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空7师19团，担任了长达15年负责飞行的副团长周寿星（离休前为空7师副参谋长），离休后给自己的儿子周飞兵回忆过很多当年的事，后来，周飞兵把父亲的回忆发到了网上，其中就有“丢掉3发炮弹”后的遭遇。

坐在歼5座舱里面的空7师19团副团长周寿星。图片来源于网络。

1960年初，南下到福建参加轮战的北空空7师19团2大队，为了迎战台湾地区战斗机的骚扰，频繁战斗起飞。

一天黄昏，19团2大队的8架歼5最后一次战斗飞行结束后，地勤人员正在忙碌地维护战机。

突然，地勤军械员向上级报告，说周寿星驾驶的那架歼击机，少了三发炮弹，分别是一发37毫米口径和两发23毫米口径的。

（老卡：歼-5歼击机配有2门HP-23毫米航空机炮；1门H-37毫米航空机炮。）

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楚看到3门机炮的安装位置，图片来源于网络。

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武器管制非常严格的国家，部队任何的武器弹药去向，都要搞得清清楚楚。何况那时候是六十年代，盘踞在台湾的蒋军在叫嚣着要“反攻大陆”。

事故发生在周寿星的歼击机上，那他就必须交代清楚，这三发炮弹到哪里去了。

所以当天晚上，政工干部，保卫干部和相关领导组成的调查组开始对周寿星“审查”。

一般来说，无缘无故不见了三发炮弹，只能是下面三种情况：

1.飞行员或者地勤军械员偷偷藏起来了，实际上问题出在飞行员身上的概率极低。毕竟无论装炮弹还是卸炮弹，都轮不到飞行员亲自动手。

2.飞行员在空中不小心按了发射按钮，将三门航炮的第一发炮弹射出去了。但连发的航炮，刚巧都只打出第一发炮弹，这种概率也很小。

3.周寿星起飞后，在空中进行了两次炮弹上膛的操作，第二次操作时，将已在炮膛内的炮弹顶出去了。

很快，周寿星这架歼5误射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每次战斗起飞都是8架一起，编队里的其他飞行员会发现，周寿星自己肯定也能发现，毕竟是开炮，机身会有很大振动的。

审查的方向就转到了“两次装弹”上。上级要求周寿星一定要回忆起重复装弹的地点，要派人将炮弹找回来。

二次装弹的事故以前也发生过，空军有个副师长在飞行时不慎二次装弹，炮弹掉在某山区，结果地面动员约一千多部队战士和地方民兵进行拉网式搜索，找了几天，最后找到了炮弹。

周飞兵在文章中写道：

从第二天开始，父亲在每次执行完战斗飞行后，多了一个任务，就是到调查组去“交代”情况，说明丢失炮弹的去向。

父亲还是回忆不起来，渐渐的，他感觉战友们看自己的眼光不对了。

一个飞行员，最重要的一个品德就是诚实，出了错不承认，不讲清情况，那就是不诚实，不配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战友们都会看不起这种人！

就这样，战斗飞行、交代问题、战斗飞行、交代问题。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却始终没有一个让调查组满意的“交代”，被有些人拍桌子喝斥“不老实！”。

这样的日子，在周寿星身上持续一个多星期。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结束飞行的周寿星，照例又去由政工干部和保卫干部等组成的调查组交代问题。

就在这时候，周寿星所开那架歼击机的军械员冲进来报告：“找到了！找到了！那三发炮弹在弹药库的一个弹药箱里！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

原来，完成战斗飞行的飞机在落地后，除加油、加气外，军械员必须完成这么一个操作：把飞行员在空中装入炮膛的三发炮弹卸下来，再装回飞机的机炮弹仓。也就是说，为了避免走火，飞机落地后，炮膛内不能有炮弹。

出事那天，周寿星他们8架歼击机第一次战斗起飞降落后，那个军械员卸下那3发炮膛里面的炮弹后，并没有装回弹仓。而飞行员也还没有离开战机，又接到命令马上起飞。

结果当天多次起降，军械员早忘了这档子事，最后一次飞行降落后，就发现少了3发炮弹。

偏偏大家都陷入思维定势，认为要么是飞行员在空中不小心打出去了，要么是飞行员二次装弹搞掉了3发炮弹，没有往地勤军械员身上想（因为是他最先报告上级的），导致飞行员接受了一个多星期的审查。

现在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小事，没想到在大事小事都容易“上纲上线”的当年，对当事飞行员的影响可就大了。

周飞兵就在文章中写道：

听了军械员的解释，父亲站了起来，走到他身前，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说了声：“谢谢你！”就哽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过了一会，平静点的父亲说：“没有你这个报告，我一辈子都有口说不清（这件事）呀！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