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功臣集团”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且以诛灭诸吕和平定七国之乱两个杰作而载入史册。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虽然也有功臣集团的问题，比如唐朝、宋朝、明朝，这个在立国之初都表现的比较明显，但不论其规模和其影响力，都不能跟西汉王朝的相提并论。

这自然是与西汉王朝从一开始根据周法惯例和秦法惯例所选择的混合制度——即王权诸侯共和制与郡县制——有关。前边说了，周法惯例是不得已的选择，韩信、张耳、英布、臧荼、吴芮、韩王信、卢绾这些异姓王，基本上都是不得已而封的，当然很快也得到了解决。但取代这些人留下来的权力真空，用同姓王来代替，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的，过渡性的选择，无法成为一种长远的稳定的国策。所以，从政权稳定性这个角度看，维持“功臣集团”这样一种势力，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或者说制衡诸侯的影响力。

刘邦很快死掉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新的掌舵人刘盈偏偏是一个一直处于被过度保护状态的、没有经过战火洗礼和政治斗争历练的未成年人。登基做皇帝的时候他刚满十六岁。而且，在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不是东躲西藏，不是做俘虏，就是随时面临被废掉太子位的形势；至少一直不受他的父亲刘邦的待见。

他的父亲母亲都很强势，都是历经磨难，杀伐果断的冷血政治家。这自然就决定了他的善良和懦弱。所以，刘盈执政，实际上就是她的母亲吕后执政——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他个人的生活，也都基本上都是由她的母亲替他做主。他甚至都不得不接受他母亲安排的有点违背人伦的政治婚姻，让他的姐姐的女儿、他的亲外甥女，做他的皇后。

刘盈是一个善良的未成年人，自然承受不了皇位所赋予的血腥的政治重量。自然也就只能是一个吕后手里的提线木偶。

吕后具备所有执政者的眼光、手段和冷血。她背后的吕家也是当时大汉新政权除了刘氏之外最大的一个家族势力集团——吕氏在建国第一批次封侯的二十几个重要功臣中就出现了三个，这是其他所有功臣家族根本无法比拟的。而且，她自身又是刘邦的结发妻子、皇后，又在诛杀异姓诸侯王和巩固太子地位中多次挺身而出，树立形象的同时也培植了相应的势力和笼络了一批实力派人物——萧何、张良、陈平、曹参等政坛大佬，实际上都至少没有一个会成为她的阻力、政敌，反而基本上都成了她的政治盟友。

吕后执政实际十五年。吕氏集团在此期间不断壮大也是一种必然。但——

客观地说，吕后执政实际上是西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家安定的基础性阶段，文景之治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这个阶段打下的。客观地说，诸吕在其中是起正面推动作用的中坚力量，至少就现有的历史资料看，他们除了一家独大之外，还真没有拿得出来的 “恶行“。

但如果从当时的政治规矩政治道德看，他们是恶疾累累的。这就是刘氏宗族势力不能容忍，功臣集团也不能容忍。他们不容忍的理由就是那个“白马誓言”这个盟约中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条款。

原本的政治格局是——皇权、诸侯、功臣集团。现在成了——吕氏、诸侯、功臣集团。皇权实际上成了一个空白——成了吕氏控制下的傀儡。这个时候，另外两家就很自然地要联合起来，以大汉国立国的“临时约法”（盟约）为由，干掉吕氏集团。

干掉吕氏集团实质上就是维护刘邦革命党分赃大会所确定的权力利益分配机制，就是重新确认这大汉天下皇族功臣权力利益共享机制——世袭罔替，永不改变。

干掉吕氏之后，那就是选择刘氏正宗继承者。这个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吕氏的刘氏家族中可能有条件的接班人可不是一个人，这时候要让他们在团结一致，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不可能就实际上严重地消弱了“刘氏集团”在这一决策中的话语权。实力的地位的天平自然也就倒向了“功臣集团”这一方。刘氏内部的每一支，一方面想着要获得支持上位，一方面还要考虑——如果自家这一块上不去，那谁上去对自己会最有利——至少潜在的危害最少。

而对于功臣集团来说，也有这个问题。他们自然绝对不会选择一个势力过大过强的，也不能选一个外戚比较厉害的。因为这些都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新的危机。厉害的上台，那他们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了。

这，应该是当时有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集体共识”。估计不能上位的诸侯王支持这个，功臣集团支持这个，所有官僚系统“有想法”有野心的应该都支持这个。

有了这个“共识”，剩下的自然是按图索骥。

代王刘恒是大家公认的最佳人选——刘邦亲儿子，血统没问题；代王国小没实力，而且还一直受到吕后的打压，政治倾向没问题；个人素质不错，是非少，行为中庸不激进不冷血乖张，好相处；外戚籍籍无名，人丁稀少，没有专权的潜在威胁。四个最重要的指标全都是大家满意的。自然——

也就是他了。

要说刘恒是捡了了皇帝，还真不是说瞎话。他——

在消灭掉吕氏集团之后，成为皇帝是必然的。而且，历史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英明和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