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主席生前管家吴连登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唯一收入只有每月的三级工资404.80元，而稿费的收入时常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

有一次，负责管理稿费的郑长秋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便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中办特会室名下，不然孩子们怎么办？”郑长秋的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将稿费拿出来，日后孩子们可以继承。

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能自己养活自己。”

可见，毛主席是不希望子女沾自己一点儿光的。但唯独有一次毛主席破了例，从稿费中拿出3.2万元，分成4份，分别交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和李讷。

毛主席之所以破例，是因为当时李讷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1972年，李讷生了孩子，请了保姆照顾，可是她刚刚与丈夫离婚，工资又低，实在无力承担如此重的经济负担，生活非常困难。

外人很难想象，作为毛主席的女儿竟然也像普通人一样为钱而发愁。

李讷是毛主席的小女儿，自幼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如果不是实在周转不来，她也不会打扰忙碌的父亲。

1973年，李讷踌躇良久，终于鼓起勇气将她的困难问题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父亲给予帮助。她难过地对张耀祠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

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将情况转达给了毛主席，不料，毛主席听后却并没有责怪李讷。毛主席虽然一贯对子女严格，却也有浓浓的父爱，他知道女儿不宜，因此决定帮一把。

毛主席问张耀祠该给多少钱合适，张耀祠大胆说道：“那就给8000吧。”毛主席没有反驳，想了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毛主席便从稿费中取出了3.2万元，分别给了四人。但收到钱的四个人，却有不同的反应。

李讷急需用钱，收到钱既欣喜又感动。不过，吴连登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就难了，便用她的名义往银行中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了她本人。

得到父亲的帮助后，李讷的日子不再像之前那样紧巴巴的了，但她也明白，这些钱总有一天会用尽的，所以还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用微薄的工资养活着儿子。

不知为何，李敏当时并未拿到这8000元，直到1981年，毛主席去世5年后，中央工作人员找到李敏与她商谈毛主席遗物的事情。

李敏什么东西都不想要，唯独只想要父亲当初给她的8000元。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笔钱，还是父亲对她的爱护。最后，中央答应了李敏的请求。

其实，对于李敏来说，这8000元确实帮了她很大的忙。当时李敏身体很是不好，丈夫孔令华也多病，儿女正值上学的时候，经济上十分困难，这8000元正好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贺子珍收到钱时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得知是毛主席生前为她留的，十分激动。但她却表示：“我看病的费用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还是把它退回去吧。”

但实际情况却是，国家只能为贺子珍报销一部分，剩余部分还是需要贺子珍自己支付的。当时贺子珍的收入微薄，根本无力帮其支付，于是，经过中央工作人员做思想工作，贺子珍才把钱收下了。

后来，贺子珍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是3000元，这些钱从毛主席给的钱中扣除了，剩下的钱，贺子珍还是坚决退了回去，并表示感谢。

贺子珍俭朴了一辈子，即便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好转了很多，她也不忘本，不给组织添麻烦更是刻在了骨子里。

与其他人收到钱的反应不同，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江青有一位姐姐名叫李云露，建国初期，李云露还曾在菊香书屋中住过一段时间，帮忙照看李讷。

后来，李云露离开了中南海，再加上江青性格上的剧变，对这位姐姐变得不理不睬。但在毛主席去世前，她忽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姐姐，便派厨师程汝明代替她看望一下。

当时，李云露的生活过得十分困难，因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她便一直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程汝明去看望时，只见房间里面杂乱无比，床上的被褥破旧，屋内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屋内的温度也不高。

程汝明回去之后如实汇报给了江青，江青听后就让程汝明把毛主席给她的8000元取出5000元送给姐姐。

李云露收到后感激不尽，以为妹妹转了性子，但就在毛主席去世后，江青感觉用钱紧张，竟又想让程汝明将钱要回来。

程汝明很是为难，从未见过送出去的东西还能要回来的道理，便好言相劝，江青这才不再提起。

仅此一次，毛主席之后再未给过任何人经济帮助，直到去世后，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