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3日，时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的余汉谋召集公署工作人员，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发工资。

尽管余汉谋一句话也没有说，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大家拿点钱各自逃命去吧。”

余汉谋口中所谓的“敌人”，就是陈赓指挥的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两大兵团分别属于二野、四野，加上配合作战的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粤中纵队，总计兵力在22万人。

当时余汉谋手中，驻守广东的国民党军三个兵团，总计兵力也只有15万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巩固粤北，确保广州”的目标。

按照战前制定的计划，四兵团、十五兵团以及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粤中纵队兵分三路，其中四兵团沿着沿粤汉铁路南下，直取广州、十五兵团经翁源、从化等南下，形成对广州的钳形合围，两广纵队等地方部队西进东莞地区，切断敌人的退路。

事实上，计划中的广州战役根本就没打起来。

10月14日，四兵团先头部队抵达广州后，才发现当地的国民党军已经溃逃一空，留守的地方机关以及警署等都在等着解放军入城接管。

在原定的计划中，我军是没有准备追击残敌的。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陈赓曾下令四兵团继续追击残敌。

可第二天，陈赓将方案上报后，中央考虑到敌人早在几天前便有计划的分批撤离，可能追不上，因此命令四兵团，要以后续广西作战为主，如果追不上敌人，那么可以考虑停止追击行动。

不过，这条命令下达的有些迟了。

当时，四兵团连同配合的十五兵团指战员作战热情十分高涨，才过了一个晚上的功夫，部队的进展已经远远超过预计。

尽管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下辖有3个兵团15万大军，但兵无斗志，将无战心，整体处于溃败状态，据说就连战斗力较弱的宣传员，都能赤手空拳的抓几个俘虏。

就在广州解放的这一天，原国民党军39军103师4900余人在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指挥下，在北面60多公里的三水镇宣布起义。

当时，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除了下辖的三个兵团外，还有绥署直辖的39军、109军两个军。在我军猛烈进攻下，39军、109军顶不住，很早就溃败下来。

严格意义上来讲，国民党军39军前身是属于第八军（就是李弥的部队）。

淮海战役前，整编第八师恢复第八军的番号，原属第八军下辖的第103师（整编103旅）与新编第二旅在胶东重新合编为整编第八师，同年9月改称第39军。39军建成以后，参加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虽然屡战屡败，但始终没被打散。

1948年年底，39军从上海转运至广东，防守以曲江为中心的粤北地区。1949年10月初，39军从粤北地区溃败下来以后，军长程鹏接到余汉谋命令，火速向湛江撤退，准备到海南岛。

程鹏率军部以及下辖的147师（师长张家保）为前卫，91师为本队，103师为后卫。

不过，因为一路上跑的太快，91师、103师没跟上，其中91师在鹤山县、103师在三水县西南镇。

眼看国民党当局是一败再败，39军下属各师也都有了不同的心思

103师师长曾元三与91师师长刘体仁以及两师的参谋长牟龙光、龙骧是同乡兼好友，两师从粤北溃退的时候，几人就有过一番谋划。

他们都认为，蒋家王朝覆灭已然成定局，如果跟着蒋介石一路败退，势必吃不到任何好处，况且两师的底子是黔军，就算是撤到海南岛，也只是被当成炮灰，不如趁势起义的好。

几人的这番谈话，也极大的挽救了所部的命运。

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曾元三就派了参谋侯祖松，林松基与四兵团敌工部取得联系，并且谈定了起义的具体条件。

不过，因为四兵团14军在军长李成芳的率领下，追击的有些快，双方差点发生误会，103师的一个营隔着江面炮击14军先头部队一个营。

幸亏那会儿李成芳还没有飞奔到一线，否则103师就不是起义而是投诚了。

据参与103师起义的四兵团敌工部的吕永祯回忆，103师起义后，他陪同师长曾元三率一部分恩一起过河到14军指挥部，一路上不少士兵都是笑逐颜开，认为不打仗了，马上就能过上好日子。

一个士兵对吕永祯说：

“我高兴同师长当共产党兵，不愿当国民党兵……”

吕永祯好奇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

那名士兵憨厚一笑：

“当国民党兵连个老太婆都找不上，人都跑光啦！”

一句话让全船的人都哄然大笑。

值得一提的是，在103师起义过程中，四野敌工部还明确要求，希望能与91师与147师取得联系，争取两师起义。

当时曾元三明确表示：

“91师刘体仁和我们交换过意见，可以知道。147师大可不必了，已走远了。”

也就是说，在原定的方案中，91师也是要起义的。

91师师长刘体仁当时确实已经下定了决心起义，并且召集部下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多次讨论，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想法。

事实上，与之前曾元三谈的差不多，大家都认为，跟着蒋介石撤到台湾，必然没好结果，无非就是被肢解，裁撤，还不如留在大陆，毕竟大家还都有亲人在大陆。

“我们不能再跑了，国民党大势已去，靠我们几个人，是挽救不了败局的，还不如现在就放下武器。”

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阴差阳错之下差点出了意外。

当时，我军兵分三路进军广州，到广州解放后，各路大军随即转入追击敌军。

原定的计划中，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粤中纵队本来就是负责截断敌人退路的，39军当时从鹤山县走出来的时候，迎面撞上了堵截的粤中纵队。

结果双方大大出手了一场。

粤中纵队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在广东粤中地区成立的一支游击队，起初规模不是很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统一领导粤中地区的游击作战，成立了中共广南军分委成立，部队在整合了几支游击队后，扩编至4300余人。

到1949年10月配合参加广东战役时，粤中纵队已经发展至6800余人。

当时，粤中纵队与39军91师遭遇后，本着为和平考虑，粤中纵队还专门派出了两个联络员，希望能说服91师起义。可不知道为什么，双方还是大打出手，彼此都有了不小的伤亡。

一直到后来，李成芳带着14军先头部队两个团包抄过来，91师才干脆利索的放下武器。

李成芳对这稀里糊涂的一仗感到很奇怪，首先是91师基本上已经是兵无斗志，可为何面对粤中纵队时，仍然要负隅顽抗，更重要的是，因为按照之前同曾元三的谈话，91师其实已经做通了工作，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起义。

可双方为什么还会发生误会。

李成芳后来特意问91师师长刘体仁：

“为何不肯向之前拦住他们的粤中纵队缴械投降？”

结果刘体仁的回答让他哭笑不得。

原来91师认为，对面拦路的粤中纵队是游击队，嫌弃他们不是正规军，因此拒绝放下武器，按照刘体仁的话来说就是：

“他们是土共。”

李成芳也无奈的摇头：

“什么土共，洋共，还不一样都是人民解放军。”

1949年10月14日，刘体仁率领91师在鹤山宣布脱离蒋介石，向我军投诚。

起义和投诚虽然只是两个字不同，但意义那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尽管二者不是一个性质，可我军最终还是给予了两师相同的待遇。

10月15日，我军下令，将两师合编，并编入14军，军官统一编为两个学习组，在广州市郊五眼桥进行学习。除了原103师政工处长刘启超煽动起义军官叛乱，后来被我军察觉，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乱子。

1949年10月19日，陈赓在广州市哥伦布大餐厅设宴宴请曾元三、刘体仁等39军起义、投诚的军官，在宴席中，陈赓曾盛赞曾元三、牟龙光、陈一匡说：

“你们三人是同等功劳。”

显然，对曾元三、刘体仁，我军在态度上是不同的。

曾元三一度有顾虑，起义前我军曾有条件，希望他能钳制第23军，但曾元三明确表示拒绝：

“老头子（指蒋介石）一手把我们提拔起来，我们不吃这井内水，不能就拉粪拉尿啊！挟住23军做缺德事啊？现在是各走各的，我决心投降，我决不干预别人不投降，”

曾元三起义以后，也几次表示愿意回乡为民，但都被我军挽留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曾元三历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贵州省政协常委，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1986年去世，享年78岁。

91师师长刘体仁投诚后，也受到我军优待，仍然出任原职，并随大军进军至南宁，只是刘体仁本身胃病很重，后来离开了部队，回乡休养。

1954年，刘体仁病故于贵阳，由人民政府出资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