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1月22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傅作义也终于打开了北平的大门，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作为千年古都的北平免去了一场硝烟，也避免了双方不必要的损失。

然而傅作义可以向解放军投诚，有一个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他的女儿——傅冬菊。

傅作义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他从15岁开始，基本上都是在军旅中生活，他刚刚在太原陆军小学读了一年的时间，就前去参加了辛亥革命，并被任命为起义军的学生排排长，跟随起义军前去阻击清军。

他还参加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诸多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这一路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并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但是面对解放军，他陷入了从军以来最大的一个困境。

傅作义很早就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他也不想给这样一个腐朽的党派卖命，虽然他一直和解放军在战场上较量，但同时他也在努力的为自己寻找出路。

而且傅作义早在1948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和北平城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络，也作为他和共产党联络人的，居然是他的大女儿——傅冬菊。

傅冬菊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她的母亲来到重庆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个青年组织——号角社。

后来，傅冬菊凭借着她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的英语专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党组织的活动。

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1948年，辽沈战役到了非常紧张的阶段，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前往天津，找到了当时正在报社当中工作的傅冬菊，想让她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到北平的和平解放。

毕竟北平可是一座千年古都，如果打起仗来，里面的许多东西都会受损，那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损失。

为了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选了三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分别是：大女儿傅冬菊，好友邓宝珊以及他的老师刘厚同。

傅冬菊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地下党的工作，经过这么多年的成长，她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情报员。

在她接到了这份任务之后，傅冬菊不仅每天要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按照任务的要求，她还需要每天向另外一名地下党员崔月犁接头，并把傅作义当天的所有情况向他进行汇报。

然而，当时的傅作义已经非常的着急，他的内心也正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毕竟关乎着他和弟兄们今后的命运，于是双方各取所需，之后双方就开始进行了思想上的第一轮交锋。

这一天，傅冬菊开始试探傅作义的态度，她按照地下党的要求，给傅作义带话，共产党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和平解决平津地区的问题。

傅作义虽然也不想打仗，但是面对女儿突然向他抛出来的话题，他的心还是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毕竟他在国民政府干了这么长时间，也听说过一些国民党特务的本事，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傅作义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女儿被军统的特务给骗了，这些军统的特务伪装成中共的地下党，那么他和他的女儿可就要完蛋了。

傅作义连忙问他的女儿：“你确定碰到的是真共产党吗？他们如果是军统的特务伪装的，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面对父亲现在小心翼翼的样子，傅冬菊连忙向父亲拍着胸脯保证，这肯定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军统的特务。

傅作义沉思了半天，又抬起头来看向了女儿，“他们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

这一下倒问到了傅冬菊的知识盲区，他在第二天连忙请示上级，终于得到了上级的答复，是毛主席派来的，傅作义听到是毛主席主动派人跟他联络之后，也不由得点了点头，认为这件事可以考虑。

其实和谈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傅作义和蒋介石有着一定的矛盾，但他也是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只要战场形势还对他有利，那么他根本就不可能和我方进行和谈。

但是傅作义不知道的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他们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如今更是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各个机关当中，被傅作义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北平城，实际上已经开始四面漏风。

而且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一边倒的局势，我军的东北野战军在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之后，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扑华北地区。

在1948年12月23日，双方在新保安的战斗当中，傅作义引以为傲的35军直接被歼灭，而且石家庄也落入到我军的手中，他的退路已经被我们完全切断，所以在这个时候，双方才开始正式的坐到谈判桌上。

傅冬菊虽然作为傅作义的女儿，但是傅作义只是一直在跟她打哈哈，并没有表露出明确的态度，因为这个时候的傅作义认为，他们还有一部分可以周旋的余地。

共产党看见这只老狐狸，还想着保存实力，也没有打算给他长久的耗下去，派出在北平《平民日报》当采访部主任的李炳泉同志，面对这个直接亮明身份的共产党员，傅作义终于决定派人前去和中共中央进行和谈。

但是面对中共中央提出来的条件，傅作义表面上却装的十分为难，我方提出来的条件就是“不光光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而是只要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都要全部放下武器投降。”

但是傅作义也没有答应这个要求，“我自己的军队可以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其他的军队我可不敢保证。”

双方第一次谈判的失败，导致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傅作义又恢复到了当初那个态度，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惯着他。

在1949年的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就完成了天津的解放。这样一来，傅作义撤退的道路可以说被全部封住了，顿时让他感觉到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双方又再一次坐到了谈判桌上。

这一次的谈判，作为傅作义老师的刘厚同和好友邓宝珊二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位刘老先生曾不只一次的去找过傅作义，告诉他：自从清朝末年开始，北平就遭遇了许多的大战，这里的百姓已经非常的厌倦战争，更何况这也可是千年古都，这里面的每一件东西可都凝聚着老祖宗的心血，如果把这里打成一片焦土，那他们可就真是中国的罪人了。

并且刘老先生还把傅作义所担心的几个问题上报给了党中央，他首先最害怕的就是得不到共产党的真正谅解，其次就是怕以后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作为一代抗日名将，他还是很注重自己的名声，最后他的辖区里还有一些中央军，他怕自己对不起这些弟兄们。

刘老先生语重心长的对傅作义说道：“现在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是顺应民心，而且服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可以说是大功一件，怎么会得不到真正的谅解呢？”

而且这个时候，他的老战友邓宝珊也来找他，向他阐明了利害关系，傅作义现在的状况就是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如果傅作义还要一意孤行，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的话，那么等待他的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因为傅作义作为一个地方军的领袖，而且他还和蒋介石有着不少的矛盾，现在他的退路已经全部被我军切断，他就算逃到了南边，也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那么等待他的肯定就是中央军的排挤。

就这样在这三人的努力下，傅作义的心理防线逐渐被瓦解。在1949年的2月21日，傅作义带着一大包哈德门香烟去西柏坡见毛主席，北平也得到了和平的解放。

蒋介石为了防止傅作义起义也是煞费了许多苦心，傅作义身边有着不少的军统情报人员，天都在向南京方面汇报他的一言一行，但就是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的地下党员完成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毛主席等中共高层领导对北平的和平解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让全军的官兵学习这样不流血的战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