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由青岛飞南京，因途中天气不好，飞机改飞上海，然而上海当时的天气也不适合降落，飞机只好临时该非徐州，结果途中失事于南京郊区岱山。

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死可以说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其本身生前迷雾众多，死得又如此蹊跷，自然引起各方猜测，但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戴笠之死却无形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周总理后来在谈及戴笠时便评价他：

“戴笠之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图|戴笠

戴笠一生最主要的成就，便是创建了军统局，在抗战时期，他所领导的特务组织一面对投降日伪的汉奸特务进行刺杀，一面又主持了对日情报工作，从这一点上来说，戴笠是有功的，但在抗战结束后，军统却将屠刀对准了中国共产党以及革命群众，特别是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事件。

也难怪章士钊后来谈及戴笠时评价他：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戴笠一手创建了军统，可以说在军统内部一手遮天，但他死后，整个军统却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

据说沈醉晚年回忆，就在戴笠飞机失事以后，他找唐纵汇报情况，结果看他全程面色冷漠，沈醉是个人精，一见唐纵没什么兴趣，匆匆就结束了汇报，面对当时戴笠的死，军统内部大多数人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假意，基本上每个人都如丧考妣，可唐纵一句话却惊得沈醉瞠目结舌：

“人死了，难过也没用。”

没过多久，唐纵就转到了警察总署署长的位子上，彻底脱离了军统。

军统拥有特别复杂的组织架构，因为平素我们了解的军统，只是只言片语。

那么戴笠死后，沈醉有没有资格上位军统局局长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图|抗战期间，戴笠陪同蒋介石检阅重庆特警班

我们所了解的沈醉，我们谈到沈醉在军统之中的地位时，总会说到一句话“在军统素以年龄小，资历老而著称”，似乎大多也都认为，沈醉在军统中地位很高。

沈醉之所以出名，大抵是因为在多年后，写了很多回忆当年军统时期生活的书，而且在书中，沈醉也曾毫不掩饰对军统局局长宝座的觊觎。他在谈到帮助毛人凤挤走郑介民后有过这样的内心活动：

“我还有个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毛人凤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四期，因病休学，但仍有资格称老蒋为校长），资历又浅，只要他能掌权，今后我就有取代他的可能。我虽然不是黄埔毕业的，但在军统的资格比毛人凤老，戴笠活着的时候，不是就一直在培养我吗？

可在论资排辈儿的军统中，沈醉身份地位并不够看，即便是在解放后，被关在战犯管理所的，就有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人，另外沈醉被俘时身上兼职虽然多，但在军统中只是云南站站长，战犯管理所中，类似军统站长地位的人就有不少，更为关键的是，按照军统局（后改保密局）组织架构（局-区-站-组-队）来看，保密局云南站隶属于保密局西南特区管辖，这么来看，当时正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还是沈醉的顶头上司。

事实上在戴笠死后，军统内基本上分为三个派系，分别是毛人凤、郑介民、唐纵。

毛人凤可就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这里略过不谈。

图|郑介民

郑介民是黄埔一期毕业，论资历连戴笠也不如他，当初在郑介民在复兴社特务处任副处长时，处长就是戴笠，因为郑介民不愿意听比自己资历浅的戴笠招呼，所以很长时间都不在岗位。1938年3月，郑介民任军统局主任秘书，应该说是仅次于戴笠的，但因为不在岗位，所以职务由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暂代。

至于唐纵，当年戴笠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时候，他就是仅次于戴笠、郑介民的三号人物。

我们如今能了解军统的内幕，除了资料中记载外，多数来源于三个人，沈醉的回忆、陈恭澍的回忆以及唐纵日记。

就从了解军统内幕以及国民党上层之间各种秘辛，唐纵日记自有着其不可替代性。

唐纵对手上这本日记保护得很严密，基本上跟前的人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本日记，却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据沈醉回忆，有一次唐纵到上海站视察工作，刚在老西门附近下了车，走了还不到一条街，钱包就被偷了，这位军统大佬一下子便急得满头大汗，倒不是心疼钱包里的钱，而是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里面记了不少资料，如果被有心人拿去利用麻烦就大了。

图|唐纵

唐纵一个电话就打到了沈醉那里，当时沈醉正担任军统行动组组长、侦缉队长，对上海地盘上小偷小摸、地痞流氓等帮派组织很熟悉，沈醉接了唐纵的委托，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小偷帮会，第二天东西就给送了回来，唐纵也松了口气。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沈醉就知道了唐纵有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有一次，他到唐纵家送钱送物，赶上唐纵不在家，沈醉问唐纵夫人，有没有看过那本日记，唐纵夫人气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他的日记谁也不许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写的什么日记，为他吵了好几回。”

唐纵心里很清楚，他记得这些东西一旦泄露出去，是会要人命的,所以轻易不在人前展示。

图|沈醉

蒋介石一开始，是知道唐纵有记日记的习惯的。据说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到贵州视察工作，问起了某年某天的天气，在场的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只有唐纵不慌不忙的从怀里拿出个笔记本，翻了几页，说出了那天的天气，蒋介石很高兴，还当众夸奖了唐纵。

不过，唐纵一开始记日记，多半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当时很多民国年间的大人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就连蒋介石本人都写日记，而且唐纵一开始也只是记录一些他对生活的感悟，只是随着后来地位逐渐攀升，日记的内容这才慢慢变的走样了。

唐纵在黄埔学习期间，就爱向蒋介石打小报告，那时蒋介石也正好需要了解黄埔学生中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唐纵这个举动无疑算是投其所好，况且那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还远没达到一手遮天，更需要像唐纵这样的人，唐纵后来为什么进了戴笠的特务处，大抵上和这个经历有关。

只是唐纵对自己爱打小报告的习惯，当然不可能写在日记里，他的回忆中，对这段经历的描述是，通过戴笠的引荐得以面见蒋介石，才成为军统三号人物，但据沈醉回忆，唐纵后来进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的。

蒋介石这个安排很有深意，一方面戴笠与唐纵都是黄埔六期的，两人有旧交，两人都在特务处能够加强该部门的力量，另外一方面，唐纵是自己亲信，在特务处能起到监视、监督的作用。

不过，特务处的规模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大，蒋介石又对戴笠很信任，所以唐纵与戴笠之间也基本没什么矛盾，甚至在外人看来还很和睦。而且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说到底这个部门的规模并不大，两人没有多少利益冲突.

只是唐纵对戴笠基本没什么好感，尽管他是依靠打小报告起家，但对特务工作很不感冒，还在日记中写，不想与戴笠共事，甚至于他在日记中还记了很多戴笠的黑料。

图|1929年夏戴笠（后排左一）陪蒋介石（前坐者）、周佛海（前左一）登泰山

有关唐纵不喜欢待在军统，在他的日记中体现非常多，这个出身于军统，却始终对军统瞧不上的人，做梦也想插手军政界，但几次活动，都被戴笠更加干预打断，让唐纵心里感到很不爽。甚至于两人后来发展到暗地里斗法。

基本上，唐纵日记里记载的，也以戴笠的黑料居多。

两人首次结怨，与唐纵想要脱离军统有关。

1933年，戴笠因事外出，走之前将特务处的事情委派给唐纵，就在戴笠没走多久，特务处就有了桩大案子，一群反蒋分子秘密躲着开会，唐纵肯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立马派手下赵世瑞三下五除二就将人全都抓了回来，结果抓回来一看，坏事了。原来这几个人是汪精卫的手下。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一直同蒋介石分庭抗礼，这下事情闹大了，汪精卫不依不饶地指责蒋介石搞暗黑手段，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

蒋介石担心事情闹大，索性将唐纵、赵世瑞抓起来当替罪羊，后来是戴笠替他们求情，才将他们放出来。

唐纵被免职后，有心脱离特务处，他本来就不想当特务，更不想与戴笠共事，正好借此机会脱离，可这时戴笠却不肯放人。

1938年，唐纵从德国回来，正好有人举荐他到参谋本部第二处当处长，唐纵正打算在军政界混，乐得屁颠屁颠的，没想到又被戴笠给扣下，气得唐纵在日记里痛骂戴笠：

“魏大铭为我向戴请求保我为参谋本部第二处处长，戴表示我的资格不够。我听了之后，甚为愤慨。假如我再如从前那样干下去，将来资格更成了问题。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看我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

图|唐纵

尽管表面上唐纵维持了与戴笠的关系，可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人关系已经恶化。

一直到后来蒋介石设立侍从室，亲自主抓大权，唐纵被蒋介石钦点担任侍从室第六组少将情报组长，这才算是彻底脱离了军统系统。

唐纵跳出军统系统以后，以往的一班同僚都很高兴，觉得唐纵一定会看在以前关系上，拉他们一把，可实际上唐纵对军统早已经延误之际，甚至丝毫不念同僚之情。就连戴笠亲自托关系，送钱给他，他都不说戴笠一句好话，甚至还在日记中记了戴笠不少黑料。

好在戴笠涵养不错，没对唐纵施以报复。大概以唐纵当时的地位，戴笠就是想报复，也无从下手了。

尽管如此，唐纵在日记中，还是肯定了戴笠的能力，就在戴笠死后，唐纵在日记中评价：

“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过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

蒋介石当然也没想到，自己忠心的下属，会把案头工作做到他头上。

据说是抗战后的一天下午，蒋介石午休完，正在办公室锻炼身体，突然注意到门口有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蒋介石一看就知道，这是他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先生。

就从陈布雷本身来论，他绝不仅仅单纯只是蒋介石身边的“文胆”，过去革命年代，陈布雷的文章颇具朝气，深受时人赞誉，著名报人邹韬奋曾赞誉他：

“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图|陈布雷

尽管在蒋介石身边多年，也见惯了国民党阵营中的蝇营狗苟，但陈布雷却不屑于与这些人为伍，这一点也是蒋介石愿意信任他的主要原因。

可唯独这一天不同，当蒋介石请陈布雷进来后，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可陈布雷却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从他脸上的神情不难看出，他内心在纠结。

“布雷先生有什么事情要讲？”

在蒋介石再三询问下，陈布雷最终下定决心，向蒋介石说了这样一番话：

“近日各种矛盾交织，外界舆论很坏，多有指责政府的。谣言流传，乃至于侍从室都有人信了这些。甚至还在日记里记录那些乌七八糟的流言。”

一句话令蒋介石大出意料之外，他没有想到陈布雷过来是专门向他告状来的，尽管陈布雷再三否认，但话里话外似乎都言有所指。

事后蒋介石才了解，陈布雷说的正是唐纵。

不过这件事蒋介石也不好多问，总不能直接下令，让唐纵把日记交上来，只是私底下把他叫来，若有若无地提点一下，唐纵心领神会，自此以后不在人前再提起日记的事。

图|蒋介石

唐纵在日记中，记了很多有关蒋介石的秘闻，因为唐纵就在蒋介石身边，所以他观察蒋介石很细致，大到工作中处理事情，小到夫妻间的矛盾，而且本着细致认真的原则，唐纵对风闻来的消息，一概都要加以确定后，才会完完整整记录其中。

如果蒋介石知道，唐纵在日记里记的他的那点事儿，没准早下令把他砍成十七八段了。

大概也是因为蒋介石点过一次，所以从1946年以后，唐纵的日记就不再“更新”了，已经完成的日记，被他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从不轻易示人，只是没想到的是，就在国民党当局大军溃败，凄风苦雨的仓皇之际，这本日记竟然失落了。

1949年4月解放南京后，缴获了唐纵日记，但一线部队的战士不知道这本日记的价值，差点给扔了，后来逐级上交后，才发现了他的价值，这本日记后来被国家安全部门保管了四五十年，一直到九十年代，时过境迁后，才以唐纵日记的名义公开出版，取名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唐纵后来到了台湾以后，继续受蒋介石父子的重用，事实上他也确实笑到了最后，因为这本要命的日记一直到他死后才被爆出来。

图|《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蒋经国想掌握特务系统时，成立了一个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机构，还特意请唐纵出山来当这个主任，但唐纵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代而不理，所以后来很得蒋氏父子重用，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大民银行董事长等职，一直到1981年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