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之风，是指士人群体在东汉末年掀起的一场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批判宦官政治的社会风潮。
清议首先开始于士人群体对其内部人士的自我评价。东汉主要实行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而执行此项制度的官员又多是根据基层对某个士人的舆论评价来予以举荐。所以，那些在野的士人和太学生为了早入仕途，便想方设法在对己有利的社会舆论上做文章。
一开始，士人是用编歌谣的办法来标榜他们的学问与品行的。如说周举（字宣光）是“五经纵横周宣光”，说杨政（字子行）是“说经铿铿杨子行”，说许慎（字叔重）是“五经无双许叔重”，说冯衍（字仲文）是“道德彬彬冯仲文”，说杨震（字伯起）是“关西孔子杨伯起”，这些歌谣，将那些被歌颂士人的名声高高鼓起，朝廷下来的官员也多据此作为选官的根据，将有关士人荐举上去。
后来，士人又发现了一条迅速出名的捷径，那就是获得名人的好评。
于是，士人又纷纷走开了结交名人的路子。如太原郡寒土郭泰，学业有成后虽满腹经纶，但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称许他。郭泰只好远游京师寻找知音，他首先认识了当时河南尹李膺的宾客苻融。
苻融虽未做官，但已是知名的士人了，他与郭泰相会之后极为叹服，评价郭泰是“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并且将郭泰介绍给了李膺，李膺以师友之礼接待了郭泰。郭泰由此名震京师，当他回归乡里之时，竟有数千名官员和儒士相送。
郭泰成名之后，便以品评人物为业，经他识拔的人才大多进入了仕途。如东郡阳平（今山东莘县）人刘儒与郭泰相识后，获得了“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的评价，随之被察孝廉、举高第，三迁郎中。
郭泰虽然品评士人，但其言论从不涉及朝政，不对国家政治作危言高论，所以他生当宦官专权之世却无生命之忧。以郭泰为代表的品评之风，可以视为清议初期的内容，其主要表现是士人群体内部的相互标榜。
随着东汉政治日趋黑暗，士人渐渐从自我品评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他们开始把舆论转移到抨击外戚、宦官，歌颂敢于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官员方面。清议由士人干利射禄的工具，变成了社会批判的有力武器。
那些在野的士人，仍然是用编歌谣的办法来议论政治。外戚梁冀在桓帝初年诛杀正直官员李固、杜乔，提拔阿谀逢迎的老滑头胡广，士人对此愤愤不平，唱起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歌谣。
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征发壮丁镇压羌族叛乱，人民痛苦不堪，于是，士人编出了“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的歌谣。
桓帝时宦官左馆、徐璜、具瑗、唐衡等权势遮天，士人又编出了“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的歌谣，以抨击宦官专权。这些歌谣寓意深刻，充分说明了东汉士人由关注自身开始关注社会了，清议的内容也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具有社会批判意味了。
与在野的士人相比，太学生比较集中，又都活动在政治中心洛阳，所以他们的清议有着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在一些国家大政问题上敢于联合起来上书请愿。东汉末年，太学生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有两次。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刚直不阿的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到任后听说宦官赵忠在埋葬其父时违犯了等级制度，用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玉匣，于是命令官吏打开赵忠之父的坟墓暴尸于外。
汉桓帝不但不对朱穆进行褒奖，相反却站在宦官赵忠一边，将朱穆革职拿问罚作刑徒。此事传开后，太学生们群情激奋，决心营救朱穆。
以刘陶为首的数千名太学生立即上书请愿，为朱穆鸣不平。他们在上书中说：“朱穆是真正的忧国忧民之人，他在做冀州刺史时无日不在清除邪恶。宦官的兄弟爷们在下面对老百姓如狼似虎，他们遭受惩罚是理所应当。不料由于朝中宦官作梗，将有功之人变成了刑徒。当今宦官气焰嚣张，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行赏可使奴隶成富翁，行恶可使善人为强盗。就在这宦官横行之时，朱穆奋起与他们斗争，这完全是为了重整纲纪、维护皇上的尊严。有鉴于此，我们这些太学生们愿意代替朱大人服刑，请皇上将朱穆释放。”这次上书行动，是东汉士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宦官政治展开的斗争。
他们揭露宦官在中央窃持权柄代行王政，在地方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并表露了他们对桓帝袒护宦官的不满之情。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们向平息羌族叛乱有功的将领皇甫规索贿未成，即诬告他用钱买得羌人假投降，不但无功而且有罪，皇甫规被罚作刑徒。事情发生后，太学生三百人又联合上书为皇甫规诉冤，最后以皇甫规被释放而告终。
太学生在一次次的上书请愿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将清议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们不再在一些鸡毛蒜皮、无关大局的小事上做文章，而是敢于就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议论。他们已不再像原来那样靠编一些顺口溜式的歌谣来对政治旁敲侧击，而是敢于正大光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运用实际行动扶正去邪，维护纲纪。
在清议之风中弹出最强音的，无疑是那些已经人仕且高居庙堂之上的士人官僚。他们依据儒学理论，对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征讨羌族叛乱和外戚宦官专权等问题展开了议论。
黄巾起义前，东汉曾发生了近七十次农民起义，帝王和宦官集团皆主张武力镇压。一些士人官僚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主张整顿吏治，安抚地方，用怀柔政策杜绝各地的反抗。这可以左雄和陈蕃的奏章作为代表。
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上了一个奏章，其中谈到：“自汉朝开国发展到今天，吏治愈益凋敝，巧伪欺诈盛行，官员们以杀人为贤良，以遵章办理为低劣，以搜刮民财为能干，以严谨修身为无能，对人民随便动刑，任意杀戮。监察人员对此也不知检举。这才是天灾屡降、社会大乱的根源。我认为对那些不遵从王法的官员，要绳之以法，禁锢终身。”
左雄的奏章已经初步反映了士人们要求澄清吏治的呼声，但东汉社会吏治腐败至此，并非一二士人的奏章可以解决的。
汉桓帝延熹年间零陵、桂阳地区又爆发了起义，朝廷议定武力讨伐。
尚书陈蕃上书极力反对此举。他说：“高祖刘邦创业以后，天下万民平等，皇上待之全如赤子。今零陵、桂阳二郡的人民，也是陛下的赤子。导致他们造反的原因，完全是当地官员贪虐残暴所致。应该让有关部门检举惩治那些残害百姓的官员，然后选择为政清廉者赴任。这样可以不劳王师，而乱民自消。”
外戚和宦官专权是东汉末年重大的政治问题，故士人清议的焦点亦多集中于此。
外戚梁冀专权时，御史张纲就上书汉桓帝主张罢免他。张纲说：“梁冀兄弟仗恃着外戚身份而居高官，他们资质粗野，只知贪婪好货陷害忠良，根本不能赞助皇上教化人民。梁冀等人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对他们应该施加刑罚彻底清除。”
单凭张纲的一纸奏章当然不能除掉梁冀，但当梁冀独霸朝政之时，它却代表了社会舆论要求清除国贼的正义呼声。
梁氏灭亡之后，宦官势力异军突起。他们在经济上对人民巧取豪夺，在政治上结党纳派、打击忠良、卖官鬻爵，是东汉政治上的一股浊流。士人们不屑与这些阉竖为伍，故运用社会舆论对宦官集团展开了猛烈攻击。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汉桓帝大封清除梁冀有功的宦官为侯，白马县令李云上书皇帝坚决反对这个举动。李云在上书中说：“梁冀为非作歹，罪当诛杀。宦官们帮皇上杀掉梁冀其实就像杀掉一只鸡那样容易，他们并没有什么功劳，但却有封侯之赏，这岂不违背了高祖非功臣不能为侯的规定吗？皇帝所为真是有点太不像皇帝的样子了。”
也许是李云的奏章太尖锐了，汉桓帝恼羞成怒将他处以死刑。清议在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士人官僚并没有因为李云的死而消磨他们抨击宦官的斗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批判宦官政治。
针对宦官们在地方上遍置子弟鱼肉百姓的现状，杨秉在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上了一个奏章。其中谈到：“按照汉朝祖制宦官子弟不得为官，但现在此制破坏，宦官子弟宾客布满州郡，他们在下面胡作非为，搞得士人愤怒，人民愁苦，请陛下遵从祖制罢斥宦官子弟。”
也许是宦官的党徒在下面搞得太不像话了，汉桓帝竟然批准了这个奏章。士人的清议在此又见成效，有五十多名在地方上的宦官党徒被免职罢官。
士人在取得了打击基层宦官势力的胜利之后，又把清议的矛头指向了皇宫中的宦官，想把宦官从国家政治舞台上清除出去。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朱穆直接就此事向汉桓帝进言：“按汉家制度皇帝身边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负责皇上秘书事宜；设黄门侍郎一人，掌传递大臣奏章和皇上诏令。这些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的人选皆用有族望的士人，不用宦官。只是汉安帝时邓太后以女主身份执政，这些官职才全用宦官，导致宦官霸占政权，势倾人主。此与祖制不符，请陛下遣退宦官，重新启用士人做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职。”
朱穆的议论意味着士人想把宦官锁进深宫只管皇帝的日常起居，从而夺回士人昔日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工作的权力。
如果此项愿望实现，那么宦官专权问题将会得到基本的解决。
但桓帝已经习惯了把宦官作为皇权的左膀右臂，根本不喜欢士人在他跟前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所以朱穆的议论没有产生什么 效果。
在党锢之祸中清议的主体力量遭到宦官沉重打击，但士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把清议的中心内容由批判宦官政治转移为褒扬党人，以新的形式继续与宦官进行斗争。士人将清议的中心内容由批判政治转为内部的推崇标榜，这说明清议在遭到皇帝与宦官的武力镇压之后，已经转入了低潮。
汉桓帝死后，汉灵帝即位，政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士人出身的外戚窦武做了大将军，陈蕃做了太傅，李膺、杜密等人也重新出山，形势对士人极为有利，故清除宦官的清议之风再度兴起。
陈蕃于此关头给执政的窦太后上了一个意气昂扬的奏章，其中谈道：“现在京师嚣嚣，道路喧哗，皆言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人专断大权，附从他们者升官，背忤他们者遭殃。一朝大臣在宦官淫威之下，如河中之木，无是非正直之心，只顾贪图俸禄。今天不除掉这些宦官，他们必生变乱，倾覆社稷。请太后将为臣奏章宣示左右，以使天下人皆知我陈蕃对宦官痛恨之甚！”窦太后并没有接受陈蕃诛杀宦官之建议，宦官却从中嗅到了士人的意向，他们先发制人，于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发动政变，杀死了窦武、陈蕃等士人的首脑人物；
于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狱，杀害士人一百多名，流放、免官、禁锢士人六百多名，逮捕太学生一千多名。第二次党锢之狱，使东汉士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士人的清议被迫终结。
东汉的清议之风，虽然最终淹没于宦官镇压的血泊之中，但它却充分体现了东汉士人群体的存在和他们强烈的参政、议政勇气，在中国士人生活史上留下了异常光辉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