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我截掉那条“尾巴”
1940年8月，我在黎城养病时，军委调抗大政治教育科长张如心回延安工作。前方派部队护送。我得到这个消息，即向组织上提出想同他一道回延安治病，立即获得批准。当时，张际春挽留我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到前总政治部时，罗瑞卿也留我任他们政治部的保卫部长，但我执意要求回延安，主要还是身体不好的原因。这次.我是和陈珉一同回延安的。同行的还有前总作战科长何廷一、左权参谋长的夫人和彭总的秘书龚澎等干部。
我们一行从黎城出发，越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和国民党统治区，过黄河，经洛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历尽艰险，终于于1940年冬天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开始我住在总政治部招待所。那时，中央准备召开重要会议，朱总司令也从太行前线回来了。一天下午，我步行八九里地到杨家岭去看望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总司令热情地接待了我。正在叙谈时，忽然看见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影从窑洞前经过，我心中一动，能不能现在去见主席呢?正迟疑间，正巧毛主席的秘书进屋来，我赶快写了张便条，请求主席得便时接见我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就派人来通知我马上去。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见主席身穿旧灰布棉制服，同我们穿的一样，顿时觉得他仍像在井冈山时那样平易亲切，毛主席正在看文件，他站起来同我握手，叫我在他对面坐下亲切地说:“我看到前方的电报，说你身体不好，回延安治病来了。”
毛主席十分关怀地询问了我的病情，要我好好治疗把病治好。突然，他转换话题问道“欧阳毅同志你那个问题彻底解决了没有?”
我没有料到.毛主席还记得我一年前申诉的事。当我把结论中留了尾巴的情况向他汇报后，主席惊奇地说“噢?还有这么一回事”
他站起身来，双手反叉着腰，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之后，把目光转向我，意味深长地说:“要坚持真理!什么叫坚持真理呢?譬如说，本来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对的，人家说你错了，你就要站出来说同志，你讲得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错，我是对的。当然罗，反过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有错误，人家说你是好的，你也应该说，同志，你搞错了，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点错误的，总之，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继续说:“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搞清楚，应该解决，也可以搞清楚，可以解决。”他又指示我去找当时党中央组织部长陈云谈话。
时间不知不觉地快到掌灯时分了，毛主席留我吃晚饭，刚好朱总司令也派人来叫我吃饭，我告诉来人就在主席家吃了。饭间，主席又详细询问前方的情况，从话语中我深切感到，他心中多么惦念前方的战斗和广大的指战员啊i饭后，毛泽东叫警卫员牵出他的马，点上马灯，送我回招待所。
我一再辞谢，主席却边走边说:“你身体不好嘛，又是走山路......”他对干部是那么爱护，我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就这样，我带着毛主席的巨大关怀和谆谆教导，离开了他的住处。
后来，我去见陈云同志，他周详地对我说:复写两份申诉材料，分别呈送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如军委能彻底解决就好，否则，中央再解决。总之，要实事求是，彻底解决问题，要作到结论完全与事实相符为止。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朱总司令。说到审查结论的事，朱总司令有些激动:“我在前方时听说延安在斗你，我很奇怪，正准备拍电报质问，恰巧这时从延安来了人，说没有什么，我电报才没发出。哪知到今天问题还没有解决，后来你到前方也没有同我谈起么.........”
听了朱总司令的这些话，我心里热乎乎的。是的，我随抗大到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后，曾和罗瑞卿、张际春一起去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过工作。之后，总司令还特地到我的驻地来看我。
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当朱总司令来看我时，正好陈珉也在我忽略了向总司令介绍，后来在总部吃饭时，朱老总风趣地问道:“我有个问题没弄明白，欧阳，我那次到你屋里，坐的那位女同志是不是瑞卿的夫人?”
我笑了，看看罗瑞卿，说:“那是我爱人陈珉”
罗瑞卿大笑:“要是我老婆呆在欧阳屋里，那问题就大了。”
朱老总哈哈大笑。
从以上多次与朱总司令的接触，我若同他谈谈个人的事，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考虑当时在前方，战斗频繁，不该因个人的问题，牵扯总司令的精力，所以，我始终没谈.没想到总司令却这样关心我的问题。我不安地说:
“我个人的事，太麻烦总司令了。”
朱总司令说“现在总政要我写证明，我一定要写但写证明不够，我还要建议总政党务委员会开会，我亲自去参加。”说到这里，总司令突然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你在四方面军工作时的表现是很坚决的，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能够坚持斗争，真不容易呀!什么叫布尔什维克?这就叫布尔什维克嘛!”
多年的战斗生活，已经使我的感情不那么容易激动了。西路军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失败时，我没有流过泪;在千里迢迢讨饭路上，我没有流过泪;运动中受到误会挨斗时，我没有流过泪;长时间受委屈，我也没有流过泪。但是，此时此刻，面对着朱总司令慈父般的关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噗噗地滚落下来，总政党务委员会在朱总司令的建议下，于1941年2月8日召开会议。朱总司令果然来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我的申诉，朱总司令介绍了我在四方面军的表现，其他同志也都发了言。终于，组织上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欧阳毅同志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整个过程立场是明显的，是拥护党中央路线，反对张国焘路线的。1939年6月对欧阳毅同志的决定与事实不符，因此特将该决定予以取消，由于朱总司令这种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才截掉了强加于我结论上的那个糟糕的“尾巴”，不然，我将背着那个“尾巴”委屈终生。
这次开会，王稼祥主任未到会，以后，他得知情况后，便诚恳地向我道歉:“欧阳毅同志，我主要是不了解情况，不是对你有成见。”
我说:“你原先是不太了解，我绝不会有怨言，请你放心”
罗瑞卿同志1945年从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多年未见，他专门来看我他诚恳地向我道歉:“欧阳毅同志，你那个事彻头彻尾搞错了，我向你赔礼道歉!”
我紧握着他的手说:“哎呀!还赔什么礼道什么歉，把问题搞清楚了，不就很好了嘛!”
这些同志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态度，令我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