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说过一句极锋利的话，“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直接将现实的龃龉开膛剖肚。
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写了一则关于湘西船妓的短篇小说《丈夫》——穷乡僻壤的山村，迫于生计的青年将他们的妻子送到城里花船上“做生意”，自己则坦然地在村里安份生活。
名分不失，利益存在。
荒唐扭曲的婚姻关系之下，写尽穷人在物质现实与人伦尊严中的麻木与矛盾。
沈从文说“我要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所以他对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小心翼翼的敬畏，即使都是写底层小人物的苦乐悲欢，也尽力回避悲剧的痕迹，在克制中融入人性的温情。
小说以《丈夫》为标题，写“丈夫”这个身份的缺失与回归，温和的凝视下，是对这种生存方式的理解与悲悯。
沈从文
小说将镜头语言给了一个叫老七的船妓的丈夫，他背上妻子喜欢吃的板栗，穿着浆洗笔挺的衣服、腰间别上烟袋，从乡下赶去城里。
沈从文将其这一举动形容为“像访远亲一样”。兴致勃勃之下，是对“卖妻从妓”这种行为想当然的麻木。
丈夫甚至不知道妻子在哪条船上工作，只得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为止。
两人见上面的头一句话却是“那次五块钱得了么？”点出丈夫在经济上对于女人的依附，因此书中的丈夫并没有姓名，这正是小说想表达的主题：
妻子靠“卖身”这种不光彩的营生来养活乡下的家，传统的家庭分工颠倒置换，丈夫责任上的缺位，让他的身份在慢慢弱化丧失。
对老七的刻画，完全通过丈夫的眼睛。
女人褪去了乡间妇人的拙朴气质，梳着大而油光的发髻，眉毛钳成细细的，涂脂抹粉，衣裳举止都一副城里人派头，完全没有从前小媳妇的神气了。
丈夫没见过世面的窘迫与老七老练的接人待物形成鲜明对比，似乎妻子更像夫妻关系中“强势”的一方。
丈夫最初的愤怒，就在于对老七的失控感。从前他在家里丢过一把小镰刀，一口咬定是老七掉到溪里去了，威胁她找不到就要打人，吓得老七哭了半夜。
这种随意拿捏老七、主人式的身份感，是唯一能彰显他男性自尊的地方。
老七这个角色的失语，让她成为一个泰然自若地服务“客人”的机器，她所有的苦难都消弭于无形，只能从老鸨看到“前舱的事情不成样子，伸伸舌头骂了一声猪狗”，来想象老七的处境。
老七在“妻”与“妓”的身份冲突下进退两难，她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丧失的，因为无论哪种身份，都是服务于丈夫的意志。
她“接客”就有悖丈夫特地进城同她亲近、“明年生个大小子”的想法，她拒绝陪客又违背了丈夫让她赚钱养家的要求。
在两种矛盾的纠结中，老七只得在细节上小心翼翼：
讨好地问到家乡豢养的猪、给丈夫塞上一枝特地买的哈德门香烟、行事后不安地去后舱给他喂颗冰糖、给他买胡琴……
老七是个很随意的名字，丈夫更是个面目模糊的称谓，说明了他们这个群体命运的普遍性，正如书中所说：
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女子出乡卖身，男人皆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想到鲁迅写在《狂人日记》中振聋发聩的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
沈从文用一贯云淡风轻的叙事方式去写最残酷不过的现实，反而更具有悲剧的力量。
丈夫从最初见到老七时的心安理得，到目睹自己的妻子是如何“工作”后的迷茫失落，及至尊严丧失的屈辱感带来的精神觉醒，情绪层层递进，最终完成了人性的回归。
头一天晚上，他识趣地“钻”进后舱里，因为前舱“来了客”。
这个“钻”字用得非常巧妙，带着屈辱的动作性质，像极了此刻丈夫极致的卑微，他怕舱里躺到床上烧烟的客人发怒，小心放低声音。
主动让度出“丈夫”角色的行为，透露出他一直以来藏在“夫权”遮羞布下的麻木不仁。
花船管理者水保的出现，催化了丈夫内心的波澜涌动。
刚开始丈夫为能和这么一位体面的人物攀谈而倍感荣耀，一想到媳妇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甚至忍不住高兴地唱起歌来。
水保让丈夫转告老七“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明晃晃的暧昧刺痛了他的自尊，水保根本不顾及他“老七丈夫”的身份，明目张胆的无视让他惊觉自己夫权的缺失。
丈夫为捍卫他的夫权做了一些消极的对抗，嚷着要回家，将烧饭的柴火全扔进水里，对老七不理不睬……
丈夫觑着老七换衣时露出的红绫胸褡，有说不出的东西，在血里窜涌着。他傍床沿坐定不动，想行使丈夫的主权同妻子说点知心话。
然而两个醉酒的士兵气势汹汹进来，将丈夫吓的又钻进后舱，他们大叫“龟子”让他出来拉琴助兴，慌得老七拖住那醉鬼的手向襟门口按下去……
老七用这样的方式保护了丈夫的自尊，醉鬼走后，羞愤交加的丈夫仍“天真”地去前仓坐下，老鸨提醒着“查房的巡官就要来了”，丈夫生而为人的尊严被彻底撕碎。
老七从进入花船之时，便已身不由己。丈夫自送出妻子的那刻起，他做“丈夫”的权利就被完全剥夺。
愉快的探亲变成了残酷的凌迟，当老七将卖身钱一张张交出来时，丈夫第一次摇头，他“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情绪的积压在这一刻奔流而下，丈夫也在这一刻有了清晰的觉醒。
丈夫最终领着自己的妻子连夜回了乡下，对乡村有违人伦道德的陈规陋俗做出了反抗，“丈夫”对家庭本位的归位，是自然人性的复苏，也是人格尊严的回归。
然而老七早已习惯花船上的生活与物质回馈，她做出的选择，才是这篇小说最精彩的一笔。
一直逆来顺受的老七，自始至终都妥协于丈夫的意志，没有摆脱“夫权”的桎梏。所以小说中人物的觉醒是有限的，关于人性的思考，亦是深远的。
李碧华有句话讲得很透彻，她说“人一穷，连最细致的感情都粗糙”。
时隔近百年再重温《丈夫》这篇小说，依然被其蕴含的现实意义所折服。
小说中不管是卖身为妓的妻子，还是舍弃尊严、麻木隐忍的丈夫，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活着。
老七和丈夫无疑是感情深厚的。丈夫记得老七爱吃的东西，和水保喋喋不休讲他们夫妻的乡间琐事；老七同样记着丈夫的喜好，将挣来的钱建设他们的小家……
然而情感与行为完全相悖，现实以难看的姿态袒露人性的卑琐，你无法去认可那种畸形的共生关系是美好的！
表面上，这是一场荒唐的人性拉锯战，实则是对生存的本能渴望。
“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
在生活的压力之下，生命的尊严又该何去何从？
沈从文用平静的笔调，写这两个底层的乡下人在特定背景下的生活状态，并不加以审视与批判，只是展示出一个自然的人性选择。
正如沈从文在散文《小砦》中所写的：
一片脏水塘生长着绿霉，蒸发着臭气，泛着无数泡沫，依然是生命。丑恶、下流、堕落，说到头来还是活鲜鲜的“人生”。
在贫穷制造出的伤口和思维缺陷上，每一种匪夷所思的选择，也许都能够被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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