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然而在此之前，邓小平复出一事，遭到了一些中央领导干部的反对。

汪东兴就是其中之一。

1976年，是大悲大喜的一年。

9月9日，毛主席的离世，让整个国家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

一个月后，中央果断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小组”，全国上下又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很快，叶剑英就以国家大局为重，向华国锋提出了为邓小平平反、重归工作岗位的建议。

据邓小平之女毛毛回忆，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他夹在指间的烟微微颤抖起来，那是压抑已久情感的流露。

10月10日，他满怀激动地提笔致信中共中央，对中央的果断决策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

随后，叶剑英又几次向华国锋提议此事。

在玉泉山举行的中央政治局重要会议上，叶剑英正式且恳切地提议，应迅速安排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我提议让邓小平同志回来工作，在座的各位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此言一出，李先念等党内干部领导立即表示支持。

然而，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却未能立即迎来转机。

1976年11月15日，宣传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由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负责筹备主持。

当时的汪东兴权重一时，是华国锋的得力助手。

汪东兴之所以能在政坛上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因为他为粉碎“四人小组”立下了汗马功劳，更因为他长期跟随在毛主席身边。

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这对党内高层动态与决策非常了解。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说：“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如果按照汪东兴的说法，那么邓小平是绝对没有可能复出的。

虽然汪东兴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但从私人角度而言，汪东兴对邓小平并没有成见。

相反，此前邓小平一家下放时，汪东兴还帮了他们不少忙。

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主席委托，到邓小平家中看望他。

同时，传达了毛主席的三条意见和嘱咐：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若遇难事，可以找汪东兴，或是给主席写信。

毛主席明确要汪东兴来管邓小平的事情，很明显是要亲自过问他的问题。

这无疑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倘若让林彪、江青等人插手，那么邓小平的命运大概会完全改变。

1968年8月，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求学。

面对欺凌与迫害，他选择跳楼来表达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

消息传到汪东兴那里，他迅速将此紧急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汪东兴马上去做了协调，最终将邓朴方送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1969年10月22日，汪东兴特意安排邓小平卓琳夫妇与大女儿邓林见面。

当时，邓小平马上就要下放江西，夫妇二人正在收拾东西。

汪东兴对他们说：“你们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不会动的。以后你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下放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也是汪东兴帮忙解决的。

邓小平一家喜出望外，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1972年春天，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表示感谢：“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大学，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了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1971年11月，邓小平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想要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

这封信是由汪东兴亲自转呈给毛主席的。

1972年初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主席主动提及邓小平。

这一表态，无疑是对邓小平复出之路的一个重要铺垫与暗示。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出来工作。

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

汪东兴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毛主席，很快便得到了批示。

毛主席肯定了邓小平的战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

周总理看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后，当即指示汪东兴：“立即照办！”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重返北京，被安置于花园村的一栋楼里。

汪东兴是第一个前去探望的，关切询问他们生活是否方便，有没有什么需要。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为了改善邓小平的生活，中央选定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为他建房。

汪东兴亲自监督，费心费力。

他特别指示，负责施工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邓小平家里孩子多，所以新房子要高，空间要大，房间要多。

考虑到邓小平夫妇的身高，他又细心要求马桶、洗脸盆、窗台等生活设施要降低高度。

写字台、餐桌椅、沙发、床这些家具，也要准备便于他们使用的尺寸。

邓小平喜欢散步健身，汪东兴就要他们把院子建得大一些，并要求在院子里栽几棵四季常青的树。

可后来，“四人小组”又刁难起了邓小平。

为此，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至更东交民巷。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两项决议。

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撤销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但保留其党籍。

原本江青等人的意见，是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是这样激进的主张，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

次日，邓小平亲笔致信汪东兴，并通过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全力拥护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与卓琳刚转移到东交民巷时，生活很不方便。

幸好汪东兴安排了滕和松负责他们的安保，能帮他们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以解燃眉之急。

数日后，经汪东兴批准，滕和松将曾在邓家服务过的李师傅请了过来。

邓小平夫妇的生活，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与改善。

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汪东兴精心部署，派遣多名警卫战士，日夜轮班驻守。

而汪东兴之所以反对邓小平的复出，主要是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忠实拥护者。

自然也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支持者：“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和汪东兴依旧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反对邓小平复出。

然而在此次会议上，党内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都站出来为邓小平发声。

面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

在会议闭幕之际，他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安排邓小平同志重返工作岗位”。

但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求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

那时的邓小平，已深刻认识到“两个凡是”的弊端。

他明白，唯有揭露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本质，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党的事业才能稳健发展。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不顾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安危，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

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笔给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5月24日，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主席思想。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

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说起这些，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他的发言，立刻在党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呼吁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的声浪日益高涨，党中央也顺应民意，作出了深得人心的决策。

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

面对此景，历经风雨、三度沉浮的邓小平没有退缩。

他在会上的发言，再一次清晰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言辞恳切地说道：“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针对华国锋坚持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再一次重申强调：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

无论是既得利益者为了守住利益，还是群众心中朴素的感情，“两个凡是”在当时仍有一定基础。

而邓小平作为“挑战者”，敢于冒着风险率先反对。

这不仅要有极高的政治素养，更需要极大的勇气。

参考文献

彭月才《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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