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一个规律，乱世的权力交接最为敏感、艰难，因为此时的王朝外有强敌，内有权臣、豪强，这些都是制约权力顺利交接的重要因素。三国时期，魏蜀吴在第一次权力交接时都经历了巨大的考验。
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去世前他特意向张昭托孤：“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
孙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倒不是对孙权能力的低估，而是，孙策是以武力开拓江东，立足未稳，而孙权又严重缺乏军功，是很难驾驭内部局势，应对外部危机的。
如果孙权无法驾驭局面，那就让张昭扛起重任。这倒不是说让张昭直接颠覆孙氏的权力，而是像后来的蜀汉一样，由诸葛亮主政，维持丞相负责内外军政皇帝只垂拱而治的二元政治格局。
因为，孙氏毕竟是淮泗集团的领袖，任何人取代这个地位，只能使这个集团迅速崩溃。可以肯定，只要张昭敢代替孙氏，淮泗集团马上就会四分五裂，退出历史。同样，后来的诸葛亮敢代替刘禅，蜀汉的基业马上也就会坍塌，因为，此举只会加速内外矛盾的爆发。
再说，无论是张昭还是诸葛亮也都没有这个实力。
一般来说，孙策去世时东吴政权面临的主要有三大考验。首先就是山越问题。自孙氏渡江之后，山越问题就是孙氏统治江东的最大威胁，山越的存在不仅使孙氏的权力延伸不到基层，更是影响了赋税的征收、兵源的征发。如果孙氏不能搞定山越问题，那么其在江东的统治就很难维持。
所以，孙权自接手父兄事业之后就将主要精力用于清剿山越势力，为此，东吴甚至错过了在刘表病重期间入局荆州的最佳时机。夷陵之战后，东吴没有乘胜攻击蜀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后方山越的掣肘。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孙权称帝较晚，也是因为要处理内部的山越问题。
故而，无论谁接棒孙策的权力都要首先面对武力清剿山越这一巨大考验，而这也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在山越无法被东吴纳入统治秩序的同时，江东的世家大族也表现出了不合作的态度。孙策当年武力开拓江东，被江东世族直接就打上了入侵者的标签，再加上其是以袁术部将的身份拿下江东的，所以同时也被认为是附逆者。
一般来说，世家大族很排斥外来势力主动介入来分享本地蛋糕的事，他们只会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作为代言人，所以，蜀地对刘焉、刘备先后入蜀很排斥，江东世族对孙策武力介入更加排斥。再加上孙氏本来就不是大族出身，这就更让其难以兼容江东世族。
尤其是，当孙策率领孙坚的余部攻克庐江杀死太守陆康以及陆氏家族几十人后，其就更站在了江东世族的对立面。
陆氏是吴郡的大姓，孙策血腥屠戮陆氏就等于是在向江东世族以及其背后的东汉朝廷宣战。孙策虽然以武力敲开了江东的大门，但其“入侵者”和“附逆者”的身份很难保证淮泗集团在江东立足。
面对孙策不讲武德的行为，江东世族也选择了武力抵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会稽周氏兄弟。当孙策攻打会稽郡时，周昕虽然没有官职在身，但却仍然率领家兵积极协助太守王朗抵抗孙策，就是和孙策父亲孙坚有交情的王晟，也毫不犹豫选择起兵，抵抗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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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首先要保证的是对江东权力、经济的控制，所以自然会坚决捍卫集体利益。同时也能看出，世族都是有私人武力作为后盾的，这就更增加了孙氏消化江东的难度。
面对江东世族坚决不合作的局面，孙策果断举起了屠刀，将许贡、盛宪、周昕、王晟、高岱等人及其家族血腥诛灭。
这一举动，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孙氏和世族之间的矛盾，也为孙策后来的横死埋下了伏笔。
由于世族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加上通过婚姻的深度链接，其关系是错综复杂，所以，孙策对部分世族的动武已经导致他与江东世族集体成为了敌人。许贡的门客后来为什么要刺杀孙策，本质上就是世族与孙氏矛盾的集中体现。
虽然孙策一直在极力撇清和袁术的关系，抹除自己身上附逆者的痕迹，并得到了许昌朝廷的表面认可，但其与江东世族的矛盾却是越来越剧烈，这直接决定了孙氏能不能在江东立足的大事。
在世族集体抗拒孙氏的同时，那些寄居江东的北方士人也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有些甚至直接逃跑，坚决拒绝与孙氏合作。比如，许靖、桓晔、袁忠在孙策率兵到来之前就已经从海上向南逃亡，他们宁肯承受来自海洋的自然危险，也不愿与孙策合作。
而那些暂时留下来的人，比如鲁肃、诸葛瑾、步骘等人也始终与孙策保持着安全距离，不愿为孙策效力。鲁肃当时就准备从曲阿北归巢湖投靠郑宝，最后是在周瑜的力劝下才暂时留下。
那些此前效命于扬州牧刘繇的孙邵、是仪、滕胤等人也淡出了江湖，完全没有和孙氏合作的想法。
这其实是世族、士人的共性，刘备后来在入蜀之后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世族和豪强武力抗拒、士人不合作。
这些人拒绝和孙策合作一是爱惜自己的羽毛，怕落一个和附逆者合作的差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孙氏能否在江东立足还持观望态度。
等于说，孙策生前只完成了对江东的武力开拓，稍微解决了和东汉朝廷的紧张关系，但却人为加剧了和江东世族的矛盾，且不能做到对寄居江东的北方士人的虹吸。
而现实又是，作为江东的实际控制者，孙氏如果不能与世族合作，根本无法在江东立足，如果不能取得寄居江东的北方士人的支持，孙氏也很难参与乱世的竞争，因为，北方士人的加入不仅是智慧的注入，更是孙氏影响力的体现。
在孙策被许贡门客刺杀的情况下，孙氏统治江东的威势就被进一步稀释，让江东世族看到了颠覆孙氏的可能性。所以，孙策去世，江东政权的局面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生死存亡。
等于说，当时的孙氏还处于创业阶段，局面甚至比之前更加恶劣。
在这种情况下，孙策唯一的选择就是将权力传给年长的弟弟孙权。孙策的考虑是，江东的政局需要长君驾驭，江东的现实也必须走孙氏和江东世族合作的路线，因为，世族毕竟是江东的主体，而淮泗集团将来又必然面临人才不继的现实，孙氏的权力肯定会面临世族的冲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世族合作，既能解决内部矛盾，又能解决人才不继的现实问题。
而孙权虽然武功不显，但处理政务却正是其长处，是最好的选手，所以孙策才会对孙权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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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对孙权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在向孙权做政治交代：只有和世族合作，孙氏才能在江东长期立足。
就像后来刘备在驾崩前也给诸葛亮做了北伐以保蜀汉的政治交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为了在乱世中延长其政权的周期。
等于是，孙策已经向现实妥协，这是东吴在失去强势人物坐镇之后的必然选择。你想，就连曹操这种猛人都在积极和世族、豪强合作，何况在江东毫无根基的孙氏。
魏蜀吴三方都是在和当地世族、豪强势力形成合作局面之后才坐稳了江山的。所以，即使孙策没有遭遇刺杀，其大概率也会走这条路。
但由于孙氏和世族的矛盾实在太深而孙权又严重缺乏军功，所以，稳定江东这张牌孙权必然打得是战战兢兢。
为了实现和世族合作的目的，孙权首先想办法将那些还在观望的北方士人吸收进了江东政权以壮大孙氏和江东世族对抗的实力，同时给予各方对孙氏驾驭江东的信心。
在周瑜和张昭的努力下，那些寄居江东的士人也就认可了孙权，纷纷加入了江东政权。
这是一个信号，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精英对孙氏统治江东的认可，世族在面对孙氏实力不断壮大的现实面前也就逐渐摒弃前嫌加入了孙氏政权，最具代表性的是：顾雍于黄武四年出任吴王孙权的丞相；陆逊做了吴军的统帅，还指挥打赢了夷陵之战。
这两人都是江东世族的代表性人物，能够代表江东世族对于孙氏政权的真实态度。
当然，这也是在孙权打赢赤壁之战之后才形成的局面，因为，赤壁之战的胜利让世族看到了孙氏统治江东的能力，既然孙权比曹操更能代表其利益，那就支持孙权做其利益的代言人。
要知道，在曹操并吞荆州虎视江东的情况下，江东世族可是一片投降的声音，随时准备抛弃孙权。孙权为什么选择和弱势一方的刘备集团合作，就是为了坚定东吴内部的抗曹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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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东世族的认知中，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才会推举谁做江东权力的代理人。
也就是说，孙权需要和世族合作来稳固孙氏对于江东的统治，江东世族也需要孙氏作为统治者代表、保护家族利益。
还是利益的深度绑定。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之所以能稳定局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淮泗集团的团结，想想，如果周瑜或者其他人不认可孙权，那么孙氏、淮泗集团很有可能会从江东出局。
但即使如此，孙权此后依然在小心翼翼地处理和世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稳固江东政权，为什么其称帝比较晚，一个是因为山越问题的掣肘，最重要的就是，孙权不想因为冒然称帝引发内部矛盾，只有在基本完成了孙氏政权的江东化之后，他才敢走称帝这一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内部矛盾也限制了东吴版图的扩张。
所以，东吴的创业史表面看似顺利，快速推进，实际上孙氏兄弟最初是内外交困，甚至内部的挑战比外部的军事压力更大，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孙策去世孙权刚接手权力的过渡期。
当然，蜀汉和曹魏也曾先后面临类似问题：刘备驾崩，蜀地豪强造反，益州本地士大夫各种挑战诸葛亮的权威，甚至公然唱衰蜀汉政权；曹操薨逝，青州军和臧霸在洛阳的别军鸣鼓而去，青徐豪强成为曹丕王权、皇权的最大威胁。
这是时代的问题，不是孙氏一家的困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东汉王朝的困局，三国的乱世本质上就是世族、豪强通过战争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世族、豪强始终是主角。此后，历代皇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能摆脱世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困局。
但孙权毕竟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度过了危机，将江东的蛋糕不断做大并最终建立了帝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孙权算是江东政权的开创者，因为其完成了孙氏政权的江东化并始终维持着和蜀汉、曹魏三足鼎立的格局。
要知道，孙策去世前甚至对孙氏能否在江东立足是毫无信心，因为他曾对张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实在无法在江东立足，那就回淮泗另谋出路吧。”
不过，现实后来证明了孙权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政治选手，能够度过权力交接的危机就已经证明了其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