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甲，这位在延安时期就熠熠生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不仅是当代戏曲导演艺术与戏曲剧作领域的佼佼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戏曲理论家。他的生涯，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转折与辉煌。

1938年春，历经千辛万苦的阿甲终于抵达了心中的圣地——延安。初到延安，他满怀壮志，一心想要学习军事技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然而，命运似乎另有安排。在一次晚会上，阿甲以京剧“西皮流水”的板式，独特地演绎了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之歌》。那耳熟能详的歌词，在他新颖独特的腔调下，通过京剧特有的旋律和节奏，生动而传神地展现了游击队员既神秘隐蔽又突然袭击的战斗场景和心理状态。这一曲，不仅博得了满堂掌声，更激发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抗日情绪，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就这样，阿甲“一曲定终身”，出乎意料地被调去从事京剧工作，开启了京剧事业新篇章。

进入鲁艺实验剧团所属的平剧（京剧）研究班后，阿甲迅速投入到京剧的改革与创新之中。延安时期的京剧，起初多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利用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为抗战服务，可谓是“旧瓶装新酒”。内容与形式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之处，让京剧这一古老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阿甲的出现，为这一局面带来了转机。

在他主演《松花江上》时，阿甲大胆尝试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戏装和道具，而是让演员们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用的服装，以更加贴近生活的形象来展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的板式，则巧妙地套用了《打渔杀家》这一经典剧目，既保留了京剧的韵味，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人物塑造和身段动作上，阿甲更是力求真实自然，既合乎现实生活，又尽可能保持京剧的特点。这一创新之举，使得《松花江上》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阿甲，拥有高亮圆润、久唱不竭好嗓子，他的声音特别适合扮演须生角色。在那个年代，他和另一位著名须生演员张一然，就如同戏曲界的“姚黄魏紫”，各放异彩，竞放芳菲，成为了京剧舞台上两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奇双会》这部剧中，阿甲扮演的李奇角色，更是将他那高亢洪亮的嗓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满宫满调，一鼓作气地唱下全剧，将年迈忠厚、身遇舛难的无辜老者的感愤，以如泣如诉的声腔艺术，曲曲传出，听来感人至深。

舞台上的阿甲，台风极佳，光彩照人。他演戏自然流畅，不带一丝外行相，入戏入理，运化自如。无论是身段动作，还是面部表情，都恰到好处，让人仿佛看到了角色本身。然而，这样一位技艺高超的京剧艺术家，却并未进过科班，也没有专门拜过名师。他的艺术成就，完全得益于他早年对京剧艺术的酷爱，以及平素耳濡目染、博闻强记的积累。

阿甲的艺术生涯，不仅仅局限于舞台上的表演。他还曾参与过许多戏曲作品的改编和创作工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红灯记》的改编。

《红灯记》的故事，源自1957年电影剧作家沈君默在黑龙江听来的一个抗日小故事。1961年底，沈君默被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后，与导演苏里、于彦夫等人共同合作，重新构思并创作了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随后，由于彦夫执导，将其拍摄成电影《自有后来人》。

1963年2月，相关领导在上海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对这部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林默涵对交待的事情不敢怠慢，他立刻请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希望阿甲能够承担起这项重要的改编工作。阿甲接到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深知，《红灯记》不仅是一部戏曲作品，更是一部承载着深厚历史背景和民族情感的艺术佳作。

为了歌颂“三代人”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感，阿甲写出了“提篮小卖”、“听奶奶，讲革命”、“狱警传，似狼嚎”等一首又一首思想鲜明、感情浓烈、朴实生动的经典唱段。这些唱段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得到了同行的一致赞扬。它们被称赞为“革命激情与民歌、民诗的结合”，“有分量，有意境，富于诗意而又深入浅出”，是“自由格律诗”。这些唱段不仅在当时广为传唱，而且直到今天仍传唱不衰，成为了京剧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改革开放后，阿甲终于又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运动结束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之词，统统在事实面前被彻底否定。他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戏曲艺术作出的重要贡献得到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受到同行的敬仰与尊敬。

1990年，在徽班进京200周年之际，《红灯记》作为现代京剧的首演剧目，被放在了令人瞩目的位置。这是在《红灯记》首演26年后，在首都的剧场上再次公开演出。年逾古稀的阿甲应邀观看了演出，并安排他在最后与广大观众见面。

演出结束，观众迟迟不肯离去。当阿甲走上舞台时，很多观众拥向台前，一阵阵掌声和“阿甲，阿甲！”、“阿甲，你好！”、“阿甲身体健康！”的问候与祝福声交织在一起。这是观众对阿甲与《红灯记》关系的最公正评价，也是人民群众给这位京剧艺术家的最高奖赏。

阿甲深知，戏曲要与时俱进，必须推陈出新。他提出：“戏曲的革新，已不止是对旧剧目的整理，对旧舞台形象的澄清，而是要使它全面革新，以工人阶级的思想观点，和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来反映现代的生活题材和历史的生活题材。”这一观点，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年的戏曲改革作了概括总结之后提出来的，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强调，戏曲艺术要紧跟时代步伐，反映人民生活，传递正能量，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而对于样板戏的诸多非议，阿甲说：不能将凝聚着心血的《红灯记》与样板戏的是是非非相相混淆！

阿甲的一生，是艺术探索的一生，也是坎坷曲折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将永远铭刻在戏曲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戏曲工作者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