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30日，当时《解放军报》以“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为题，刊登了三封战士来信。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三封信一经刊载，就和捅了马蜂窝一样，很快战士们一封信接着一封信陆续都递到了解放军报，都是反映船形帽问题的。

有关船形帽的问题后来争论了四年，一直到1959年才正式取消了配发，争论这才告一段落。

那么这其中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要讲船形帽的配发，就要从55式军装说起。

应该指出的是，在过去革命战争中，我们人民军队虽然也有自己的军服，但是局限于环境以及地域，很难统一，不仅军装样式不统一，就连颜色也是五花八门。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李先念率领第二纵队向宣化店西北方向撤离时，曾碰到了突围的第一纵队警备团，因为身上军装不一样，差点闹了误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曾正式换发过50式军装。整体样式与风格极大的参考了苏联军装。当然，也因为推出的很仓促，所以50式军装自从下发以后，就处在一个不断的改进过程中，当然这其中也有抗美援朝战争因素的影响。

不管如何，50式军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按军种、级别，分性别、用途、季节，在全军范围内统一了军服式样。

到了1953年，情况又有了变化。

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而我们人民军队经过几年建设，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加上即将准备授衔仪式，所以重新设计新的军装就成为一个当务之急。

1953年，中央军委曾专门指示：

“尽快在全军推行军衔制，要求全军配合军委完成军服的设计工作。”

当时，全军都积极响应了中央号召，积极报送自己设计的新军装的样式，军委还为此专门成立了55式军服改革工作组，由贺龙担任组长，负责具体工作的是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洪学智，后来又增设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也许是心情激动，各大兵种都想让中央按照自己提交的方案设计军装，甚至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将领认为，应该增加民族特色。

陈赓将军那时正领导哈军工积极参与军服设计，一听说还要增加民族特色，气得站起来反驳：

“我军军服的设计，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的嘛。要说按照民族特色来设计，难不成咱们一人插上两支鸷尾翎，四面护背大旗，那就民族化了吗？”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55式军装在设计方案上，仍然极大的参照了苏联军服的特色。

比如采用的船形帽。

1955年5月20日、8月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审核55式军装，并提出改进意见。

第二次审核时，毛主席就被仿苏联式的船形帽深深吸引：

“你们说船形帽好吗？”

站在一旁的贺老总回答：

“世界上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它的好处是观察目标时不影响视线，戴钢盔时还可以当内衬。”

从贺老总的话也不难看出，他是比较支持船形帽的。

见贺老总支持，毛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嘱咐了一句：

“你们都说好，那就戴船形帽吧。但是军衔和服装的材料都要用国产的，要立足于我们自己。”

毛主席之所以一定要强调服装材料要都用国产，主要也是因为55式军装从款式上去看，虽然有我们自己的元素，但苏联式样的风格非常明显。

不过，在当时，55式军装还是博得了很多人的青睐，包括后来周总理征求各个民主党派人士意见，也基本上只是一些小的细节修改，其他均无大问题。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新军装的报告，并定名为1955年式（简称55式）。

更换新军装以后，战士们普遍兴致很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让许多人苦恼。

当然，其他的一些问题虽然也不利于日常工作生活，但战士们至少都能忍受，唯独对船形帽是最不能忍受的。

一个比较集中的意见就是，船形帽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因为根据规定，船形帽规定是要向右歪戴的，帽沿距右眉一指宽，距左眉二指宽。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历来是不习惯歪戴帽的，歪戴露出左边半个光头就更加难看。

不过，这里要解释一下，船形帽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军队中较为常见，并不是因为戴着漂亮，而是因为它的实用性。

船形帽没有帽檐，不易遮挡视线，所以便于士兵在战场上观测，而且天热时戴着也凉快，出汗时还能摘下来擦汗，戴钢盔时也因为没有帽檐很方便，也正如贺老总所说的那样，还能作为钢盔的内衬。

也因为方便，所以从二战开始，世界各国都陆续作为制式军帽，美军戴过，苏联红军戴过、德军也戴过，德军坦克兵甚至在作战时都不戴坦克帽，而是戴船形帽。

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也受盟军影响，配发过船形帽。

可也因为这个原因，船形帽配发给我军以后，不仅战士们不喜欢，老百姓也不喜欢。加上后来影视剧中，国民党军你女特务一般都是戴船形帽，老百姓就更加憎恶了。

1957年5月30日，《解放军报》掀起了一场有关船形帽的讨论，一下子就击中了部队战士的心声，在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战士写信反映船形帽的问题。

南京部队司令部朱赤大尉写信给军报时也说：

“改革船形帽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不论在部队和机关里都没听见有人说过船形帽的优点。”

“士兵不愿戴船形帽，他们戴上了就显得没精神，还时常发牢骚；群众看不惯船形帽，征兵时不少青年因为怕戴船形帽不愿入伍，影响了兵役工作；士兵不愿戴，军官就批评，也影响了官兵关系。”

三四○二部队政治处下士唐天祥说：

“为戴船形帽我在部队受过几次处分，为戴船形帽也引起母亲的生气，说我不像个样子，为此我也很难过，我应征入伍服兵役，却没想到为船形帽出乱子。”

尽管船形帽在一开始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距离真正换掉还是有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中央也一直在研究改进新军装的种种问题，但对换掉船形帽还是有不同意见。

1958年1月13日，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视察，在与士兵见面座谈时，大家普遍提到了船形帽的问题。

张爱萍耐心的劝说大家：

“许多义务兵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尤其是这种帽子美国兵也戴，大家更觉得不喜欢。所谓“习惯”，那就是久习才能惯的……不论戴什么帽子，我们还是人民的军队。我个人认为军人应该执行国家的规定。我军的服制是经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国家要我们戴这种帽子，就应该戴。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学习！”

五天以后，即1月18日，国防部发布了关于修改军服以及肩章、领章的命令，但对争议较大的船形帽没有做出改变。

当时，为了推动战士们从心底里接受船形帽，还建议首长下部队视察，也同士兵一样佩戴船形帽。

同年，毛主席号召“军队干部下连队当兵”，不少开国将军首先响应，像许世友、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在这一时期都下过连队当兵，并有不少戴着船形帽参加训练的照片留下来。

当年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下连队当兵时，就发生过一件趣事。

那时韦杰下到连队以后，战士们纷纷上来希望能合影，韦杰反而要大伙检查他着装上有什么问题，大家看来看去，都没发现问题，后来一摸脑袋，大家才发现，将军是在点他们，因为韦杰头上戴着船形帽，战士们都没戴着，后来部队再集合的时候，大家就都戴上了帽子。

尽管如此，在部队基层，更换船形帽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

也因为意见太大，中央考虑再三，终于采纳了战士们的意见。

1958年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终于规定，不再发船形帽，而是发解放帽，考虑到船形帽尚有较大库存，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仍然决定继续使用船形帽两年，至1960年以后全部更换。

可事实上，更换船形帽的进度比想象的快。

同年秋，彭老总赴大同195师视察，询问战士们对部队建设以及生活的意见，战士们就船形帽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看法，彭老总当场表态：

“我赞成大家的意见，很快咱们就改过来，还是戴咱们的解放帽，让红星帽徽在我军建设的新时期放射出更加鲜艳美丽的光彩！”

1959年春，经国防部批准，陆、空军士兵夏季改发解放帽，不发船形帽。改发解放帽后，陆、空军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

当然，之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库存积压的问题，后来也被战士们找到办法解决。

总的办法就是，把库存积压的船形帽全拿出来，通过简单的手工改进，改成挂包小袋或士兵冬常服的上衣兜。后来《解放军报》还刊载《军需工厂节约运动蓬蓬勃勃》《某仓库充分利用废旧军需物资》等多篇文章对此做了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