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大授衔中，共授予了一千多位将军。开国将领们也都获得了应有的军衔，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

一如王建安，他有着“军政双全”之称，也曾是正兵团级干部，无论是资历还是军功，都是符合的。但是最后的授衔中却没了他的身影。

直到1956年，组织上才单独为他授予了上将军衔，算是补上了军衔。

很多人将王建安无缘55年授衔的原因归咎于所谓的毛主席评价之上（毛主席曾评价王建安“骄傲自满”）。

当真如此吗？

在解释这件事情前，有必要先看看王建安将军的革命经历。王建安出生在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省红安县，这里在革命年代也涌现出了数百位将军。

王建安1908年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吃尽了苦头，为了生活，小小年纪就去地主家里打工，平常干的都是脏活累活，还容易挨打。

16岁的时候，他决定走另一条人生路，成为了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大头兵。但军阀部队里习气很腐败，吃喝嫖赌毫无底线，过了两年，他听说了地方上开始办农协，于是果断离开了军阀部队，回到地方上加入农协，当时他18岁，凭着出色的表现，一年后正式入党，参加了黄麻起义。

在起义战斗中，王建安第一个登上了县城城墙，为全军胜利打开了局面，上级领导非常赏识他的勇猛，于是开始提拔他（众所周知，先登乃是四大功之一）。就这样，他从排长起步，逐渐成为了连长、营长，到红四方面军成立的时候，经过了思想教育的王建安已经担任了10师30团政治委员，成为了重要的基层干部。

后来反围剿失败，他带领部队走上了长征路，抵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进一步接受了系统学习。

抗战打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山东指挥部队。当时他就已经是副司令兼政委，堪称“军政全才”，担任了山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同时期很多开国上将也只是团级干部，和王建安相比差不少。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组织上安排王建安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直接接替罗荣桓元帅的职务，同副司令员许世友联手在山东作战。

后来王建安先后指挥和参加豫东、济南、淮海、渡江战役，期间立下大功，后来调任到了第七兵团担任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建国后，王建安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接替宋时轮担任了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大名鼎鼎，就是参加长津湖战役的那只部队。

1954年他因病回国。

所以从他的革命经历来看，从土地革命到抗美援朝，几乎大多数重大战斗他都参加过，截止到1955年大授衔前夕，他还是兵团司令，是标准意义上的正兵团级干部，按照资历、地位至少也能评委上将，还有机会竞争大将。

结合1955年全军干部大授衔前夕的拟定名单来看，36位正兵团级干部有两人被拟授大将，分别是许光达和王树声，其他34位全都是拟授上将军衔，其中徐立清主动申请降为中将，这才有了正兵团级的中将。

显然一般来说，正兵团级干部至少是上将。王建安作为正兵团级干部，自然也应该是上将军衔。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在授衔前夕，他忽然被降级为副兵团级干部，而且没有参加1955年全军大授衔。

直到1956年1月他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一种说法是最常见的说法，即在1955年大授衔前夕，主管授衔工作的彭德怀、罗荣桓给毛主席提交了《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

在这一份报告中，王建安的名字在上将之列，但毛主席评价他：“骄傲自满”，所以组织上暂缓授衔，该说法存疑，争议比较大，最关键的是缺乏官方背书。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饶漱石的事情，王建安受牵连，所以延迟授衔。

早在1938年，王建安调到山东工作后，就长期在华野工作，他能成为山东战场的重要指挥员，自然也离不开饶漱石的推荐。也是此间二人之间自是关系匪浅。

在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合并时，两大野战军发生了分歧，最后是饶漱石居中调和，才办成此事。

1954年2月，饶漱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受批判，事后被开除党籍、隔离审查。

在此期间，中央通过文件《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华东军区各级干部批判高、饶两人，但王建安拒绝判饶漱石，甚至还倨傲面对军区党委。

如此做的结果，自然是重要的。在《华东局讨论四中全会决议的报告》中批评他“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甚至以错误评价，王建安的职务也被降为副兵团干部。

综合来看，第二种说法显然更可信、至于第一种因为毛主席评价导致其未授衔，则显然是因为缺乏政治常识，不符合历史。

1956年1月，王建安被授予了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