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自网络
“票证”这两个字，现在人们的理解：
“票”－－应该是钞票、邮票、电影票、门票等等；
“证”－－应该是身份证、选民证、工作证、学生证等等。
总之，在现在的人们看来：“票”是代表价值的；“证”是证明身份的。
现在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各种货。只要是公民，就理所当然的有各种“证”，来证明你的身份。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各种“票证”的概念与现在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时的各种“票证”，对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那时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票”和“证”。
“票”就有：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豆腐票、肉票、肥皂票、糖票等等。
以上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月(年)发放的，而且是定点供应的。
还有一些紧俏物资的票，既不定量也不定时，如手表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还有逢年过节，根据物资的多少，临时发一些酒票、香烟票、香菇票、木耳票、粉丝票等。
以上这些票多数是发给有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居民的，农民能发到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等。
“证”主要的是购粮证和购货证。购粮证是和粮票同时使用的，去粮站买粮食缺一不可。
购货证主要是买盐(盐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1市斤)。购货证还可以购买临时分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购货以后，要进行登记，以免重购。
购货证也发给农民，让他们买盐和其他由供销合作社凭计划供应的少量的食品和工业品。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们的第一件大事。因此，粮票是最重要的票。粮票按年龄和工种进行定量。当时的粮食定量分得很细，比如：
县机关干部、教师、医师每人每月27斤，区乡干部33斤，居民24斤，大学生33斤，中学生22斤到24斤，儿童15斤。
工人按工种：特殊工种45斤，重体力劳动工37斤，一般体力劳动工30到33斤，轻体力劳动工27斤等等。
在每人的定量里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用熟食票可以买大饼、油条、包子和饼干等副食品，可以到饮食店买面条和米饭，也可在省内流动使用，因此当时的熟食票是很宝贵的。
如果出差到外地，要用定额的固定粮票，到粮管所去换省内流动粮票和全国流动粮票。出差和下乡每人每天有半斤粮票补贴，到农村付给搭伙的农家每天1.25斤粮票。出差到食堂去吃饭，都要用流动粮票，购买饭票才能用餐。缺粮的农民使用农村返销粮票和农村购粮证。
还有饲料票，专门供应畜牧场和少数的养猪专业户。
对投售农副产品的农民，按不同的产品、数量进行粮食奖售，发给奖售粮票。
军队也使用“军用价购粮票”。部队凭此粮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粮站去购粮，而且不用给钞票。由粮食部门凭此粮票向有关部门结账。
油票和布票以及其他的票，也是很重要的票。这些票都是按人头发放的：油票每人每月0.25斤，布票每人每年3尺1寸，棉花票每人每年0.5斤，肉票每人每月1斤(1斤肉票可以买1斤鸡蛋)，豆腐票每人每月3斤，肥皂票每人每月1块，糖票每人每月0.25斤。
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各种定量都进行了削减。比如：粮票每人每月减2斤，布票减到1尺7寸，肥皂票减到半块。其他票供应的物资也不同程度的削减。总之人们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当时人们追求的高档商品。由于物资极度的匮乏，因此，很少有票发，一个单位一年只能发到一二张票。
发给谁?
使当时的领导很伤脑筋，于是要大家发扬风格，互相谦让，或者照轮。有的单位实在分不下去，为了避免矛盾，就采取抓阄的方法，谁抓到就归谁去买。我1962年结婚时，爱人的单位分给她一张缝纫机票，买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在当时它是我家最奢侈的工业品，现在还完好无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遂昌中学的一位老师，当年凭票买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直到如今还在骑。
逢年过节的副食品票，是发给单位的，一般居民和农民是没有的。虽然在单位里工作的人都有，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张香菇票、木耳票，只能买1两。有时还有糕点票，也就是一张2斤。还有酒票和烟票也是逢年过节发一点，“烟客”和“酒鬼”平时只好熬瘾，或者抽旱烟和想办法搞一点酒精兑水喝。
有一年中秋节发月饼票，一张票2个月饼，农民也有。于是县食品厂连夜加班加点生产，尔后用汽车运到各区乡的供销社，再由农民凭购货证购买。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票证，票证也就成了命根子，所以也就非常宝贵了。
当时人们工资都不高，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钱，但每家每户都从牙缝里节省下来，节余一些熟食票和流动粮票，以备急需。比如家里有了婚丧等喜事白事，可以派上用场。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包红包，除了钱还要包上几斤粮票，这是最体面的。在当时粮票可以卖钱，可以换鸡蛋、换茶油、换布票等。所以粮票成了“有价证券”，虽然不合法，但有的人在暗地里是这样做的。
票证的故事还有很多，为了一张票，有时人们争得脸红耳赤；为了一张票，有的家庭夫妻不和；甚至有的人铤而走险，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所有这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成为历史。为了使自己和后人不忘记这段历史，我整理了这一材料。(车震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