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8日，率部血战47天后，衡阳守军最高指挥官——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命令部下放下武器，选择向日军“谈判”投降。

这个历史结果毫无争议，方先觉等国军高级将领向日军投降亦毫无疑义，这是他们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关于方先觉的是非讨论已经足够之多，相信历史和时间会对他们做出终极评价，这里对此话题不再介入，我更想模拟还原一下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又为什么这么想。

衡阳保卫战打到最后阶段，方先觉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率部继续血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本人要么主动成仁要么被俘；第二、带上尚有战斗力的将士果断突围；第三、和日军“谈判”，最好能争取有条件投降。

方先觉

事实上第一种方案已经由不得方先觉选择，即使选了也执行不下去。

原因是这：剩余有战斗力的衡阳守军大多属于周庆祥第三师，方先觉嫡系部队同时又最为精锐的葛先才预备第十师已经基本打光，容有略190师及饶少伟暂54师原本就只各有一个团兵力，打了几十天早已成了空架子师。

这意味着是不是继续打下去，方先觉要看周庆祥的脸色，他说了不算。

事实上在方先觉决定“谈判”投降前，第三师个别阵地已经向日军竖起白旗。

而极力主张并主导和日军谈判的，也恰恰就是这个周庆祥。

几个月后，摆脱日军控制的方先觉辗转回到重庆，蒋校长宴请他时就说，“我知道衡阳打得很苦，你是受了周庆祥胁迫对不对？”，这等于为方先觉开了罪。

至于周庆祥是不是也受了属下团长等的胁迫，那就不知道了。

下面再说说方先觉的第二个可选项，率部突围。

从现有史料来看，方先觉似乎从没做过突围的考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这要从大环境和小环境两个方面来分析。

大环境就是当时盟军一路高歌猛进，中国战区却遭遇豫中大溃败、长沙大溃败，盟军方面甚至要蒋校长把指挥权全部移交给史迪威。

这种背景下，蒋校长急需在衡阳的一场胜利来找回脸面，甚至扭转局面。

他不但不会让衡阳守军突围，还幻想衡阳守军磁铁一般“吸”住日军，再调动第六、第九、第四战区援军将之聚歼。

第十军将士遗骨

这种情况下，方先觉怎敢擅自弃城突围？

而1943年常德会战遗弃伤兵突围的余程万差点被蒋校长问责枪决，也会让方先觉对突破颇有顾虑。

综合当时大小环境考量，方先觉绝对不敢选择突围。

不敢，这可能还不是方先觉选择不突围的主因，我认为他“不甘突围”才是。

不甘心在哪呢？已经打了四十多天，战果甚巨，远超原本交予的固守衡阳十天的任务，如果等来了援军解围，方先觉和第十军就会成为英雄。

况且电报中得悉，在蒋校长亲自督促下，王耀武集团援军、薛岳集团援军、第四战区援军的确正分别从西、东、南三个方向向衡阳逼近，个别部队甚至已经近在咫尺，解围似乎在望。

我们站在方先觉的角度想想，这时候他怎会甘心突围？突围不就是功亏一篑吗？

第一个选择继续“打下去”没得选，第二个选择“突围”不敢、不甘选，那就只剩第三选择“有条件投降”了。

“谈判”

方先觉等人向日军开出了条件，诸如保全放下武器官兵、救治第十军伤兵、保留第十军建制等，都被日军拒绝了。

放下武器的部队，还有什么“谈判”筹码呢？

方先觉极力争取的“有条件投降”，最终无奈执行成了“无条件投降”。

对了，除了这三个所谓选择，方先觉其实还有主动成仁这条路。推测来说，可能最后一刻受求生本能支配吧，他根本没有勇气举枪成仁。

可以想象，逃回重庆并再次带部队的方先觉，势必会陷入无休止的羞愧、悔恨之中，终生都挥之不去。

唯一支撑他活下去、走下去的，可能就是他决定投降前对第十军将士说的那段慰藉话语，“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