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话》的引领下，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如春笋般崭露头角，迅速走向繁荣。众多有影响力的作品纷纷涌现，塑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觉醒，不仅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更激发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热情。这些作品对传播革命理想、提振士气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革命文学的早期发展阶段，赵树理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这位出身贫寒的青年，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革命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灵感。他笔下的革命生活朴实无华，充满真挚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底层出身和丰富的民间经验。与之前多以城市知识分子视角展现的革命文学不同，赵树理的作品赋予了革命文学一种乡土的真实感。这使得革命文学在乡村、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找到了坚实的根基。

当然，赵树理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革命文学起点是固定不变的。但他的作品确实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的观点。在众多作家、艺术家深受书本知识和学院传统影响的大背景下，赵树理却独树一帜，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乡土气息让人耳目一新。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开启新时代神话的重要人物。中国文学也因他的出现逐渐从大城市转向了乡村，这一转变不仅为革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全球现代文学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树理从小便投身农业劳动，对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怀有浓厚兴趣。从小就对农村生活有了深入了解，体会到农民的疾苦。他11岁开始在私塾读书，19岁考入长治省立师范学校，受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信仰从三民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在师范学校期间，赵树理是进步青年的活跃分子。他曾以优异成绩考取沁水县小学教师资格，但因当局的打压而失去固定工作，过上了流浪生活，期间他卖过字画、当过江湖郎中、差役、录事，甚至教过私塾。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击垮他，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他的创作活动始于20年代末，1930年首次发表了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投身革命，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于1937年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之后又参与编辑《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先后担任过区长及剧团团长等职务。1943年夏，他到中共中央华北党校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与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对他的影响深远。在解放区这片热土上，他的经历与文学追求得到了最好的发展天地。1943年9月，他的作品《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迅速在解放区传播开来，同时在国统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小二黑结婚》讲述了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由、克服重重封建阻力、最终成就幸福良缘的故事。小说歌颂了解放区新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嘲笑了落后的封建势力，鞭挞了地主恶霸的丑恶嘴脸。它通过婚姻自主这个角度，生动地揭示了解放区的新生活给人民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封建落后的旧秩序必然失败的命运。小说中散发出的浓郁乡土气息、朴实无华的口语叙述、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和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都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同于过去欧化痕迹明显的五四主流小说的审美情趣，并展现了民族风格的真正内涵。

在《小二黑结婚》之后，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部作品描写了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曲折过程。作者开始明确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表现农村的复杂矛盾。

地主阎恒元被塑造成一个凶残狡猾的恶霸，而受压迫的农民则显得机智顽强。这部作品传递的观点是：只要受压迫的农民团结一致，即便是最恶毒的剥削阶级也难逃覆灭的下场。这部作品再次展现了赵树理小说朴实、明白、流畅且生动的风格。郭沫若对《李有才板话》赞不绝口，他表示自己完全被其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吸引，认为这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人物、意义、作风和文化，相信每位读者都会为之倾倒。

在1949年7月5日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将这部作品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他高度赞赏其艺术特色：“赵树理的笔触轻松幽默，同时又极其严肃、充满热情。光明和新生的元素始终贯穿于他的作品中。”赵树理的作品以其质朴自然的特色，为解放区文艺界注入了清新之风。他的作品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文艺所追求的文艺与大众结合、文艺的民族风格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且开辟了解放区文艺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方面取得新突破的具体体现。

赵树理的作品为何备受推崇？首先，他的写作出发点是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也被称为“问题小说”。他的作品及时揭示并回答了解放区及解放初期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他的后续作品也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其次，他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幸福的承诺。这些作品不断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农民翻身做主，他们将拥有新生活，他们的未来将充满无限美好。《小二黑结婚》在那个时代广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揭示了农村的问题，更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崭新的、充满青春气息的生活景象。这为许多农民那渴望甘露的心灵带来了最甜美的滋润。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革命揭示了新的、世俗的和世间的现代志向。”赵树理的小说对解放区新生活的描绘，也为革命成功后的世俗新生活提供了一种范例。革命终究要从神圣回归世俗，尤其是要回归到革命主体——农民的世俗生活。因此，在文艺作品中给予生动的幸福承诺变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