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目前看来，我们要与美西方传统势力开展一场关乎经济领域的持久战。

自2018年以来，我们先是与超级大国进行贸易方面的摩擦，之后上升到经济整体方面的较量，再后来是几乎与整个西方主要地区开展金融和科技方面的实力比拼。

历经六年，可谓征战无数沙场，但目前我们与外部势力就经济方面陷入了持久战的境地，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内，我方与外部势力就地缘政治及经济关系陷入战略相持的长期对峙阶段。

2018-2024年，属于以中美为首的全球化利益格局开始背道而驰，并分道扬镳的初期对峙阶段。

接下来，以欧美日为首的发达地区将重构全球化利益格局，即国际经贸分工合作体系、制造产业供求价值链，以及高技术产业应用规范标准。

通过牢牢掌握半导体高端芯片制造、发展超级人工智能AGI、把持CPTPP和IPEF等高水平开放的自贸协定，并将新型清洁能源即可控核聚变乃至室温超导商业化等一系列前沿高端科技实现商用化闭环，然后利用非开源化的手段，构建基于开放型社会、市场经济法治化、财产所有制以保障个人产权为主的商业生态系统，以此对标我国包括人均GDP再翻番、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等国家级战略目标，我们在必须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还要挫败对手欲重构排除我们在外的新型全球化利益格局的行动。

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打响一场经济持久战。

首先，我们要知道主权信用反映在货币价值上，而货币价值则锚定在大类资产的价格上。

其次，大类资产的交易流通于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则依靠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起来。

再来，市场经济可以促进我国成为金融强国，而金融强国战略可以催生出我们的主权货币国际化。

然后，有了主权货币国际化的一系列改革，便可以促使国内的生产要素流通于海外，而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措施有取消资本管制和开放市场准入。

目前，我国主权信用货币资产唯一的锚定物是房地产的商品房价格，而想要使主权信用资产锚定多元化，则需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其将锚定的方向确立在工业立国的国家战略上，追求科技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

以上的做法是围绕主权信用及其大类资产所做的长期性经济体制改革，短期内的做法乃是金融保房、财政救市、外汇稳资，以及消费救国。

2022年首轮拯救楼市的责任主体是商业银行，直到2023年第二轮救市，除了商业银行以外，因允许私募基金入场，众多券商机构也成为了责任主体之一。

随后是认房不认贷正式实施，将众多住房贷款主体也一并牵扯进来，责任主体扩大至相当一部分普通居民和企业法人代表。

今年以来，关于楼市的顶层制度设计交出“三大工程”的解决方案，政策性银行正式入局，成为第三轮拯救楼市的主要责任方，央行通过PSL、MLF等金融结构性工具向其释放资金流动性。

由此可知，自从第三轮楼市下行（前两次楼市下行分别是2008年和2014年，该轮下行趋势起始于2019年）以来，金融系统内的经营主体便一直处于拯救楼市基本面的严峻态势，只不过存在责任主体传导的时间问题，先是商业银行为楼市兜底，之后是券商机构和贷款人群体，再然后才是央行和政策性银行，从下到上逐层传导，直到拥有主权信用最为完整的权力实体担任最终责任主体为止。

为何这些金融系统的运营主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力保房地产行业的商品房市场平稳着陆？

诚然，土地财政和地租经济等过往的发展模式几乎为社会所有的主体创造出数之不尽的资源和财富，尽管放眼如今该发展模式早已难以为继，然而其所产生的债务驱动型投资、货币乘数效应，以及信贷扩张则需要延续下去，只因金融系统各类机构的底层资产构成均与房地产行业的商品房息息相关，有的是开发商企业的商业票据，有的是早已抵押给银行的证券产物。

一旦楼市长期下行趋势已定，则会使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大幅缩水。

出于现实考虑，这些金融机构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力保商品房市场平稳着陆。

但现在的问题是，商品房市场平稳着陆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变小。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永远不要小瞧经济系统的“灰犀牛”，一旦错过最佳施救的时间点，则回天乏术、无济于事。

第二、永远不要在对未来充满副作用的方向上一脚油门踩到底，尤其是深知前方很有可能是万丈深渊之时仍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其结果必然是坠入悬崖且粉身碎骨。

第三，目前来看，此次楼市下行远超过往任何一个时期，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2014年棚改货币化之前，以及2019年高周转模式终结之前。

无论是对楼市不同时期的横向比较，还是与其他行业关于产值增长的纵向对比，我们都能得出这般基于客观事实的结论，那就是商品房市场或将长期下行，且不易止住势头。

如若按照主权信用资产多元化锚定的政策或战略原则，接下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增长潜力将从商品房转向保障房或租赁房，后者能否背负这般沉重的历史使命？

对此，我的答案是：如果单凭保障房或租赁房本身是无法承担这类使命的，最终需要将其证券化并以此补充财政收入来源才行。

然而，在未来大量的无效房产开发，导致商转保模式的证券化无法被实现，无效基建投资也是一样，属于非生息资产。

于是乎，无论怎么努力拯救楼市，比如全面取消限制楼市交易措施、下调住房贷款利率至零附近、全力建设“三大工程”项目等等，最终目的都不是兜底楼市，而是使其市场交易自由化，为此构建长效机制，而非通过行政力量强制干预。

由此说明，在体制关联的状态下，对待超乎规模的连续性事件或针对超大型行业领域的乱象进行集中整治时，往往呈现出行动上的弱组织性乃至无组织性。

由于国情使然，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主体调度资源以及做出决策的属性，尤其是自2008年以后，其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方式早已成为兜底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定海神针，过往的投资方向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基建”，以及全国各地的城建投资项目，比如市政工程、绿化带、城市公园等等。

不得不说，正是出于大力发展大基建和城投项目，我国经济才能从全球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拔出来，进而维持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并且稳定住宏观经济基本面。

否则，我国经济增长早就陷入停滞状态，也就无法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顺利转型至以中低端工业制造以及由行政主导债务驱动型投资为主的发展模式，而类似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企业出海等战略和举措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如今出于边际效用递减、债务驱动型投资致使全社会的信贷扩张抵达天花板，各行各业与金融系统深度捆绑，即所谓的过度金融化，以及行政力量频繁干预市场交易行为，加上其过度集中资源，导致结构性分配失衡等诸多原因，我们急需抛弃过往的模式，全面切换至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具体做法如下：

财政投资必须调转方向，从无效基建及房产开发转向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长期性且可持续的投入，通过财政手段盘活国有资产储备及国库活期可投资资金或资产抵押资金，然后采取减税降费、启动直接税改革、充实社保基金等方式，将资金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部门，改善其经营状况和资产负债表，由此提高其盈利水平，再以此提高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即劳务薪资报酬方面的收入，以及其往后的收入预期。

与此同时，形成国家基金，对股票、债券、汇率、保险这四个资本市场提供长期且可持续的流动性，以此将主权货币的信用锚从大量无效基建及房产这类不生息乃至倒贴利息的负资产，置换成大量相对可自由交易即产生流动性的证券形式资产。

比如大型公司的股份期权或债权，以及具有主权信用担保的活动商业票据等，而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壮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民企的资产运营所得，对实体经济百利无一害，同时还将为稳定主权信用乃至使其增值做出积极的历史性贡献。

倘若上一部分是针对长期性所做的稳定主权信用的手段，那么该部分的做法则是针对短期性的。

目前看来，短期内通过消耗外汇储备，以稳定主权货币汇率及其资产价格的做法肯定是可行的。

现阶段，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保持顺差已有十多年，且咱们对外顺差贸易额常年维持在上千亿美元。

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呈现稳定增长，尤其是2021年全年，由于疫情防控的影响，彼时全世界的防疫及其他需求均流入我国，凭一己之力的产能输出支撑起全球需求市场，如此耀眼的成绩不仅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当时达到历史峰值，人类现代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壮观的数据，就连美国在一战或二战时的产能输出在彼时的我国看来也是小巫见大巫的级别。

然而，自从疫情防控彻底结束以来，全世界都在加速逆全球化，过往的国际贸易分工合作体系以及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均面临外部政治力量重构的态势，我国对外贸易及制造出口份额相比往年一度下降到历史冰点。

整个对外出口的地理版图发生大转变，欧美日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咱们的产能依赖大幅缓解，转而对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东欧等地区的制造出口行业青睐有加，尽管咱们的企业在那里投资建厂，但本质上会导致本土相关就业岗位的减少、货物关税等收入大幅下降，以及面临制造产业供应链转移出去的风险。

除了对我们的制造产业和对外出口贸易行业构成不小的打击以外，西方传统势力竟然还在高端芯片制造、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方面卡我们的脖子，让我们陷入重复造轮子且不易进入国际主流技术规范标准体系的恶性循环。

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采取不断消耗外汇储备这一种办法，先稳定住主权信用货币的汇率，还有以其计价的国内各类资产价格，然后才能从长计议，否则还没到关键时刻就先趴下了。

幸亏早些年积累的家底，也就是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储备还算殷实，尤其是国储，据说有上百万亿元之多，暂且不谈其结构性，光是如此规模就足够与对手耗上个几年了。

要知道如今大国的地缘对抗早已陷入不断消耗对方资源和精力的持久战，我们势必要在这方面有所加强才行。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关键问题所在。

比如这些年来针对外汇储备的结构采取去美元化的措施，导致如今我们在全球资产配置上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

再比如近些年来的债务规模增加和信贷扩张，导致外汇储备看似有很多，但实际上所需偿还的境外债及主权国债也有很多，两者相减后发现净外汇储备即实际可动用的外储只有数千亿元。

以上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长此以往，必定会造成内外价差明显抬高、大类资产价格下跌、货币购买力下降、主权信用受损。

倘若一直依靠资本管制来平衡汇率，则会对主权货币计价的资产造成贬值风险，从而使主权信用扩张始终受限。

众所周知，目前及往后一段时间，我国需要通过主权信用的担保作用于全社会的信贷扩张，从而兜底宏观经济基本面，不能采取资本管制或结售汇制度的手段来遏制主权信用的扩张，及其资产交易的流通。

长期来看，除了使主权信用货币资产锚定多元化以外，还得同时实行诸如逐步取消资本和结汇管制的措施，充实以美元或欧元等主流货币计价的外汇资产储备，积极参与新型经贸全球化体系的构建，并采取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建立起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内循环体系，以此带动外循环，形成经济双循环体系，支撑主权信用扩张及其大类资产价格的稳定等全方位体制改革。

长期来看，我国主要大类资产生息与否且能否覆盖制度成本、总需求的消费力涨跌决定货币购买力涨跌，以上这两点将是评判或展望主权信用涨跌的客观标准。

想要让主权信用持续扩张，从而使以其计价的资产价格得以上涨，除了按照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做法执行以外，还有以下两个做法：

一是遵从卢老师的观点，不仅将转移至海外的既得利益财产通过各种手段再转移回来充公，然后坚决实施行政主体财产公开制，从根本上杜绝体制内贪腐现象的发生；

二是针对该群体出台各种征收或查缴其非法收入所得的措施，不再助长其等野蛮生长的气焰，从监管上收紧权力，落实好科层责任制，然后将这笔查获的钱财悉数充公，成为国库资金后，针对具有消费边际倾向较强的广大老百姓以各种形式派发出去。

这样的做法，一来实现劫富济贫的正义性，而又不会动摇体制公平性；

二来，从根本上缓解资源配置失衡的严重性，贫富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来，有效提振实体经济，通过扩大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方式，从而解决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真可谓“消费救国”。

然而，这些做法于现实层面执行难度大，且出于人性及脚下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社会观念使然，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就曾说过：革新者不可能革自己的利益基本盘。

倘若不采取全方位的制度性改革，仅凭现有体制下的行政干预，能否做到主权信用不断扩张且维护其汇率及资产价格稳定？

我认为，此涉及到社会资源结构性再分配的问题。

论侧重点，一来在于资源配置的主体，二来在于资源产生的途径。

关乎资源配置结构性再分配始终失衡的问题，不可能仅依靠现有体制在不彻底改革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即可解决。

必须通过全方位制度性改革、充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化体系才能有效解决。

另外，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转化效率，不仅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指标，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化体系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我必须不厌其烦地强调：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能够挫败美西方传统势力并立足于世界之巅的唯一办法，也是最有效且对我国社会非但没有任何副作用，反而还增添许多好处的行动武器。

凡是有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比如壮大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扩大对居民社保和其他福利项目的财政支出等举措，都要积极拥护并落实到位；

凡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充分的，比如将公有制主体始终放在高于其他非公有制主体的位置上，而非两者平等，则会出现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国急需打响一场关乎经济的持久战，以应对海外传统势力对我们的虎视眈眈。

长期的做法是为主权信用及其资产寻找多个锚定方向，以期改变如今主权信用只锚定在商品房和国央企债券等少数几个方向的客观事实。

短期则是做到金融保房、财政救市、外汇稳资，以及消费救国这四项托底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举措，避免其持续下行、探底。

总之，为了打赢这场持久战，我们势必要全力以赴，才能让往后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美满！

十四万万同胞与我一起并肩作战，必将取得伟大胜利！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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