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天无二日”，日本天皇却可与武家等势力“共享天下”，这一观念差异造成的是，历史上日本的“万世一系”和中国的“改朝换代”。换句话说，就是日本顶层权力（天皇）的相对稳定，和中国顶层权力（皇帝）的不断变动。

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权力超级大，但他的麻烦也大。他必须是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甚至有时还有“道德楷模”）“集于一身”，即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林毓生所谓的“universal kingship”。它的牢不可破就在于这“三位一体”，但它的脆弱或软肋也在于这“三位一体”。如果你没有权力当然不行，如果你不再神圣或者道德有亏也不行，如果让人看出你是无知无识的傻瓜更不行，人家就会推翻你。因为下一个想当皇帝的人，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理、代表了道德，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推翻你。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五德终始论”，新皇帝在推翻老皇帝，建立另一家另一姓政权的时候，除了说自己有德、替天行道，也完全可以用火克金、金克木、木克水、水克火这样的理论，来证明改朝换代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大家都熟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说的，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也表现了传统中国的一个常识，皇帝不见得永远是一家一姓。“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面对秦朝皇帝，刘邦和项羽虽然一个垂涎三尺，一个跃跃欲试，但都是想掀翻秦始皇，自己当皇帝。当了皇帝的，像刘邦看到底下整整齐齐地跪了一大排官员，就喜滋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没当成皇帝的呢？传说中黄巢就愤愤然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或“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有日本学者统计过，且不说像走马灯一样，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朝代换了多少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历代近两百个皇帝中，篡弑废立，三分之一以上，不是被杀掉的（31人），就是自杀的（6人），还有在压力下被迫退位或被废掉的（33人）。

而日本的天皇呢，虽说“万世一系”多少有些夸张，但他们不像中国那样讲嫡长子系，只讲亲缘关系；不讲政治伦理，只讲血缘神圣。这使得它的连续性很强。按照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讲，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也是拥有天照大神亲自赐予三神器的彦火火出见的子孙。这种血缘上的神圣性和唯一性，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所以天皇是神性（文化）的象征。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拥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面权力，为什么？因为日本还有很多血统高贵的贵族，像古代的苏我氏、物部氏，以及中世所谓“藤橘源平”四家之类。这当然和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初，乃是由各个地方豪强家族整合形成的有关。尽管六至七世纪也就是日本国家形成时代，天皇一族确实强大，所以才把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加以神圣化，所谓《纪》《记》的神代传说就是这样的东西。不过，日本的天皇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其他豪强贵族，所以，到815年修《新撰姓氏录》，一方面强调天皇家族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得给一千多姓氏确立来源、搭配神祇以及明确等级。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想象中的神灵世界和现实中的世俗世界，构造成互相匹配、秩序井然的一个等级社会。

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天皇是“贵种”，但不是唯一的“贵种”，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镰仓时代幕府掌权以后，天皇主要只是作为文化象征，而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则可能属于另一些传统的老贵族或崛起的新贵族，也就是幕府将军以及守护各地的贵族大名。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和中华帝国的“一君万民”专制统治比起来，日本“万世一系”强调的只是天皇家是“贵种”中的“贵种”。不过这也好，这个往往并不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天皇，虽然始终是神圣象征，但只要不像13世纪的后鸟羽上皇（ごとばてんのう，1180～1239）那样为了夺回政治权力，要跟幕府干一仗，平常倒也不那么碍眼和碍事。把天皇搁在京都当作神圣象征，底下的实际政治权力，就由武将们自己去争夺，谁有本事谁当将军。从建久三年（1192）源赖朝（みなもと の よりとも，1147～1199）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武家政权以后，镰仓时代的北条、室町时代的足利、江户时代的德川，至少在文化上还尊奉天皇，就当其是永远的神，在京都那个地方养尊处优，写诗作画，接受崇拜，仿佛《庄子》里说的那个被供奉在太庙里的千年之神龟，井水不犯河水。一直到时代巨变，或者有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或者出了一个天才的有力天皇，比如像明治维新时期需要强人的时候，他才会横空出世。

如果你只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好像一样，中国皇帝诏书中，自称是“奉天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也自称是“明神御宇天皇”。一个说是“天”，一个说是“神”，但在实际的政治中，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还真是千差万别。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就说帝国会有两个中心这件事，中国向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又有一个文化权力中心。就算是有——当年我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挖空心思在历史里找，像北宋一批退休官员以司马光、程颢为中心住在洛阳，用思想文化批评开封（汴京）的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一帮人用政治权力搞改革，形成所谓两个中心，但毕竟洛阳只是退休人士，远远不能和开封的皇权相比；明朝永乐迁都北京，虽然原来的首都南京还有留守的内阁，但是终究比不上北京，只不过是个影子内阁；清朝的承德和北京，有国外学者认为一个象征十八省中国的首都，一个象征内亚地区满蒙回藏的中心，但实际上，毕竟还是同一个皇帝在管着。

可是在日本呢？还真是“天有二日，民有二主”。近世日本为什么会有京都作为天皇的王城，而江户作为幕府将军的实际重心（中世是镰仓）？渡边浩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说，东京的上野叫作“东叡山”，与京都的“比叡山”相对；东京上野有宽永寺，京都东山有延历寺，都是用年号作寺庙的名称；德川家康死后，不仅日光有东照宫（也称作“东照大权现”），居然也和京都的天皇一样，被视为“天照大御神”子孙。本来照理说，幕府将军乃是代天皇执政，象征的只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天皇则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象征的是神圣和文化。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力都被分化了，这成了日本特别的政治文化传统。就算天皇不服气，想重新掌握大权，像前面我们提到的13世纪后鸟羽上皇，他不甘心大权旁落，想掀翻当时的幕府，造成所谓承久（三年）之乱（1221），那也不行，甚至《平家物语》中，居然把天皇举兵说成是“当今（今天皇的）御谋反”。“御谋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人们甚至有这样的看法，天皇代表的不是公权力，毋宁说是私权力，你要反过来夺权，就成了“谋反”，尽管你是天皇，“谋反”之前要加上一个“御”字。到了关原之战（1600）后，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关白、太政大臣，他利用天皇的权威，除了形式上对将军的任命之外，已经掌握了几乎全部公权力，这个公权力叫作“公仪”（こうぎ）。战国时代各地大名有“公仪”，但江户幕府更加强有力，所以叫作“大公仪”（おおこうぎ），但它仍然没有与公家彻底分离，天皇还是名义上的日本地位最高的人物。

当然，这种文化神圣性与政治权威性的分离，也造成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就是最终谁才是真正的“神”？谁才是真正的“天”？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还好办，一旦出现危机，就得重新调整。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这个矛盾就出现了，西南边缘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藩，就借了机会“尊王攘夷”，把幕府推翻，推天皇出来，这才开始了明治维新。我想，这里可能隐含了一个很现代的政治意识——我并不是说，这就是现代政治意识，而是说这可能是导向现代政治意识的传统资源——即领袖、国家和政府，在理念上应当分开。就像当代的日本，权力当然掌握在政党竞争出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手上，但国家的象征则是天皇。天皇不那么有权，这没关系，他只需要神圣；总理大臣不那么神圣，也没关系，他只需要有权。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一旦某一极出现真空或失落，另一极就会填补上去，像幕末时期将军不灵光，就把天皇拱出来掌权，重新收拾山河一片。当然，这种结构的弊端也在这里，有可能导致谁也不负责任，谁都可以推卸责任。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曾经指出，日本这种没有绝对坐标的思想和没有统一构造的传统，导致在日本（包括天皇与官僚、民众）政治文化中，缺乏主体责任心，形成所谓“无责任体系”。一方面，“天皇/帝国”至上的所谓“国体”，构成所谓爱国主义情感，支持着一切价值，使得每个人都没有应当负责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所以，一切以“爱国”为名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正义的。另一方面，天皇、幕府（或官僚）、民众三者，各有理由对政治行为不负责任：处于顶端的天皇，可以认为这一切是下面推动的，并不是自己的意愿，所以没有责任；官僚则认为，所有政治举措都只是服从上面的旨意，我不过是履行职责，也与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责任无关；而民众则认为，自己没有进入国家统治体系，只是跟随爱国主义情感，所以也无须承担政治责任。

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谁都有理由“甩锅”。这就是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无责任状态”，它使得日本政治有时候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

节选自《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葛兆光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