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当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一场人才争夺的“暗战”也在国共之间悄然展开，其精彩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来炮往。
史书讲，文臣治国，武将安邦。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自然懂得其中奥妙，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两人都希望能将国之栋梁人才尽数揽入自己麾下，以为我所用。
只可惜，这次蒋介石晚了一步。
早在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就趁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之机，高瞻远瞩地发出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共产党人诚邀各路社会贤达，前往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纷纷积极响应。
这一招令蒋介石措手不及，他密令军统头子毛人凤，极力拉拢各民主党派首脑和各界著名人士，拉拢不成便采取监视、阻挠、劫持甚至暗杀的方式，总之一个原则：不能为我所用，亦不能为他人所用。
兵来将迎，水来土堰。长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早已未雨绸缪，安排李克农、华克之、潘汉年等人，精心做好知名人士的动员、争取和护送至解放区的工作：一是走陆路，从上海到苏北或山东，再经石家庄，或绕道天津，抵达河北平山，由中央城工部负责接待；另一条是走海路，由香港乘船到大连，转道哈尔滨，由中共东北局负责接待。
1948年9月，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在中共驻香港联络人钱之光的巧妙安排下，化身短衫工人，避开特务的监视，从香港登上一艘苏联货船，开始了漫漫的北上之路。
12月26日，在钱之光等人的护送下，化了妆的李济深、茅盾、章乃器、彭泽民、洪深等3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惊险地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秘密乘船离开香港，两周后平安抵达大连。
第二年3月，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货轮从香港北上，船上63岁的柳亚子和55岁的叶圣陶难掩心中喜悦，激动之余竟赋诗唱和。
……
到1949年8月，由香港分局和钱之光组织秘密北上的民主爱国人士，高达20多批共计350余人，其中119人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这次会议聚集了中国社会的各类顶尖人才，可谓是群贤毕集，名流荟萃。
一边是群星闪耀的热闹场面，一边是门可罗雀的凄凉情景，当蒋介石从新闻中获知新中国政协委员名单时，顿时心绪复杂。而当他得知傅作义、程潜、张治中、邵力子、陈明仁、邓宝珊、董其武、刘斐、黄绍竑、章士钊、钱昌照等人也参加了政协会议时，更是火冒三丈。
蒋介石只是晚了一步，并不是没有出招。
1948年11月，败局已定的蒋介石仍不甘心，授意蒋经国、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立法委员傅斯年等人，谋划“抢救”平津学术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称之为“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有四类人被列入“必抢”名单：一是各院、校、会负责人；二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其中胡适位列“抢救计划”之首。
1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以及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等知名学者尽快南下，并安排了两架专机在北平等候。
胡适正忙于北京大学50周年校庆，一时抽不开身。一天，一位学生走进校长办公室对他说：昨晚延安广播电台播发专门消息，希望你不要走，说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你为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则笑着回答：“人家信任我吗？”
此前，毛泽东曾托人给胡适带了同样承诺内容的口信，但他不为所动。
12月中旬，解放军已包围了北平城。这天，北大一批教授聚集在孑民堂举行庆典，胡适做了简短讲话，城外忽然炮声隆隆，众人开玩笑说道：“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并无恐惧神色。
仪式结束后，胡适便和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已等候多日的专机飞抵南京。起飞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拒绝出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则表示要留在亲戚家，并未跟随前往。
胡适等人是第一批飞往南京的京津教育界精英，蒋经国、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国民党要员亲临机场迎接。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为胡适一行接风洗尘。第三天，蒋介石夫妇再次邀请胡适夫妇共赴家宴，并破例开酒为胡适庆祝57岁生日。
就在胡适一行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名学界名流被“抢救”回南京。
傅斯年雄心勃勃，频繁调用专机往返于南京与北平之间，然而北平解放指日可待，大部分人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不愿离开。有一天，傅斯年派了五架专机到北平接人，登机者却寥寥无几。
除此之外，胡适也安排过专机到北平接运一些学界老友，他在南京机场踌躇满志地等着友人们的到来，舱门打开后，期待中的朋友只到了一两位，难掩失望之情的他，当着众人的面大哭了一场。
大范围“抢救”失败后，蒋介石又将重点放在关键人物身上，他首先想到的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张伯苓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对当局的贪污腐化深恶痛绝，遂以养病为由避居重庆。一天，张伯苓忽然收到一封香港校友的来信，当他看到“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这句话时，顿时喜出望外，“飞飞”正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笔名，这说明他的学生周恩来知道自己目前的艰难处境。
广州解放后，蒋介石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他数次登门拜访张伯苓，劝其尽快动身去台湾，或者去美国也行。张伯苓以坐飞机有顾虑为由，婉拒蒋的要求。后来，张群、蒋经国等人又轮番登门相劝，张伯苓依然不为所动。
蒋介石撤离重庆前，再次光临张府，十分诚恳地说，只要张先生肯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去台湾也行，去美国也好，夫人、子孙全部都去，生活上由国民政府想办法。张伯苓沉默不语，夫人忙打圆场：“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
蒋介石见状，郁郁寡欢离去，或许是心烦意乱，或许是心中有事，上汽车时竟一头误撞在车门框上。
之后，蒋经国又来了一次，劝张伯苓离开重庆，依然遭到婉拒，蒋经国无奈地给手下说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这架飞机就一直为张伯苓留着，没有起飞。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周恩来得知老校长没有走，立即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打电话，嘱咐其做好相关照顾工作。
次年5月，张伯苓夫妇飞往北京，周恩来安排校长和师母住在傅作义家中，并多次前去探望。四个月后，张伯苓欲返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特意在家中设宴，为张伯苓夫妇送行，并安排天津方面给予关照。
可惜天妒英才，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不幸中风辞世，周恩来悲从心来，立马赶赴天津吊唁并组织治丧事宜，为恩师送终。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是蒋介石的主要“抢救”对象。
1949年4月，竺可桢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来电，邀他赴上海相商要事。一见面，杭立武就开门见山：马上收拾东西去台湾，由你去担任台大校长。竺可桢一头雾水，转眼一想，摇了摇头。
杭立武立马表示：“先去欧美考察一段时间也行。”竺可桢说，这么大的事，你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总得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吧！
竺可桢没有返校，而是在上海岳阳路一家小医院里“躲”了起来。
一天，竺可桢在南京路独自行走，忽然蒋经国从一辆轿车里下来，笑容可掬地问道：“竺校长，你不是去台湾么？怎么还没有走呢？”这显然是一出有预谋的“偶遇”。
竺可桢借口没搞到机票，蒋经国表示这好办，可以立刻派人给他送去，竺可桢揶揄道：我现在居无定所。说完，便趁机转身离去。
找到竺可桢，对蒋经国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不几天，蒋经国带着机票，亲自来到竺可桢的住所，向他转达了蒋介石希望他去台湾的邀请。
竺可桢早已打定主意，说：“谢谢总裁的好意！经过再三考虑，我想还是不必去了。”
蒋经国吃惊之余，还是不住地劝慰，说只要大家精诚团结，东山再起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将来你会有一番大的作为的。
竺可桢坚持不为所动，蒋经国便欲起身告辞。竺可桢把他按在沙发上，说道：想你苦留苏联14年，离开的那一刻，曾抓起一把泥土贴在胸前。故土故乡故人，难离难分难舍啊！作为老朋友，我还是劝你一句，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去台湾。
游说竺可桢不成，反倒被他游说了一番，蒋经国心中百般滋味，只好悻悻离去。
1949年5月15日，同济大学中美医院，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茅以升正在这里养病，他是渡江战役前夕来到上海的。
一位军官来到医院，带领茅以升来到金神父路118号，当茅以升穿过警备森严的卫队来到一间大厅时，惊讶地发现蒋介石正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等待着他的到来。
蒋介石热情地寒暄道：“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此时的上海政局不稳，蒋介石想找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坐镇安定人心，他觉得茅以升是合适的人选。
茅以升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说：“我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我该回去服药了，告辞！”
蒋介石对这些文人学者没有脾气，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感叹地说道：“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另一边，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到茅以升，建议他出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利用这层身份为保卫上海工商业做工作，阻止汤恩伯在败亡前炸毁众多厂矿企业。
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正按照蒋介石的计划加紧抢运黄金、白银、布匹、棉纱，一边做好炸毁机器设备、只留一座空城的准备。
茅以升以上海市秘书长的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措辞强硬地禁止汤恩伯破坏在沪的外国工厂。汤恩伯清楚，上海的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相互交错，一旦放火，谁也保不准不会殃及洋人工厂，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他最终放弃破坏上海工厂的计划。
茅以升虽是临危受命，在任时间也只有短短的10天，可他却借此保住了上海的厂矿企业，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留下了一份家底。
走掉的都是忠实的精英？其实不然，乘蒋介石专机离开北平的，也并非都按老蒋的想法去了台湾。
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他随胡适去了南京后，只是“过客”般住了一晚，第二天就悄悄去了上海，找到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老朋友陈序经，在他的帮助下，陈寅恪携全家搬进了岭南大学，并在此任教。
教育部长杭立武心有不甘，多次到岭南大学劝说陈序经和陈寅恪，二人一直没有答应。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找到“二陈”，动员他们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49年9月下旬，杭立武拉着财政部长徐堪，来到陈序经家中，要其劝说陈寅恪别留在大陆，不去台湾去香港也行，并当场保证给陈寅恪10万港币，再购置新房一套。
陈序经说：“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碰了一鼻子灰，愤然离开陈序经家。
建国后，陈序经继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寅恪则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位列“抢救计划”之首的胡适，也没有立即去台湾，而是从南京去了上海，并于1949年4月6日去了美国。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步胡适后尘，去了美国。1955年，台湾新竹筹建清华大学，具有清华情结的梅贻琦返台主持筹建工作，三年后新校建成，他再度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到1949年夏，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已大多齐集北平，引用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1948年评选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中，1949年底随国民党赴台者仅有9人，占比11.9%；赴美定居者有12人，占比15%；留在大陆继续工作者则多达60人，占比74%；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大是大非面前，这群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站在了人民的一边，站在了祖国的一边，让我们为他们的民族气节击掌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