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就沉稳机智地回答了记者迈克·华莱士的这一提问，句句言辞令人拍案叫绝。
做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一生功勋卓著，在战争年代的铁血戎马中立下了累累功绩，在和平岁月的国家建设中创下了辉煌成绩。
与此相伴的，还有他高超的沟通能力，锐利的眼光思维，广阔的格局胸怀，坚定的意志态度。
而他在这次采访中的回答，引发了全球轰动，国内各界对此热烈讨论，国外媒体争相报道。
哪怕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关于这场采访的讨论仍经久不息。
在这场生平唯一一次接受的西方电视媒体专访中，邓小平所透露出来的想法，在后来几乎都一一实现，他所展现出来的魅力与风度，智慧与胆识，更是令全球各方深为叹服。
这场采访的焦点主要围绕着当时国际形势下的中美关系，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讨论中的核心，敏感却又不容回避。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持有怎样的立场来面对呢？
台湾问题其实，台湾问题由来已久。
当年，在国民政府大陆失势从而退守台湾之后，台湾几乎与大陆断联。
接着，朝鲜战争打响，美国增加对台湾的财力和武力支持，意图由此挟制大陆。在此之后，美国更是不断介入和干涉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1958年，毛主席下令炮击金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直到1963年，周总理对台湾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大陆与台湾有了和平统一的空间。
之后，到了70年代，中美之间从破冰到建交，双方关系逐渐正常化。
在此之上，虽然美国表面上就台湾问题与中方达成一致，但背后一直小动作不断，更是意图在台湾设立没有标识的使馆——联络处，保持与台湾沟通的同时，更加方便地插手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事务。
而邓小平看穿了美国的背后意图，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毫不落入美国的陷阱之中，更是坚决地表示：“中国不会为寻得与美国的合作，而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让步。美国在所有台湾问题上的挑衅，都将使得中美关系倒退。”
由此，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也是双方之间无法逾越的分歧所在。
而此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台湾同大陆相统一的重大意义所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认清当时国际的微妙局势，并且有更多的人不相信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有能够实施的可行方案。
毕竟，大陆和台湾一直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治理之下，社会的运行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有所不同。
况且，当时的大陆已紧闭国门几十年，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一切都还是未知，没有人能看到未来的情景。
而在国际上，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仍然隐隐对立，而中美之间也才刚刚建交。
一方面，我们亟需扩大对外交流，以拉动国内建设；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对中国感到陌生戒备，对中国的打量往往带着怀疑与猜测。所以，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纷繁复杂。
因此，面对台湾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上述的国际国内当下局势，顾及到诸方面因素。
华莱士的步步紧逼1986年9月2日这天，中南海的紫光阁，邓小平端坐，等待一场中美对话。
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地方，对外虽然是神秘非常，但也不过就是一些古色古香的办公室。
中国领导人将办公室里的情形在电视机前向大家展现，人们都觉得彼此的距离被互相拉近，海外也纷纷感受到了这个东方国度的淳朴务实。
此时的邓小平刚从北戴河度假回来，精神矍铄，目光有神，操着一口富有特色的四川口音，对到来的记者华莱士亲切欢迎。
而做为美国鼎鼎大名的记者，华莱士素来以难缠著称，经常以尖锐的问话让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国政要无法下台，他则趁机从中发掘新闻亮点，引来舆论风潮。
这时的华莱士，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声名鹊起，虽然他以采访思维敏捷、强硬直接而著称，但此刻面对着眼前这位务实睿智的国家领导人，仍不免有些紧张。
此时，邓小平拿起桌上的香烟向华莱士分享，并温和地问他要不要抽。
事后，华莱士说道这缓解了他的紧张，邓小平比他想象中的平易近人很多，与他所见过的其他国家政要不同。
在整理好思绪之后，采访开始进行，并按照华莱士事先的准备进行推进。
问题先从中苏关系切入。
中苏关系折射着中美关系，关系着“中美苏”三方角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台湾问题的进展。
当初在1958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挑衅甚嚣尘上，大陆炮击金门对此予以警告，就此诞生第二次台海危机。
但中国在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对台动武，却令苏联感到不满，认为这影响了其“和平谈判，和平竞赛”的缓和局势政策。就此，中苏之间的分歧迅速扩大，关系一度破裂。
而社会主义阵营带头人的对美非强硬态度，也给了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信心。
直到后来，美国输掉越战之后独自对付苏联深感吃力，而中国也因与苏联多次的边境冲突而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在这样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紧张背景下，中美开始建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明确表态，台湾问题开始有所缓和。
八十年代后，中苏关系虽然已有所改善和缓和，但仍存在一些矛盾与分歧。
采访中，谈话在华莱士有意的引导下，围绕着当时中苏之间的矛盾展开。
华莱士据此不断犀利诘问，邓小平直面问题，并不回避，即便是当着美国人的面，邓小平谈论中苏关系仍旧是实事求是、切中要点。
华莱士见缝插针地提出：中国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关系，看起来比同共产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关系更好。
于是，邓小平明思路清晰地明确阐明了“国家间关系怎样判断”这个论题：
国家间的关系不看社会制度，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这一思路显现出了一种睿智豁达：
一方面，不将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搅缠在一起，掉入对方可能的语言陷阱；另一方面，也不将国与国这样综合复杂的问题，简单地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挂钩，而脱离了处理具体问题的语境。
由此为切入点，对话直接开始谈到了中美关系。
邓小平的从容应对同中国当时和苏联的关系一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之间也有分歧。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直接表明：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就是中美关系间最大的分歧所在。
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虽然表面上号称是不介入，但事实上的做法往往相反，是“介入”的。
由此可见，美国对台湾问题所谓的“不介入”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和借口而已。
邓小平甚至直接指出，在美国眼中台湾就一直是它“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中美建交的谈判中没法绕过台湾问题。
华莱士向邓小平询问，他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做？
邓小平提出，美国可以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众所周知，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就是中美关系间的一个很大障碍。
美国根据这一法案，频频向台湾出售武器和插手中国的内政。而这一法案虽然只是美国的国内立法，却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和当初中美建交时双方联合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变相地维持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和军事关系。
邓小平谈到希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愿望，认为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比如可以支持台湾与我们通商、通航、通邮。
有了沟通，增加了接触，大陆和台湾就会增加认可，更容易达成共识，统一的到来就会水到渠成。但是，美国显然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局面。
在紧接着的采访中，华莱士问出了釜底抽薪的问题：
“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关于“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在充分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的种种情势下，沉着冷静地说出了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这是个民族的感情问题。做为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对于炎黄子孙来说，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
中国百年多山河分裂的历史，已使全民族饱尝分裂之痛。而越是饱尝着分裂的痛苦，人们越是盼望着团聚的欢欣。多少年了，就差这一步。
一百多年前，华夏大地四分五裂，战乱频频，人民羸弱挨打，彼此分离内耗。现在，人们终于将能凝聚力量，一齐建设共同的家园。
关于第二点原因，邓小平指出：不同大陆统一的台湾，容易被其他势力觊觎和利用，对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好处。
如果民族之内的矛盾，被别有用心的外人所利用，以致双方隔阂越来越大，最终不仅人们感情受伤，被利用的一方也得不到良好的发展。在国际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个个都是血的教训。
有人或许觉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但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下一秒的局势会变成怎样。况且，再微小的分歧，也容易酿成巨大的动乱。
况且，台湾地理位置特殊，攸关大陆局势，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
以上这两点，其实理由已经足够充分，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借口能把台湾从祖国大陆割裂出去。
而要完成祖国的统一，要实施实际操作，还需要去除障碍，邓小平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可行路径，也即第三点原因：
我们在解决统一问题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大陆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和以往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不会被影响。
也就是说，同大陆统一，并不会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和习惯。并且，生活在两岸久未谋面的亲人，还可以更加方便地往来。
邓小平当时指出：因过往的失误，大陆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如今我们改变了政策，今后会发展得很好。现在，大陆与台湾现有的差距正在一步步缩小；未来，大陆的发展还将更加快速。
上述内容，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甚至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说得有点谦虚。而在当时，邓小平就能看到这个结果，眼光是锐利长远的。
他给出了理由：大陆的潜力无限，底蕴无穷。从全面来看，大陆的实力比台湾强得多，后劲也更足。和大陆统一，台湾不仅可以打消种种顾虑，还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邓小平的分析，全面而深刻，既分析清楚了事情的利害关系，也讲清楚了我们诉求的合理正当。
听完之后，华莱士沉默良久，不得不佩服中国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缜密思维。
而这次采访之后，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球掀起一阵“邓小平热”。
通过这一代领导人，人们看见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广博包容与坚定态度，也更加知晓了面对台湾问题，我们不容浑水摸鱼，更不容有人趁火打劫。
邓小平在采访里的话语振聋发聩，字字珠玑，鞭辟入里。
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将这个简单的问题讲明白了，也讲深刻了：无论是从感性上，还是从理性上，还是从实际的可行性上，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必将是大势所趋。
即便现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当年的采访仍言犹在耳，我们不敢忘记其中的警示：
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国际关系，不忘民族感情，时刻如履薄冰而又积极乐观地看待台湾问题；
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明白，台湾问题的关键除了外界因素，更在于我们自己，只要大陆不断发展，足够强大，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将变得更加容易和自然。
斯人已逝。当年，邓小平曾感叹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他毕生唯一没有做成的事情，为此一直留有遗憾。不过，在他故去之后，大陆的建设事业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却是从不停息地持续推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