补充说，张伯驹和陈毅的交情可以追溯到解放前。两人都是饱学之士，常常以诗词唱和。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期间，两人的往来更加密切。陈毅生前多次表示，张伯驹是一位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
毛主席听完这些介绍后，又仔细看了一遍挽联。这副挽联不仅在文辞上精妙绝伦，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作者对陈毅为人为官的深刻理解。无论是军事统帅的威名，还是地方主官的政绩，都被浓缩在这短短的对联之中。
这时，有工作人员向毛主席介绍，这个花圈原本是张伯驹托人送到陈毅家中的，张茜坚持要把它摆到追悼会现场。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工作人员将花圈放在了不太显眼的位置。
毛主席听完后，立即转身对周恩来说：＂老周，这个张伯驹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周恩来答道，张伯驹目前没有具体工作。毛主席随即说道：＂要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这句话，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分量。
这副看似普通的挽联，不仅凝聚了一位文人对故友的追思之情，更成为了一个时代转折的见证。它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众多挽联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这场追悼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笔。
三、历史的交汇点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始于1940年代。当时的张伯驹已是北平著名的收藏家和文物鉴赏专家，而陈毅则在山东率领新四军与日军周旋。两人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都怀着保护中华文化的赤诚之心。
1943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加紧搜刮文物。张伯驹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力，秘密收购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若干宋元名画和古代书法作品。为了避免这些文物落入日军之手，他通过地下党员的帮助，将部分文物转移到了新四军控制区。陈毅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调配专人护送这批文物，并派人带信感谢张伯驹的爱国义举。
1946年春，张伯驹再次通过地下党联络员向陈毅求助。这一次，他需要将存放在北平的一批珍贵古籍安全转移。陈毅派出了一支精干队伍，化装成商人，成功将这批古籍护送出城。这些古籍中，包含了多部宋元版善本，都是中华文化的稀世珍品。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期间，两人的来往更加密切。1950年春，陈毅在上海举办了一场私人诗会，特意邀请了张伯驹参加。在诗会上，两人以＂江南春＂为题飞笔挥毫，陈毅的豪放与张伯驹的婉约形成鲜明对比，令在场众人赞叹不已。
这场诗会后，张伯驹向陈毅提出了一个建议：在上海设立专门的文物修复研究所。他认为，大量珍贵文物因年代久远而损坏，若不及时修复，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陈毅对这个建议高度重视，很快就批准了相关计划。
1953年，张伯驹将自己珍藏的《汉石经》残片及拓本无偿捐献给国家。陈毅得知此事后，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为张伯驹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捐赠仪式。在仪式上，陈毅称赞张伯驹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者＂。
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张伯驹的处境日渐艰难。1957年后，他被划为右派，失去了工作职位。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整理古籍文献，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默默奉献。陈毅在这期间多次暗中关照张伯驹，让他能够继续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张伯驹因其出身和经历，处境更加困难。这时的陈毅虽然自身也面临压力，但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和保护张伯驹。他曾多次在中央文物保护会议上提到张伯驹的贡献，强调保护文物专家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这段深厚的交往，当张伯驹听闻陈毅去世的消息时，才会不顾个人处境，执意要送上那副饱含深情的挽联。这副挽联，不仅是对一位老友的追思，更是对一段跨越时代的友谊的见证。
四、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离开八宝山革命公墓前的那句＂要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很快就转化为了具体行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就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会议首先确定了三个原则：第一，要充分尊重张伯驹的专业特长；第二，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第三，要重视发挥他在文物鉴定和保护方面的专长。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提出让张伯驹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担任文物鉴定顾问的建议。
1972年1月15日，文化部向故宫博物院发出了正式通知。通知中特别强调，要为张伯驹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在古籍文物鉴定方面的专业优势。故宫博物院随即成立了工作小组，负责接待安排工作。
1月20日，张伯驹正式到故宫博物院报到。院方特意在文渊阁旁的办公室为他安排了工作场所。这个位置不仅安静，而且靠近珍贵文物收藏区，方便他进行鉴定工作。故宫还专门配备了两名助手协助他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完备的文物鉴定设备。
张伯驹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对新征集的一批宋代书画进行鉴定。这批作品来源复杂，真伪难辨，之前多位专家都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张伯驹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详细的鉴定报告，不仅准确指出了其中的真品和赝品，还对每件作品的年代、作者、流传经过都做出了专业考证。
2月初，故宫收到了一批来自河南的出土文物，其中包括多件青铜器。这些文物的年代和产地存在争议。张伯驹在详细观察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这批青铜器应该是春秋晚期郑国的器物，而不是此前专家认定的战国时期的作品。他的这一判断，后来被考古发掘证实完全正确。
3月份，张伯驹参与了故宫的一项重要工作——《清宫珍藏书画目录》的编撰。他不仅对目录中的作品进行重新鉴定，还为每件作品撰写了详细的题跋。他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目录的学术价值，使这部目录成为了研究清代书画收藏的重要参考资料。
4月中旬，故宫举办了一次内部研讨会，张伯驹在会上作了题为《古代书画鉴定方法》的专题报告。他系统总结了自己数十年的鉴定经验，为故宫的年轻工作人员进行了悉心指导。这次报告的讲稿后来被整理成册，成为了文物鉴定工作的重要参考材料。
随着工作的开展，张伯驹在故宫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不仅在文物鉴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带动了一批年轻的文物工作者迅速成长。他的到来，为故宫的文物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国的文物鉴定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五、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1972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故宫博物院视察工作。在听取了张伯驹的工作汇报后，周恩来特意谈起了陈毅追悼会上那副挽联的往事。周恩来说，那副挽联不仅体现了张伯驹的才学，更反映了他对陈毅同志的深刻理解。
张伯驹随即向周恩来讲述了这副挽联的创作过程。1972年1月6日晚上，他获悉陈毅逝世的消息后，立即提笔写下了这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一句，源自他1946年在上海亲眼目睹陈毅指挥部队解放上海的情景。当时陈毅站在外滩的一座高楼上，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军声在淮海＂一句，则来自张伯驹1948年冬天的亲身经历。当时他正在徐州一带考察文物，恰逢淮海战役打响。他亲眼看到陈毅统帅的部队以精湛的军事才能，将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徐州城下。那场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遗爱在江南＂一句，更是张伯驹对陈毅主政上海时期的直接见证。1949年至1958年间，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多次邀请张伯驹参与上海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工作，两人在这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听完后说，这副挽联不仅是对陈毅的追思，更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他提议由故宫博物院将这副挽联及其创作背景整理成专门的档案，永久保存。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故宫博物院随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史料。他们找到了张伯驹当年创作挽联时使用的宣纸、毛笔，以及相关的书信往来。同时，他们还采访了当时参与送递花圈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1972年8月，这些资料被整理成册，形成了《陈毅元帅挽联档案》。档案中不仅包含了挽联的原稿，还收录了张伯驹与陈毅交往的重要文献，以及两人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共同贡献。这份档案后来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2年底，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次内部展览，展出了这副挽联及相关史料。展览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前来参观。他们认为，这副挽联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更重要的是它真实记录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1973年初，应文化部要求，故宫博物院将这份档案的复印件分送至全国各大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的广泛传播，使得更多人了解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见证了一个特殊年代中知识分子与革命家之间的真挚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