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穿衣，衣食住行，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其中吃饭问题排在第一位。吃饭离不开粮食，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共和国“大管家”的周恩来非常重视，在三年困难时期，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

周恩来

196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当时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直接影响了对城市的粮食供应。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后来回忆说：

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 饿死了不少人，各地要粮食的电报象雪片飞来，堆满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

在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他被大家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每周都要约粮食部门的领导同志谈几次话。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后来回忆说：

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听汇报时，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他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四川原来一直是粮食调出省，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误了农田的收割，以后又因高估产和自然灾害造成了粮食紧张，周恩来就批示停止外调粮食，省内自己调剂。后来四川粮食告急时，周恩来又紧急调粮支援四川，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有一次，周恩来和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一起研究各省的粮食计划调拨安排，当排出表格后将数字相加时，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时竟查不出原因。周恩来便戴上老花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计算，最后他问道：“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增加了5000万斤，加了没有？”

问题果然出在这里，是工作人员把这个数字漏记了，当周恩来在表上加上这个数字后，收支就平衡了。

在困难时期，周恩来特别注意严肃党纪。1960年10月，青海省请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同时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青海提出了严厉批评。周恩来在会上说：

青海送中央5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请李富春同志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让齐燕铭等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1961年10月，周恩来应邀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他在回国前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有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

1962年五六月间，为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周恩来、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段时间。周恩来一到东北，就对管生活的同志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周恩来和邓颖超

吉林是当时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周恩来在吉林视察期间，当地政府出于对他的热爱，为他准备了比较丰盛的伙食。邓颖超得知以后，马上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

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

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的食油也很紧张。这份菜单被送到食堂后，一位老厨师感慨道：“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到1962年年底，全国人民最困难的吃饭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恩来感慨地对一位外国客人说：“3年来我就没有休息过。1959年，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病了一场，回来后也没有休息，很难抽出时间，所以只能让我在家半天休息。”

1963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请贺龙等人吃饭，贺龙上桌后，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周恩来和贺龙

周总理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