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互证”，主张以诗证史、以史解诗，陈寅恪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就是运用“诗文互证”的经典之作。古代诗人，于我们而言是历史人物；于那个时代而言，却是当代人；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会和当时的时代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开篇就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简明扼要介绍事件之后，就是直抒胸臆。因为“安史之乱”的平定，使杜甫悲喜交加，“生平第一快诗”也就应运而生了。

同样的道理：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最生动、直接地反映，两者犹如“皮与毛”、“鱼与水”、“花草与土壤”的关系。而“赋”作为一种散韵结合的文体，是两汉文人的主流写作文体，但盛极一时之后，又于后世逐渐销声匿迹，归于小流，因此“赋”又被称作“汉赋”。那么两汉400年帝国兴衰，对“汉赋”“三种形态”的转变，有着怎样深层次的影响呢？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史记.高祖本纪》

西汉建立之初，丞相萧何建造未央宫，汉高祖刘邦看到雄伟壮丽的楼阁宫阙后。怒气冲冲地对萧何说：“秦末乱世至今，天下百姓苦于战乱，如今百业凋零、民生疲敝，为何要如此大兴土木呢”？西汉初年，百姓历经“秦末动乱”、“楚汉之争”，人口锐减、百业凋零；儒生陆贾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文景之治”前后，是西汉经济恢复、发展、繁荣的过程。

“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吊屈原赋》节选

这一时期的“汉赋”，与《楚辞》、《离骚》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因此又称“骚体赋”，代表人物贾谊。“骚体赋”：常用“兮”等虚词、语气词，多为咏物抒情之作，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哀怨之情。“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就如此算了，这个国家没了贤明正直之人，没有一个人能懂我屈原的心啊！于是自投汨罗江，这就是屈原，宁为玉碎亦不瓦全，与“俗流”泾渭分明。

贾谊则不同，受到朝臣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的他，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圣人的神明品德是弥足珍贵的，需要远离污浊而珍藏；如果麒麟能被束缚，那和羊、狗还有什么分别？在这样污浊的世界里受到迫害，也是您（屈原）自己的原因；若是有心，九州何处不可辅佐君王，又何必单单留恋那国都呢？

贾谊的《吊屈原赋》，对投江自尽的屈原，表达了真挚的惋惜与哀叹，简单来说就是：不是你屈原不够贤德，而是你所处的世界太过污浊。尽管贾谊对屈原以身殉国，感到无限惋惜，但贾谊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也就是：我佩服你的气节，但不赞成你的选择。贾谊认为：你们赶我走，那我就走；但是无论环境多险恶，我都要顽强地活下去；只要我的德行操守不变，在哪里也不会降低我的价值。

因此，“骚体赋”与“楚辞”，形似而神不同，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人生观。屈原的思想中，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思想，如果不能实现人生理想，那这样的人生就毫无意义，也不必留恋了。但贾谊不同，汉初除了儒家思想，道家的黄老之学也很流行。贾谊认为：麒麟不可以被束缚，这种品德才是最珍贵的；要远离国都，我会生出凄凉、哀婉之情；但离开了国都，我也还会顽强地活下去。贾谊一样向往实现人生价值，但比屈原多了一股道家的逍遥气息。而这理想之外的一分旷达，正是汉初“儒家”、“道家”并行，推崇道家“无为而治”最生动地体现。

“文景之治”后，汉王朝的经济空前繁荣，汉武帝时期，更是一举击溃了帝国最大的威胁——匈奴，将其由“鼎盛”，打到了“中衰”。从此汉王朝开启了新的篇章——帝国的兴盛，这段荣誉史曲折地维持到了东汉末汉。而这一时期，正是汉“大赋”兴盛的时期，“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东、西两汉各占2位。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 ——《子虚赋》

“汉大赋”的特点：就是极尽铺张为能事，通篇描写宏伟壮阔的景象，在结尾时进行讥讽、劝谏、告诫，是汉帝国统一兴盛时期的产物。齐王出动战车千乘，骑兵上万，士卒遍布山泽，驰骋于东海之畔，鲜血染红了战车的轮子，最终只为狩猎，以充为齐王炫耀的资本。司马相如通过《子虚赋》，虚构了子虚先生和乌有先生，利用“子虚乌有”的对话，描写了一场宏大的狩猎场面，这是对“文景之治”后，贵族阶级奢靡生活方式的讽刺。借机向统治者宣扬，“与民休息、爱民惜民”的政治主张。

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 ——《大人赋》

在阴山飞翔徘徊良久，大人（暗指迷信鬼神的汉武帝）终于见到了西王母。西王母一头白发，住在山洞中，显得垂垂老矣，万幸的是有三足金乌供其驱使。如果长生不死必要如此，那纵使活上万代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对于迷信鬼神的汉武帝，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虚构了“大人”乘龙遨游四海，会见诸多仙友的盛景。先是为汉武帝描绘了，“神仙中人”的种种不凡，然后画风一转，老迈孤苦的“西王母”出现了，最终将一切归为了“ 超脱有无独自长存”。以此劝谏汉武帝，不要再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了。

“汉大赋”：就是“骚体赋”的散体化，或者说是散文化，形式上减少“兮”等虚词，排比相当整齐。内容上多为，九成篇幅描写宏大的场景，使用大量生僻字“铺张”，最后用一成篇幅“讽谏”。因此，扬雄指出“汉大赋”弊端——“劝百讽一”。宏大的铺张场景，而忽略了“劝讽”等文思内涵，给人一种“大而空”的感觉。汉武帝读完《大人赋》，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好像真的和神仙们游玩过一样，而忽略了其中暗藏的一丝“讽刺”神鬼的文章主旨。

“汉大赋”的“大而空”，华而不实，无法真挚地表达个人感情。但在东汉末年，汉朝分崩离析，帝国兴盛不再，社会的动荡和黑暗，给文人带来的是忧愤与惊惧。“铺张而宏大”，却缺少人文感情的“汉大赋”，就被更利于表达，个人感情的“汉小赋”取代了。不可一世的大汉王朝，分崩离析了，取而代之的是动荡与战乱，受尽苦难的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更利于抒发情感的文体。因此，“汉小赋”又称“抒情小赋”，“汉大赋”是“骚体赋”的散体化，而“汉小赋”则是“汉大赋”的诗歌化。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 。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 ——《鹦鹉赋》节选

那西域来的灵鸟啊，挺立着与众不同的姿态。它有着洁白的羽毛，正合大汉火德的红嘴。它天性聪慧能吐人语，善于观察事情的转机。这就是祢衡的《鹦鹉赋》中，对宴会上的奇鸟“鹦鹉”的一段描述。这篇经典的“汉小赋”和“汉大赋”，最直观的区别就是——没有通篇不认识的生僻字了。

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 。匪余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 ——《鹦鹉赋》

祢衡在《鹦鹉赋》中：先是描写了鹦鹉的志趣高洁、卓然不群；然后描写了鹦鹉被权贵当作奇鸟，大量捕捉的故事，暗指群雄割据局面下，割据政权对文人名士的搜捕与管控；最后用“痛”、“哀”、“愍”、“背”、“侍”、“惧”、“耻”、“羡”、“识”、“怀”，一连10个动词，描绘“鹦鹉”流落他乡、思念亲人、困於鸟笼、不能展翅高飞，却终为宠物的忧愤、凄苦、感伤之情。

而与被捕捉的“鹦鹉”对应的，正是作者祢衡的经历写照：祢衡持才傲物、喜欢讥讽权贵，曹操征召而不去；孔融力保祢衡才气过人，出仕的祢衡多次侮辱曹操；曹操不愿背负杀贤之名，将祢衡送给刘表；刘表一段青睐之后，无法容忍祢衡的脾气，又将其送于江夏黄祖；《鹦鹉赋》正是此间所做，辗转不绝的祢衡自比“鹦鹉”。表现了乱世之中：名士于诸侯，亦如“鹦鹉”与权贵的现象，以及名士们苦闷、忧愤、惊惧的心理。

两汉400年间，“汉赋”经历了“骚体赋”——“汉大赋”——“汉小赋”的转变，其本质是：由诗歌的散文化，再到散文的诗歌化。“骚体赋”对应的是汉初的百业凋零，表达的多是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但哀伤、抑郁中，有一种施展抱负的渴望；“汉大赋”对应的是汉朝的兴盛时期，没有太多个人压力的文人群体，将“汉赋”散文化，文以载道，以此劝谏帝王，表达的多是个人政治主张；“汉小赋”对应的是汉朝分崩离析，天下群雄割据、混战的局面，“汉赋”再次诗歌化，用于表达个人感情。但与汉初不同，“汉小赋”作者表达的是：一种对天下动荡的忧愤、惊惧，一种无法排解的忧愁，而少了汉初那丝抑郁中夹杂的逍遥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