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人回忆:

每个人或许都有两副面孔！

1970年，我们几百个大学生从北京被送到阜阳某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

我的身体不好，一次劳动昏迷后，卫生员提出送我去医院。指导员认为我是装的（我曾1966年2月在报纸上发表过歌颂海瑞的文章，所以一直有政治问题），拖延了几天。

等终于送进了师部医院，我体温已经40度，血液感染，抢救后才脱离生命危险。医生因为我肺病比较严重，让我住了一阵子医院。

晚饭后，有时我跟病友到师部那里去散步，由此认识了一个师政治部的干事西某。

西某是高中毕业，听说我是北大学生，很愿意和我聊天。

我告诉西某，我曾在1961年高二时参军，但因为身体原因退伍，回去读完高中，1964年考进北大法律系。

西某说对大学很向往，透露着在部队有怀才不遇之感，妻子在蚌埠的工厂，自己对于在部队发展已经不抱期望，盼着转业找个好单位。

我见人家不嫌弃我政治地位低，属于被教育者，心生感激。我们那阵子聊的海阔天空，有相见恨晚之感。

我回到学生连后几个月，没想到那么巧，连队居然新换一个教导员，居然就是西某。

我听到消息很高兴，有意走到连部门口，向里张望，看到西某坐在那里。

我不假思索走进去说，西干事，你来我们连当指导员吗？

西某头也不抬，脸色阴沉没有一点表情。

我赶紧退了出来，醒悟指导员是管思想的，我这样的人去拉关系，不是太荒唐了吗？

西某在连队名为最高领导，实际好像什么事也不管，不阴不阳。人前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看我们这些大学生似有鄙视，内心实际怎么想不得而知。

我们满一年离开农场后，他也复员到了蚌埠，后来听说不知什么原因忧郁生病而早早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