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不祥之兆,三百年后应验

最爱历史说 2024-08-05 00:56:23

万历十三年(1585),北京郊外大峪山,一个不祥之兆出现在明神宗的寿陵工地上。

这一年,太仆寺少卿李植等人报告说:“玄宫后凿石横阔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

土建遇石,于工程而言,本就再正常不过。但于风水学说与皇帝寿陵而言,便是大忌。

在陵墓风水一说上,石头是一个不吉利的角色。《葬书》有言:“葬者乘生气也……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而《大汉原陵秘葬经》也指出:“穿见大石凶。”

玄宫巨石的出现,让明神宗寿陵的选址出现了变数。可是,备选的宝山新址虽好,若筑陵于此,有僭分、冒犯裕、茂二祖陵之嫌,于制不合。

无奈之下,明神宗只能将就,“还用大峪,传与所司,兴事无辍”。

于是,寿陵选址重归大峪山,修筑工程全面铺开。

万历十八(1590)年六月,一座耗时5年半,规模仅次于成祖长陵、世宗永陵的新帝陵,在天寿山皇家陵区内正式竣工。

明神宗在位48年,这座新帝陵足足等了他30年。当他死后,灵柩被葬入这座定名为“定陵”的大墓之中。

帝陵风水事关王朝兴衰,帝王们都希望借风水宝地的神力,来保佑子孙不息,国祚永续。然而事与愿违,明神宗长眠于定陵后,大明国祚仅剩二十四年。

冥冥之中,定陵玄宫下方那块本不该出现的巨石,难以“乘生气”之说,似乎真的应验了。

明神宗朱翊钧画像。图源:网络

01

生前预建寿陵,是古代帝王们流行的做法,方便自己驾崩后直接“携棺入住”。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年仅21岁的明神宗就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后事,并在内阁官宣了营建寿陵的想法。

定位选址,向来是修坟筑陵的头等大事。

靖难之变后,大明帝国的权力中心从江南移至北京。明成祖也放弃了寿陵落葬南京、陪伴太祖的想法。北京的天寿山一带,成为明成祖阴宅的落户之地。历代的嗣皇帝跟随成祖的脚步,相继将阴宅落户于此。

于是,天寿山一带成了明朝皇室的专属陵区,明神宗死后,自然也是要跟随先祖入驻这里。

明成祖朱棣画像。图源:网络

偌大的陵区,于何处筑陵为好?谁也说不准。

为此,定国公徐文璧和大学士张四维牵头,联合各部、司、监组建了一个卜陵工作组,前往天寿山陵区,为明神宗踏勘吉壤。

虽然卜陵团队阵容非凡,但具体选址的确定,仍是一波三折。

明初时期,明成祖择定这一皇家陵区时,已经为子孙阴宅预留了落户空间。然而时隔多年,随着9位先帝的接连入“住”,及众多后妃、宗室坟冢的加入,天寿山公墓不免有一些“拥挤”,本就难寻的吉壤,自然所剩不多。

二月,明神宗察看了卜陵工作组呈上的潭峪岭、祥子岭、勒草洼三个选址方案,均不合意,要求他们再找几个备用选址,以作参考对比。

明神宗对陵址的挑剔,不料竟引发了一系列的内耗与官斗。

帝王寿陵选址考究风水,但卜陵团队的成员们对此各执一词,所推荐的不同选点又需一一踏勘核验,卜陵工作组不得不时常往返京、陵之间,疲于奔波。史料记载,当时参与卜陵的通政使司左参议梁子琦自认精通风水,批评钦天监监副张邦垣学艺不精。而大学士申时行的卜陵报告因剔除了梁子琦的选址,被梁氏挟私报复——以徐(学谟)、申互为亲家,结党营私为名向明神宗打了小报告。徐学谟、申时行又以梁氏所荐的一处选址有“僭分”之嫌予以反击……

如此下去,卜陵选址的纷争只会愈演愈烈。

万历十二(1584)年九月,明神宗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亲自下场平息争端,当事官员后来也多有被“夺俸数月”的处罚。

经过图册遴选与实地比对,大峪山脱颖而出,被神宗定为风水上佳的吉壤。

帝陵开工之后,李植欲借玄宫巨石一事,否定大峪山选址。但明神宗说:“今外廷诸臣为寿宫事,争言风水。夫在德不在险,昔秦皇营骊山,何尝不求选风水?未几见发,选求何益。我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安得许多吉壤?朕志定矣!”

一句“在德不在险”,似乎透露出一代明君应该有的气质。

明神宗的意思很明显,他不愿再被卜陵纷争一事烦扰。大峪山虽说不上尽善尽美,但与其他选址相比,已是最优解。

至此,寿陵使用人亲自拍板,选址之争告一段落。

02

筹建寿陵之前,明朝已经历了近十年的万历新政,府库充盈,这为明神宗大兴土木提供了财力支撑。

帝陵建设,在王朝内部向来是一笔巨额开支。以汉朝为例,《晋书·索綝传》曾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当然,这也跟汉朝厚葬之风盛行有关。

明神宗的定陵虽不及汉代帝陵奢靡,但对比天寿山各祖陵,亦不免铺张之嫌。史载,定陵工程耗资约800万两白银,造价接近成祖长陵、世宗永陵,远超其父明穆宗的昭陵(《明熹宗实录》记载为150余万两)。

而在筑陵这五年工期里,根据学者全汉昇与李龙华的研究,明朝一改世宗、穆宗时期财政赤字的窘迫,太仓银库年收入都稳定在320万—370万两之间。这是新政的成果,也是帝陵工程的资金保障。

此时,一向提倡皇帝去奢从简的首辅张居正,早已不在人世。继任的内阁元老大多唯皇帝马首是瞻,反对明神宗大兴土木的声音自然少了许多。

张居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生前辛苦劝俭和改革的成果,竟然被明神宗挥霍于修坟一事上。

巨额资金的投入,必定是人力与物力的大量跟进。

定陵工程总负责人是定国公徐文璧和大学士申时行,参与一线建设的人员除了民夫、工匠外,还有到京师轮训的卫戍部队。定陵施工人员随工程量变化而调整。比如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参加筑陵的军民单日多达两三万人。

除人力外,定陵还集合了山东临清和苏州的砖,北京房山的汉白玉与青白石,川、黔、鄂等地出产的楠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建材物料,一方面造就了定陵的壮丽辉煌,另一方面亦造成了民间的苦难与疲惫。

《明史·食货志》载:“采造之事……最巨且难者曰采木。”陵区宫室殿堂营建用木,大多于深山老林才能伐获,环境险恶不说,运输也是个大问题。由于原木大且重,只能待雨季山洪暴发,木料借水流冲下山,再以放排之法,亦木亦舟,辗转水路数千里,运抵京师。

为一人坟冢,疲百姓之躯,何其无度。

对于这座属于自己的魂归之冢,明神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万历十六年(1588)霜降节气,明神宗照例到天寿山祭祖。礼毕之后,他不顾定陵尚未竣工,迫不及待地亲自下到玄宫参观,为这座地下“豪宅”把酒言欢。

当时,明神宗才26岁,正值青壮年,竟到自己的坟冢里小酌一番,不免有些荒唐。

《出警入跸图》局部,明神宗拜谒天寿山皇陵情景。图源:网络

明代帝陵通常分为两部分:地面陵寝建筑与玄宫。

定陵的地面建筑群,继承了南京太祖孝陵“前方后圆”的整体布局,自单孔桥起,碑亭、定陵门、重门、祾恩门、祾恩殿、方城、宝城、宝顶如同糖葫芦一样,沿着中轴线一字串联。自重门起,又有四方宫墙衔接宝城圆型围墙,构成帝陵的宫区。

定陵的地面建筑群有继承,亦有变革,这便是外罗城。

这一制式源自湖北的明显陵,为明世宗给生父翻修兴献王陵时的首创,是一道前方后圆、囊括所有建筑在内的闭合式城墙。世宗永陵延续其制,神宗定陵亦有师承。

玄宫是安放皇帝灵柩的地下宫殿,位于圆形宝城地下,正下方偏后位置。玄宫分五殿,为前、中、后三殿,中殿左右各有一配殿。中殿有明神宗与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石座。后殿横置,与中殿呈“T”字型布局,是明神宗与两位皇后棺椁的存放处。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皇后不仅同姓王,命运也趋近——生前都是不受明神宗宠爱的女子,死后却长伴在明神宗左右达数百年之久,何其讽刺!

明神宗的定陵无论是造价,亦或是建制,几乎追比其祖父世宗的永陵,而超越一旁父亲穆宗的昭陵。礼部侍郎朱赓曾劝告明神宗:“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

意思是说,作为儿子,陵墓修得比父亲的还大,不合适。

然而,朱赓的话,明神宗一个字都没有听入耳。

作为天寿山陵区内的第三大帝陵,定陵建制的超规,一定程度上是明神宗在权欲上逆反、自专心态的外化。

明定陵。图源:图虫创意

03

当弹簧被压缩到底时,它也在隐隐蓄力,准备反弹。明神宗的前半生恰似如此。

隆庆六年(1572)五月,36岁的明穆宗骤然崩逝,当时的太子朱翊钧还是个年仅10岁的孩子,只能硬着头皮接任帝位,是为明神宗。

值此权力交接之际,内阁首辅高珙却妄言:“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就是这么一句牢骚话,害得自己获罪,罢归乡里,但同时也把明神宗的教育问题摆上了台面。于是,明神宗迎来了堪称严苛的教育。

作为明穆宗的托孤重臣之一,张居正对明神宗而言,亦臣亦师。身为臣子,他是称职的,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清丈田亩……新政井然有序地推进。身为帝师,他是用心的,亲编《帝鉴图说》,以正反案例图文并茂地教明神宗如何做皇帝。既照顾了少帝的学习能力,也不忘明穆宗托孤之重任。

张居正对明神宗期望值很高,总是想着把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对他的教育,自然也就采用了“严师出高徒”那一套办法。

有一次,在背诵《论语》篇章时,明神宗不慎口误,将“勃”字读成了“背”。尽管只是个小失误,但明神宗立马遭到了张居正近乎咆哮般的斥责与纠错,以至于“悚然而惊”,一时间竟然分不清谁是君,谁是臣了。

明神宗少时与其他孩子无异,偶尔贪玩不读书,张居正“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止”。

元宵佳节欲行烟火与民同乐,张居正则以“糜费无益”为理由,将这一乐事否决取消了。

张居正的惩罚式教育,让明神宗内心极为忌惮。而事无巨细的干涉阻挠,更是让明神宗有了一种如笼中鸟般的窒息感。

张居正。图源:大明王朝1566剧照

外有严师,内亦有严母,这是少年明神宗成长的环境。

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虽然出身寒微,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却是一丝不苟。每当课业完毕,李太后都要明神宗当面复述一遍,完不成时就体罚。逢临朝日,太后都会亲自催促明神宗梳洗,按时朝见百官。

李太后之严苛,与张居正不相上下。明神宗年少之时,曾受近侍宦官的蛊惑,醉酒持械闹事,还伤了人。李太后听说之后恨铁不成钢,予以最为严厉的警告——“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随即召潞王(明神宗胞弟)进京,欲行伊尹、霍光之事。

这一次闯祸,明神宗战战兢兢,切身感受到了权力与帝位的不稳。若不是长跪求饶,明朝历史可能就跟西汉一样,多了一个“造恶三千条”的废帝。

母亲的强势,让明神宗又敬又怕。即便加冠亲政之后,明神宗仍俱母三分。李太后曾用一句“尔亦都人(宫女)子也”来敲打不愿立长为嗣的明神宗,一向不讨父爱的长孙朱常洛最终登上太子位。

在母亲的阴影下,明神宗在许多事上不能自主,而是妥协。

师也好,母也罢,终不能时刻伴君左右,冯保恰好填补了这个角色空缺。

作为侍奉皇帝的内侍太监,冯保相当于太后和帝师的另一个替身,时刻对皇帝进行言行监督。《明史·冯保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少年明神宗在宫里和小宦官门打闹时,突然看到冯保到来,吓得立马停止了嬉戏,回归一本正经的样子,连坐姿都是端端正正的。

堂堂一国之君,岂会害怕一个太监?显然不是。

万历最初十年,张、李、冯三人互相配合,在明神宗的教育问题上,全方位进行管控和监督。明神宗在这些约束调教之下,倒也没出过什么太大的差错,反而还取得了一些成就。

十年新政,明神宗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全力支持改革,在风雨飘摇的晚明一度开创了中兴局面,形势稳中向好。

但这十年,也是明神宗人格养成的阶段。全方位严管,固然规范了少年明神宗的言行举止,但在一片“都是为了你好”的声音中,他内心的变化却被选择性地忽视了。

明神宗的成长历程中,伴随着太多的压抑、妥协与无奈。于人前,他伪装成一个听话的乖孩子。于内心,他更像是一根被人压制的弹簧。

从青少年时的老实人,变为中晚年的独断放纵,明神宗逆反的性情变化,或许是出于一种报复性补偿心理。这就像是,一个极少接触玩具的孩子,成人之后极有可能疯狂弥补童年的缺失。

04

历朝历代,少帝们亲掌大权,通常都不是一件易事。

昔日汉宣帝欲恢复皇权,面对权臣霍光,选择隐忍多年不发,利用年龄优势熬死了对手,步步为营,最终实现大权在握。明神宗似乎也选择了同样的路子,而他的主要对手是内阁首辅张居正。

不过,相比汉宣帝,明神宗是幸运的,因为张居正旧病屡屡复发,身体每况愈下,比想象中的更为糟糕。

关于张居正的病,许多史料描述为“下部热症”——也就是痔疮和一些并发症,但王世贞与沈德符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张居正身体健康的恶化,是滥用“房中药”的结果。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被病痛折磨并击垮,死于北京。

对于明神宗而言,这是个积极的信号。

张氏之死意味着掣肘自己亲政路上的最大障碍荡然无存,被压制、管束多年的明神宗,终于可以“反击”了。

一场政治风暴随即到来。

明神宗的第一个下手目标,是司礼监太监冯保。除了是张居正的政治搭档的缘故外,最主要是因为他经常向太后打小报告,屡屡得罪明神宗。有一次,明神宗被两个近侍怂恿,酒后闹事。事发后遭李太后严加责问,明神宗不得不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检讨反思,这位年轻的皇帝自尊心大受打击,而此事的举报者正是冯保。

张居正死后,冯保失去了外廷的倚靠,独木难支。在明神宗的默许授意下,那些和冯保有过节的政敌们,纷纷跳出来上书弹劾。其中,江西道御史李植给冯保罗列了十二条大罪。

就这样,明神宗借他人之手给冯保定罪,又以相伴多年为由,假仁假义地留了他一命,以抄没家产、逐出北京,结束了冯保的政治生涯。不久,冯保病死于南京。

处理冯保一事,只是牛刀小试,让明神宗积累了施展帝王心术的经验。而那些官场投机分子们,也嗅到了朝局气息的变化——皇帝要换目标下手了。

明神宗对亦臣亦师的张居正,并不是一开始就怀有敌意的。

张居正身居高位多年,生前曾私下对人说“我非相,乃摄也”,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十分清楚。

张居正居于明王朝的摄政地位,既有穆宗托孤和李太后力挺的关系,也是帝国政局形势的需要。明神宗继位之时,年仅10岁,需要有人总揽大权,来稳定朝局。然而,随着明神宗逐渐成长,张氏摄政渐渐成为皇权的掣肘。

张居正在万历一朝身居高位,又主持新政近十年,即便身死,其余威和影响力尚存朝野。明神宗欲行自主,建立自己的权威,则必须把这些尽可能地清除掉。

显然,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居正。

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张居正死后不到半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的一封举报信,拉开了清算张居正的序幕。紧接着四川道御史、云南道御史、山西道御史……大小官员轮流发难。

弹劾张居正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如潮水般涌来,呈到明神宗面前,舆情大有决堤失控之势。明神宗甚至不得不下诏——禁止翻旧账。

然而,朝臣们仍持续发泄着对张居正的不满。

见火候与时机已到,明神宗就坡下驴,借舆论之势,对这位曾经的托孤大臣开始了反攻倒算。

政治是冰冷的,也是无情的。不久之后,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名陆续扣到张居正头上,一代权臣人在墓中躺,祸从天上来。

明神宗再次展示假仁假义——念及张氏托孤辅政,免于开棺戮尸。

而张家人就倒霉了,张氏一家的男丁或自杀,或充军,家产被尽数抄没,不少老弱妇孺活活饿死,还出现了尸身被饿犬分食的人间惨剧……帝国首辅一家,从天堂坠入地狱。

随着张、冯被定罪处理,按在弹簧上的三只手,业已去其二。

此时,李太后身居后宫,热衷神佛一事,对儿子管束日趋减少。而明神宗已成年亲政,不再是需人辅佐的少帝。明神宗朱翊钧在事实上完成了帝国的大权在握。

享受到“自由”的明神宗,终于体验到君临天下的快感,以至于经常口出专断之语,“如今用人那一个不是朕主张”、“朕亲览章奏,何事不由独断”……

没人约束的感觉,真好。

明神宗朱翊钧画像。图源:网络

05

自万历二十年(1592)起,一向“事事由朕独断”的明神宗,居然不爱上朝了。

史料记载,明神宗后半生怠于朝政,一个皇帝,竟然可以做到“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奏章”,以至于朝政混乱,国家机器近乎停摆。

帝国的大脑罢工,其中的原因甚为复杂,与明神宗的健康状况亦有些许关联。

自从束缚解除,放飞自我,明神宗的生活开始愈发地荒淫糜烂,与酒、色、财、气打起了交道。

享乐的结果,是对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明神宗经常病痛缠身。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作为陈氏嫡子,明神宗本该亲自扶灵送葬,奈何“痰流注于左足,动履不便”,不得不缺席了这场国葬。

病痛严重之时,明神宗甚至还闹出“立遗嘱”的乌龙事件。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十六日,明神宗自感大限将至,深更半夜紧急召见包括首辅沈一贯在内的朝廷大员。

当沈一贯进到启祥宫后殿西暖阁,极度虚弱的明神宗拉着他的手,开始交代后事,又不禁感慨一声:“朕见先生这一面,舍先生去也!”

这一晚,沈一贯吓得根本不敢回家。

然而第二天,当遗嘱以圣旨形式传至内阁时,明神宗的病情却开始有所好转。皇帝随即出尔反尔,命人追回已经颁布的遗诏。

遗嘱事件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也说明了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虽然身体堪忧,明神宗本人对治病调理的态度并不积极。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略懂医术,看到明神宗祭祀宗庙时头晕眼黑,身体乏弱,就上书劝神宗节制“衽席之娱”,远离女色。结果,因话题敏感,神宗自觉面子上挂不住了。大怒之下,卢洪春不仅挨了六十大板,连工作也丢了。

如此忌医讳医,最终也难逃病魔之手。

万历四十八(1620)年七月,病入膏肓的明神宗死于宏德殿,享年58岁,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

当年十月三日,明神宗和孝端皇后的灵柩葬入定陵玄宫。

明神宗驾崩后,在地下的皇宫延续着他生前的宅男生活,这一呆,就是三百多年。

明定陵博物馆。图源:摄图网

06

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郭沫若(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文化部部长)、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范文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张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提议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理由是方便明史研究、丰富大众智识,并进行文旅开发。

次月,周恩来总理发来了批示——原则上同意。长陵发掘委员会和工作队随之成立。

然而,第一次发掘帝陵,缺乏经验的工作队犯了难,面对长陵几乎无从下手。最终,工作队决定挑一座小一点的明帝陵来练练手,待到技术、经验积累到位,再发掘长陵。于是,埋葬时间较短,有迹可循的定陵成为了“试验”的目标。

1956年5月,针对定陵的试验性发掘正式开始。直到1958年7月,历时两年多的发掘工作宣告结束。

明定陵金刚墙圭形门。图源:网络

当定陵玄宫三百年后重新打开,一些关于明神宗和他的地下皇宫的秘密,开始显现人间。

玄宫左、右配殿空无一物,研究表明,这两殿是安置殉葬妃嫔所用。显然,自明英宗宣布废止殉葬制度后,此一精神在神宗时代得到了延续。

在玄宫后殿,三具棺椁整齐陈列在后殿棺床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孝端皇后、明神宗、孝靖皇后,证明了明代帝陵是帝后同穴。奇怪的是,明神宗与孝端皇后的棺木保存相对完好,而孝靖皇后的棺、椁皆已腐烂。

此外,与外界想象不同的是,皇帝与两位皇后的入殓姿势并非笔直平躺。明神宗面向右侧仰卧,右臂向上弯曲,在头右侧,右腿稍弯曲。两位皇后均向右侧卧,姿势如同正常睡眠一样……

应该说,定陵的发掘,还是给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带来了新发现和新资料。但不幸的是,由于经验不足,技术落后,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定陵出土的文物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1959年9月30日,在定陵博物馆正式开放的前一天,定陵发掘队队员王启发接到了定陵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既然棺椁的水泥复制品已经做好,那就把这些垃圾扔掉吧,一会儿上级领导还要来检查。无论王启发怎么解释,还是阻止不了明神宗帝后的棺木被抬出地宫,扔进了山沟里。

失去棺椁的定陵在数年后,等来了一场更大的劫难。当时,一群人冲进地宫,疯狂打砸后,将明神宗及两位皇后的尸骨抬出来批判。随后的一把大火,让这堆尸骨化成了灰。

在此前后,定陵发掘也掀起了蝴蝶效应,一些省份跃跃欲试,试图发掘本省帝陵。好在郑振铎、夏鼐等人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总理批准了这一申请。从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考古界的规矩。

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陵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明长陵和其它帝陵的安宁。

对于定陵的主人明神宗,清修《明史》评价道:“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此话虽言重了,却不无道理。

明神宗早年勤政,任用张居正改革,开创了大好局面。转眼又因怠工摆烂,中兴之势消磨殆尽。神宗于大明享国最长,却未将万历新政延续,反而在“黜张”之后,逐渐废止、打碎。从此,帝国的命运宛如失控的车轮,滑向深渊。仅二十四年后,大明灭亡。

当初,定陵玄宫出现巨石,有朝臣谓之不详。尔后,神宗放纵与怠政,朝臣因张、冯之下场,鲜有谏言指正。

如果说治国如筑陵,那晚年的明神宗和噤若寒蝉的朝臣,便是大明王朝那块隐喻不祥的玄宫之石。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樊树志:《万历传》,中华书局,2021

吴琦、赵秀丽:《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孟凡人:《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胡汉生:《明朝帝王陵》,学苑出版社,2013

王世民:《夏鼐传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党明放:《中国古代陵寝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

胡汉生:《明定陵玄宫制度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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