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万想不到梅兰芳先生这样意气风发、充满青春活力的艺术家，竟以急性冠状动脉梗塞的心脏病与世长辞，这是中国文艺界和世界剧坛无可补偿的损失。《人民文学》编辑部知道梅先生南迂后和我相处30年，要我写一点回忆录，介绍他的生平事迹，这当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

梅先生的一生，是为艺术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博大精深，不是一下子能够概括起来的。我在沉痛的心情中更难做系统而细致的叙述，只能就想得起的事情，挂一漏万地来谈一点。

梅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移家上海，他为了鼓舞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积极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从上海孤岛移家香港，等到日军占领香港，又回到上海，留须辍演，闭门谢客，对敌人表示了无言的反抗。

《生死恨》梅兰芳饰韩玉娘 姜妙香饰程鹏举

有一天，苏联塔斯社记者在电话中说明有要事面谈。这位记者见了梅兰芳后，紧紧握住他的手，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说：“好！梅先生无恙，我立刻打电报给总社，叫他们放心。”梅先生对记者说：“请您转告苏联人民，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塔斯社的罗果夫同志在一次旅途中告诉梅先生，那次是重庆苏联大使馆传到莫斯科的消息，讹传你牺牲了，苏联文艺界已经准备开会追悼，后来，得到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确讯，才知道你还健在。梅先生每谈到这件事就激动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这时期，梅先生的经济陷入困境，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接着就变卖湘妃竹扇、图章、古墨……最后只得卖画维持生活。因为防空警报停电，他在“梅花诗屋”里荧绿的煤油灯下作画，他画出了赤脚渡江的达摩，妙相庄严的观音，《思凡》中的尼姑。还有小鸟榴花，红梅绿竹，经霜不凋、傲骨嶙峋的苍拙古柏……汤定之、陈叔通、吴湖帆、李拔可、叶玉虎诸位先生或题词或合作，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

当时有的朋友认为煤油灯光最伤目力，劝梅先生不要这样整夜的画。梅先生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的时候，因为抵抗恶劣环境而谢绝了舞台生活，他的苦闷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前天还有戏馆老板揣着金条来约我唱戏，广播电台又时时来纠缠我，我连嗓子都不敢吊。我画画，一半是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要憋死了。”

梅兰芳在沪寓所作画（1943年）

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那一天，几位朋友到了马斯南路梅先生的寓所客厅里，梅先生从楼上下来，拉开客厅门，手里拿着一把折扇遮住半个脸。吴震修先生笑着说：“你应该找个理发师来剃胡子了吧！”梅先生把扇子往下一撤，露出八年前的本来面目，灰色的西装，绛红的领带，衬衫、皮鞋、袜子都是新的。他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首先剃干净胡子，从头到脚换上了八年来没有穿过的新衣新鞋，我今天比小孩子过新年还要高兴。”梅先生平常为了保养嗓子，说话的声音是柔和偏低的，这一天却提高了调门，而且笑出了声，50岁的中年人，竟笑得和青年人那么天真。

几天后，梅先生到楼下对王幼卿（王凤卿先生的儿子，葆玖的开蒙老师）说：“您给我吊嗓子，试试音。”幼卿给他吊了几句《女起解》的“散板”和一段“反二黄”，梅先生感到使不上劲，异常吃力。第二天，俞振飞同志来问他吊嗓子的结果。梅先生愤恨地说：“嗓子又干又低，又没有底气，我完啦！”振飞说：“别着急，我带了笛子来，您唱昆曲试试看。”梅先生唱了两支昆曲，自己也不满意。振飞安慰他说：“唱昆曲还行，我们先唱一个时期，等嗓子唱开了，再唱二黄。”梅先生攥着拳头在桌上一按说：“对！我有幼功和30多年的舞台经验，只要下几年工夫，是能够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的。”以后，他每天在家吊嗓、练功。振飞召集“仙霓社”“传”字辈的昆曲演员和场面，还请上海戏校“正”字辈的青年演员助演，电影界朋友代为租定美琪电影院，并担任舞台装置、灯光的设计，大家都表示了最大的热情。

那时，昆曲早已衰落，有人担心这次演出营业不佳。哪知道预售戏票时，三天的票，顷刻卖完，观众也不挑戏码，他们说：“只要看一看八年不唱戏刚剃了胡子的梅兰芳。”有些人还向售票员请求说：“我们是特地从外地赶来看梅兰芳的，无论如何请卖一张票给我。”

1945年10月10日梅兰芳抗战胜利后首次登台，演出《刺虎》

第一天开演前，美琪电影院门口聚集了无数人，有的等退票，有的打听后三天的售票时间。这时，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手里没有票，却坐在楼下第四排当中，领票人带进一位外宾请他让座，百般劝说，他坐着不动。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梅剧团”的总务郭仲逸走来把他请出剧场，婉言劝说，又给他找到另一个座位，这个军人才没有话说，走进剧场正厅。

那天，梅先生演完戏回家，吃着宵夜点心，兴奋地谈论刚才观众的热烈情况时，郭仲逸向他说起这件座位纠纷的事。梅先生顿时收敛起脸上的笑容，默然半晌，放低了语调说：“唉！经过抗战八年的军人，怎么和张作霖、张宗昌手下的‘大兵’一样作风。”

这以后不久，梅先生看到接收人员的骄横贪污，所谓美国“盟军”的乌烟瘴气，使他感到非常愤慨，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时，梅先生先后收到从老解放区寄来的《三打祝家庄》《白毛女》等剧本，引起他的重视，就和我仔细研究了这些剧本的内容和结构。

当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日蹙千里的时候，有人来劝梅先生离开上海，梅先生说：“我不走。”反而劝那些要走的人也不要走。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已和党取得了联系。

1949年5月24日的深夜，梅先生在枕上听到枪声自远而近，由疏而密，就打电话给住在沪西的冯幼伟先生打听消息。冯先生说：“解放军已经进了市区，正走过这里，秩序很好。”梅先生听了兴奋得再也不能入眠了。天刚亮，就走出巷外，只见“周公馆”门口站着几个解放军，他们的精神饱满，态度安详。梅先生回来后，兴奋地对我们说：“我想起军阀时代，在戏园里打人闹事、蛮不讲理的‘大兵’，多少年来，兵与民始终是对立的，象解放军那样和蔼可亲的样子，是我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前途有望了。”

梅兰芳与冯耿光（左）、齐如山之合影

上海解放后，夏衍、于伶同志就来看望梅先生。陈毅市长也在中国青年会召集了座谈会，梅先生兴奋地参加了这个会议。回家后，对我们详细转述了共产党的施政方针。他还说：“陈市长是新四军军长，在先我总以为是位赳赳武夫，今天看到他，却象个学者的样子。”不久，梅先生被邀参加全国文代会，和上海的代表们同车到了北京。

在全国文代会上，他认真地听了负责同志的报告，用心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今后要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首先要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戏。我们的戏要经过一些修改整理。”于是他就和我们以《贵妃醉酒》为试点，慎重地进行了修改。他提出四点要求：一、过去一些含有暗示性的黄色部分，要变为宫廷妇女的抑郁苦闷。二、改词不改腔。三、改身段表情而不改词。四、要让观众看了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改动，但主题却变了。举例说，杨贵妃回宫前的唱词是这样改的：

原词：“安禄山卿家在那里，想当初你进宫之时，娘娘是何等的待你，何等爱你。到如今你一旦无情忘恩负义。我和你从今后两分离。”改词：“杨玉环今宵如梦里，想当初你进宫之时，万岁是何等的待你，何等爱你，到如今一旦无情明夸暗弃，难道说从今后两分离。”

这里一共抽换了16个字。梅先生为了使四声谐适，阴阳不倒，逐字哼唱，反复抽换试验，终于达到了字正腔圆，改词不改腔的目的。

这以后，全本《宇宙锋》也存头去尾，做了若干次的反复修改。有人主张只演《修本》《金殿》两场。梅先生却愿意连前面一起演，他说：“你们要知道，工人、农民、解放军大都是初次看我的戏，他们希望多看我一会儿。《修本》《金殿》当然是‘戏核’，但只有一小时，必须加上前面的戏他们才过瘾。”

梅先生非常注意观众的反应。有一次，在招待工人、农民的晚会上演出了《宇宙锋》，当演到赵高答应秦二世把女儿“明日早朝，送进宫去”，秦二世封他为当朝太师，赵高趴在地下念“谢主龙恩”时，观众中掀起一阵鄙夷的笑声。而在一次招待军人晚会上演出《霸王别姬》，当项羽念：“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一句时，全场响起轻微的讽刺性的笑声。

梅兰芳之《宇宙锋》

梅先生认为这些反应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没有的，这可以说明今天的观众不仅欣赏艺术，而且注意到剧本所表现的内容。

1951年的初夏，梅先生在北京就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后，带了剧团到汉口演出。他在动身前对我们说：“以前京剧界的演员，往往老大哥自居，对地方戏不够重视，这是不对的，以后我们必须要和地方戏交流经验。”

梅剧团到了汉口，先招待文艺界演出一场，接着就观摩了当地的汉剧、楚剧。还和当地戏曲界同行座谈研究，首先请大家对梅剧团的演出发表意见。一位京剧演员提出《女起解》里“崇老伯他说是冤枉难辩”这句唱词有不够妥当的地方，他说，从崇公道和苏三的对白中，看不出“冤枉难辩”的意思。梅先生很称赞他对演唱已久的老调进行分析的做法，就把“难”字改为“能”字。梅先生说：“我到汉口演出，这是第五次，以前，同行之间说话是有顾虑的，即使最有交情的，也只是点到为止，像这样直言相告，只有在解放后才听得到的。”

汉剧演员陈伯华同志，在少年时离开舞台后，曾在上海不断观摩钻研梅先生的演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鼓励，她恢复了舞台生活，并且拜梅先生为师。梅先生看了她的《宇宙锋》后，采用了她在《金殿装疯》一场中抛蟒、扔凤冠的身段。梅先生认为这个身段可以加强赵女的反抗精神。

在第一次全国戏曲会演期间，他用心观摩了各种地方戏。当时川剧团演出了《柳荫记》，征求文艺界的意见。梅先生看了彩排，觉得很好，就和陈书舫同志谈，积极鼓励他们加紧排练演出，并连续五六次去看他们排练。每次回来都提出一些问题和我们研究，然后向川剧团提出修改意见。梅先生这样认真而又慎重的帮助和支持排演这个剧，从我们看来，他所花的力气不亚于自己排一出戏。

在会演中，梅先生还看了常香玉同志的《木兰从军》《红娘》等剧。不久，梅先生和常香玉同志一同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有一天，我们在维也纳的公寓里聊天，常香玉同志问： “梅先生，我想听听您对我的表演方面的意见。”梅先生含笑说：“说出来可别见怪，您在台上有时猫腰，有碍美观。”常香玉听了，双手一拍说：“好！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宝贵意见，从今天起就照您的话来改。”回国后，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梅先生看她的《断桥》，已经基本上矫正了猫腰的习惯。梅先生兴奋地说：“常香玉同志勇于改正缺点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常香玉之《花木兰》

梅先生对青年演员更是关心备至，他经常孜孜不倦地向中国戏曲学校、北京市戏曲学校的学生以及外地的青年演员进行政治和业务方面的教育，具体地介绍了自己表演和化妆等各方面的经验。

梅先生认为青年人向前辈学习，应该根据本身条件，吸取精神。有一次葆玖演《生死恨》，事先嘱咐为他操琴的王少卿把后边二黄的调门定得软一点。梅先生就对葆玖说：“青年人需要锻炼，调门要‘绷’一点，你听听我壮年时灌的唱片，调门比现在高，唱法也不同，你们应学我的唱做一气呵成，由内到外的贯串线，而不必学我现在的调门，如果净图唱得舒服，老来就难以振作了。”

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向一位青年演员提意见，意见不正确，青年人当场就把这个意见驳回了。事后，梅先生对这位青年说：“你没有听完他的话就打断了他，下面的话你听不见了，而且这位朋友以后再也不会向你提意见了。”

梅先生对接受意见，最有经验，他从不影响对方的情绪，但心中有数，不是盲从的。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马上就改，有的经过研究后不适用，就放弃了。遇到犹豫难断的，就在舞台上试验，合则留，不合则改回来。

1954年，梅先生和周信芳、程砚秋等著名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他们在朝鲜演出了30多场，但照料他们起居饮食的服务员、炊事员看戏的机会却比较少。有一天晚上，老舍、周信芳先生在散步时，听到伙房里有胡琴声音，就来告诉梅先生，并提议在宿舍里举行一次清唱晚会慰劳他们。梅先生主张多约几个人热闹些，就通知了马连良先生和善说山东快书的高元钧先生。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部队内传播开来，霎时间，宿舍外面山坡上，黑压压站满了闻风而至的听众。

在一间搭着两张床铺的屋子里，许多著名演员都演唱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当梅先生快要演唱时，有人提议去找剧团的琴师，梅先生说：“不必，就请刚才拉胡琴的炊事员同志伴奏吧！”接着，他问老炊事员牟绍东同志：“您喜欢拉哪出？”牟绍东同志说：“《玉堂春》。”老舍先生在一旁笑着说：“你真会点戏，这出戏梅先生在舞台上有十几年不动了，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过过瘾。”

1954年梅先生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慰问解放军，那天演出了《贵妃醉酒》。他卸装时问我：“今天场内有多少观众？”我说：“大约有54000多人。”梅先生说：“我演了五十多年戏，这是观众最多的一场，但我觉得很抱歉，从后排到台上，几乎有一里之遥，恐怕杨贵妃小得看不清楚了。”这时，有人递条子，要求梅先生坐敞篷吉普车缓缓绕场一周，梅先生欣然同意了。但首长们认为演完戏一身汗，倘若冒风着凉，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才劝止了梅先生。

梅先生还带了女儿葆玥、儿子葆玖到医院慰问解放军的伤病员，他看到病房外面挂着“请勿高声，脚步要轻”的牌子。就对伴奏的琴师说：“我唱《醉酒》的‘四平调’，调子柔和甜软，对病人比较适宜。”一位伤病员听完了《醉酒》说：“你们老远来慰问，辛苦得很，请你把我们感谢毛主席的意思带回去。”梅先生俯身到他耳边说：“你的话我一定带到，希望你安心静养，我在北京等你，在舞台上演《醉酒》给你看。”

梅兰芳慰问工人演出

梅先生在“鞍钢”参加三大工程开工典礼的时候，一面繁忙地为工人同志演出，一面还尽量抽工夫参观工厂，体验工人同志们的生活。当他看到劳动模范老孟泰手里经常拿着学习手册，张明山脱产在党校学习，还有王进忠等劳模也都以一种主人翁的态度在努力学习文化，这使他受到了感动。他对我说：“我们终日忙忙碌碌，不能把心收到腔子里，静静地阅读有用的书，这是愧对他们的。”此后，梅先生就孜孜不倦地学习了《毛泽东选集》，遇到书里引用典故及诗文成语时，必定叫我们查明出处，反复研究解释，弄清楚它的涵意。

有一天，已经夜深人静了，我看见梅先生房内还有灯光，就掀帘进去，只见他戴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阅读《毛泽东选集》。我对他说：“两点多钟了，您还看书，可以睡了吧！”他摘下眼镜含笑说：“看书出了神，忘记了时刻。毛主席的文章意思很深，文字却浅显好懂，很吸引入。”

梅先生还向人借了过去老解放区刊行的《毛泽东选集》，仔细地学习了《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三个报告。他对我说：“你看毛主席是怎样从调查研究入手来进行工作的，如果关起门来，只听听汇报，就不会这样周密而全面，更谈不到进行分析判断了。可见我们遇事必须摸清情况，掌握充分材料，才不至于道听途说，似是而非，主观片面。”

在这以后，他在写作《戏剧家参加辛亥革命几件事》一文时，对调查研究的方法，就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说：“这篇文章，我们虽然作了初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不少材料，也作了一些分析判断，但难免还有出入，发表后，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反映，作进一步的修改，才能最后定稿。”

《穆桂英挂帅》是梅先生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的两个月中，以跃进的速度排演出来的。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戏，中年的穆桂英适合我现在的演出条件。同时有两种纪念意义，首先是庆祝建国十周年，另外也作为我入党的纪念。”两年来，他在北京市区各剧场，以及郊区的工厂、人民公社、部队、学校演出时，他总是主动提出演《穆桂英挂帅》。

他最后一次的演出是1961年5月31日，这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西郊中关村为科学家们演《穆桂英挂帅》。那天，他在台上的声容光彩是两年来的高峰，科学家们也都认为这是艺术欣赏上一次满足的享受。剧终时，科学家们热烈地向梅先生和“梅剧团”的演员献花道乏，梅先生和大家照了相后，又拉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的手，两人合照了一张相。当梅先生收到科学院送来这张和郭老合拍的彩色照片时，就兴奋地在上面题了演出的年月日，还缀了一个小跋：“是日观众情绪热烈，而余演来亦酣畅淋漓也。”

梅兰芳、郭沫若之合影

这场演出后，梅先生原准备到新疆等地演出，不幸7月30日那天，梅先生由于急性冠状动脉梗塞症进了北京阜外医院。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在会议席上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各大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请他们马上到阜外医院会诊，并亲自赶到医院主持。施行急救后，病势曾一度稳定。有一天，梅先生在病床上揽镜自照说：“我瘦了，将来贴片子要大动脑筋。”在他未病之前，曾对我说：“我要抓紧时间到新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巡回演出，有机会还想带了剧团到国外走一趟。以后，我就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和写作上去，演出作为次要的了。”当周恩来总理到病房慰问时，梅先生提到这次新疆之行临时爽约，于心不安。总理一边给他按脉，一边安慰他说：“你耐心养病，听医生的话，我在家里只听医生一半话，但到了医院就百分之百地服从医生。你出院后，还要静养一个时期，好在你能诗会画，调剂的方法很多，等身体完全恢复后，你想到哪里演戏就到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的。”那天梅先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梅先生一向认为舞台生活是他的第二生命，他常说：“波兰的老演员卢德维克·索尔斯基九十几岁还能登台演戏，我要和他竞赛。”

梅先生一生的劳动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热爱人民，热爱党，关心下一代成长，严肃对待艺术创作的许多动人事例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头。我想，青年一代的读者和演员会从他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中获得教益的。

（《人民文学》1962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