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冀中地区收编的河北游击军三个主力师及十三路军中，各路师长或总指挥有的离开革命队伍、有的英勇牺牲、有的叛变投敌，在全国解放后任在解放军中担任要职的只有其中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高士一，笔者这回要介绍的，就是出生为河北任丘县大地主的高士一及其创建的这支部队的故事。
高士一
高士一，号贯之，1895年出生于河北任丘大苟庄，家中兄弟四人，其排行老末，人称“高四爷”。高士一的父亲是高隆吉是任丘县首屈一指的大地主，手下有雇工千余，土地四千余亩，并在大苟庄北修建了一座名为高家场的宅地。高隆吉去世后，高家四兄弟平分了家产，其中高士一分到了八百亩土地，他因不喜读书和经营，文化程度较低，便搬回大苟庄高家老宅，把生意交给下人打理，自己则整天骑马弄枪玩耍。
话说华北地区自古以来民间武德充沛，性格豪爽、好胜心强的高士一自然也不例外，他曾在任丘县北八村趁人不备单枪匹马击毙五名抢劫民财的军阀逃兵，名扬任丘及其周边几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中国军队被迫撤离冀中地区，听说侵华日军即将抵达，为了保护全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曾不可一世的高士一只好和村长吕凤岐一起，杀猪宰羊迎接路过的日军。
日军一部在高士一和吕凤岐的犒劳下饱餐一顿后，又紧急前往大苟庄附近的娘娘宫村，该村村民曾自发组织起来截击日军水手运输队，抢夺了几十支步枪。为了威慑当地老百姓，这伙日军对娘娘宫村进行了报复性扫荡，不仅摧毁了这一带的十八个村庄，还杀害了上百位没来得及离开村子的老百姓。高士一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又惊又怕，后悔自己不该如此招待这帮人面兽心的侵略者，也害怕无恶不作的日本人说不定哪天就来大苟庄烧杀抢掠。
为了保卫家乡，就不得不起来拉队伍，此时整个河北遍地都是各种名号的民间武装，高士一打听到，在邻县高阳崛起的“河北游击军”人多势众，他的一个远房亲戚高顺成，已经被任命为游击军的一个师长，他的宝贝儿子高万德，也整天和地下党员杨琪良混在一起，并从游击军那里拿到了游击第14支队的委任状，并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虽然高万德因为害怕被他爸阻挠而瞒着高士一，但因为招募的有不少是自己的宗族，还是让高士一知道了此事。
杨琪良、高万德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引导高万德少爷走上革命道路的地下党员杨琪良，此人也是任丘本地人，出生于1914年，1929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在舍友崔万琪的影响下加入地下党，后因学校革命运动失败而返回家乡，在大苟庄小学任教，并与他的小学同班同学高万德在任丘、雄县交界地区一起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娘娘宫村截击战中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村民王金钰，就是两人所领导的抗日救亡会的会员。
侵华日军扫荡娘娘宫村后，高万德和杨琪良也跑回大苟庄，10月初，他们与八路军派来冀中地区的红军干部孟庆山及地下党员侯玉田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游击第14支队的番号，两个人一个当队长，一个当政治部主任。高士一见宝贝儿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内心也痒痒起来，10月底，他偷偷前往任丘县城，见到了高顺成师长及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方也纷纷鼓励他尽快拉起武装干革命。
回到大苟庄后，高士一马上找到杨琪良，夸道：“小杨，这几天你和万德搞得不错呀，四爷我也想跟着你们一起闹红军，你觉得怎样？”杨琪良一听顿时大吃一惊，只是含糊说道：“先让我回去和少爷商量一下。”说实话，杨琪良对高士一的印象并不好，当年他在大苟庄小学任教时，因为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而被身为学校大股东的高士一强令开除，再加上之前高士一还打着白旗去犒劳日军，更让杨琪良想不通此人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高万德听说此事，也疑惑地说：“他是个大地主，我们抗日闹革命，怎么可能和他走到一起呢？”不过由于事关重大，两人还是把此事报告给了保属省委军事负责人侯玉田，后者开导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只要他现在愿意抗日，我们就要争取他。高士一在这一带几个县有一定号召力，他主动和我们合作，有利于我们通过上层向下层群众开展工作……人民自卫军的李主任也和我说过了，可以任命他为自卫军第五路军总指挥。”
杨琪良的上级侯玉田（画像）
既然上级都这样发话了，杨琪良和高万德也只好照着执行，侯玉田随后把该有吕正操司令员和李晓初主任的签章的委任状交给他们，两人又去见高士一，并在高士一家门口正式挂出了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的招牌。听说高四爷起兵抗日了，周围各村的老百姓纷纷赶来投奔，特别是被日军一把火烧光房产的娘娘宫十八村村民，更是全家老小都来投军。就这样，到1937年12月，高士一已经组织起一支下辖十七个支队和若干独立大队、总兵力达三千余人的抗日武装。
此时，人民自卫军主力已被调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整训，留守冀中根据地的各路民间武装改称河北游击军，所以高士一的部队也改称游击军第五路军，并由他担任总指挥，由杨琪良担任政治部主任。然而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一些动机不纯的人物也混入队伍，比如高士一的三哥高士芬，他常对高士一说：“这姓杨的、姓侯的都是地下党，也不知道万德这小子吃错啥药了，一心跟着他们瞎搞，我看咱高家的基业非败在这小子手中！”
高士一这时态度也有些举棋不定，听了高士芬的话，便下令把侯玉田的枪给下了。高万德听说此事，知道不逼下他父亲是不行的，于是毅然站出来发话道：“三伯父，不管你们抗不抗日，我和杨琪良一定抗日到底。到时候，整个高家场也脱不了干系！”高士一知道儿子是在推他上道，于是在沉默半晌后，终于发话到：“三哥，不要再说了。我已经考虑过了，既然跟着他们抗日闹革命，我也没有别的出路了，只能跟着他们干到底了！”
见高士一如此表态，高士芬只得气得摔门而出。这次斗争胜利后，高士一也更加信任杨琪良了，知道他们是真心想抗日的。于是，每次有人来向高士一请示关于部队的事情时，他总是说：“先去找杨主任请示一下。” 杨琪良也把当初他在大苟庄小学教书时认识的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请来第五路军司令部做事，比如曾为大苟庄小学教员的李丙炎，被请来担任司令部秘书长，并经杨琪良发展成为党员。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
1938年1月10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河北阜平召开边区成立大会，杨琪良和高万德作为第五路军代表应邀前往，并见到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及政治部主任舒同，两位领导勉励两位年轻人，要多培养出自己的干部，把第五路军掌控好。杨琪良回去后，即创办了第五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担任教员，学校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和贫乏的物质条件下，训练了三期共近400名学员，为第五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基层政工骨干。
此时第五路军的主要干部名单为：总指挥高士一，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秘书长李丙炎、参谋处长李管泉，其中政治部下辖六个科：组织科长勒金、锄奸科长高万德、宣传科长高金芌、民运科长刘凯丰、敌工科长谢玉岚和总务科长刘经纶；参谋处下辖四个科：作战科长金仲华、侦查科长高万秋、通信科长陈恩树和和副官科长杨子祥；此外还有供给部，部长阎国华，下辖科长张薰圃、韩达三、杨树英，卫生部长李丙炎，下辖科长靳宗桥、李锡九。
为了扩大根据地，1938年2月，第五路军奉游击军司令部命令进军霸县，收编了当地商团武装邢萌堂部四百余人及绿林武装黄久征部两千余人，为了稳住黄久征这个混迹江湖多年的老土匪，高士一将其部改编为第五路军独立一旅，下属三个团建制不变，此外还认黄久征的儿子为干儿子，黄久征及其部下对此非常满意。为了更好的改造黄久征，杨琪良还亲自赶到黄旅司令部，与黄久征睡在一个坑上，赢得了他的信任。
1938年3月，独立1旅与游击军第十二路军柴恩波部发起联合作战，收复了被日伪军占据的霸县县城。战后，当地不少老百姓向杨琪良告状，说黄旅军纪实在太差，杨琪良找来黄久征要求他把军队撤往城外，后者马上照着执行，并表示：“我一定会狠抓军纪问题，不能总让人说我是个大土匪了！”黄久征的副旅长兼表叔姚晓松是个旧军官，趁机对黄久征挑拨说：“久正，那些个杨琪良、高万德，都是地下党啊！我看将来他们早晚要收拾咱们的！”
高士一在延安（左）
黄久征听后沉吟半响，发话道：“我是个老粗，不懂什么党什么党，我就知道高士一那么个大地主都跟着他们干了，我们还怕啥？如今我儿子也已成家，不能再干以前那种打家劫舍的勾当了，要多为子孙后代考虑考虑。”两人谈话的时候，杨琪良其实一直躲在外面偷听，此后他便一直打算找机会除掉姚晓松这个祸害，后者后来也大概是察觉到了什么风声，趁着独立一旅调防的机会逃之夭夭，从此不知所踪。
1938年4月，随着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的毕业，杨琪良也终于开始能逐步按照八路军的方式组织和改造第五路军，整编后的第五路军辖两个步兵团，每个团辖三个营，每个营辖四个连，营和连都设有教导员、指导员。在政工干部们的训练下，第五路军的军容军纪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当地老百姓都夸奖道：“第五路真的像个样子了！”
第五路军收复霸县时，也收编了县内胜芳镇自卫团戈福声部，此人原是任丘本地的一名退役军官，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起自卫团保卫家乡，在第五路军的帮助下，胜芳自卫团很快发展到八百余人。1938年5月，第五路军第二次收复雄县县城时，听说当地有支由旧军官刘玉珠领导的联庄会武装，号称有枪支万余，高士一也想将该部收编，便和杨琪良带着一个营的兵力来到联庄会总部所在的米家务，与该部总指挥刘玉珠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面。
经过三天接触下来，高士一感觉刘玉珠态度有点消极，经询问当地老百姓，才得知蒋军特务机构“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已在米家务设立了联络电台，蒋军摩擦专家、河北民军头目张荫梧的特使李侠飞也来到这一地区，联庄会武装各部都已经下发了蒋军的标志符号，就等着对外挂牌公布了。高士一、杨琪良感到此事较为复杂，有点搞不定，便退出去并向军区作了汇报，之后游击军集中兵力打垮了刘玉珠，高士一将其残部五百余人收编入麾下。
1947年，高士一（前排右三）在晋绥军区后勤部
1938年6月底，由于第五路军频繁在胜芳镇活动，引起了九十里外的驻天津日军的注意，日伪军曾先后八次出动百人以上规模的小股部队袭击胜芳镇，都被戈福声的自卫团和黄久征的独一旅击退，第五路军在作战中也伤亡百余人。这一系列战斗也引起了蒋军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曾派一个姓李的特务，想要利用旧关系策反戈福声，但由于戈福声坚决站在游击军一边，使得李特务最后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此时，早在1938年4月21日，河北游击军已与人民自卫军合并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高士一的第五路军起初改称军区独立第一支队，后又于9月改称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兼任丘警备区。第四支队随后在编制上也进行了精简调整，黄久征的独一旅改称第一团，政治处主任解云清，原第五路军直辖的两个团合并为第二团，胜芳镇自卫团及霸县商团被合并为第三团，政治处主任李兰芳，经过整编后，全支队共有官兵5600余人。
当然，在部队整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戈福声不想被调离胜芳镇，曾密令他的老部队三团一、二营偷偷返回胜芳镇，结果此时被政治处主任解云清破获。事后戈福声将此事推在一个通信班长身上，解云清也就故作不知，不过为了威慑戈福声，还是下令将此班长枪毙。第一团调到异地后，该团三营营长、老土匪张文远企图率部叛逃，结果也被破获，该团政治处主任李兰芳巧妙利用黄久征与张文远之间的矛盾，下令将后者枪毙。
1938年底，自侵华日军结束武汉会战后，开始调转头来对付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军区的战事也日益频繁，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高士一逐渐感觉到，以自己的能力实在是指挥不了一个旅规模的正规军，杨琪良也是，感觉在指挥打仗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人为此几次向上级请求派得力军事干部来整训部队，最终，1939年1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率该师一部进驻冀中地区，协助整训冀中军区各部抗日武装。
齐会战斗纪念碑
经贺师长与几个支队司令研究，决定将独立四支队与八路军第715团的两个营合编为第120师独立一旅，仍由高士一任旅长，杨琪良任政治部主任，原第715团团长王尚荣任副旅长，原第715团政委朱辉照任旅政委。不久，原独立二支队柴恩波部发动叛乱，高士一指挥第2团和第715团参与了这次平叛战斗，俘敌五百余人。4月，独立一旅又在贺师长指挥下投入到著名的齐会战斗中，经三昼夜激战歼灭日伪军数百余人，独立一旅亦伤亡三百余人。
齐会战斗后，独一旅第二、三团被合编为一个团，该旅新兵营被改编为第715团三营，为了培养干部，部队还专门成立了教导队。1939年8月，在参加完歼灭河北民军张荫梧部的战斗后，独一旅随八路军第120师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告别了指战员们的故乡河北任丘，该旅一团同时被并入二团，而原二团的二营则以冀中五支队的名义留下来坚持原地游击战争，并在1940年也被调往山西。
1942年，独立一旅又被调往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县，担任起保卫延安的重任。1943年4月，高士一卸任旅长职务，被调往延安学习，不过鉴于他年纪已大文化程度也很低，参加学习有些困难，上级被安排他负责后勤生产工作。全面抗战胜利后，高士一继续在后勤领域工作，曾先后担任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委副秘书长、陕西省交通厅厅长。1968年，高士一因病去世，终年75岁。
解放后的高士一一家（下右为高士一）
解放战争中，独立1旅先后被编入解放军晋绥野战军、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解放战争末期改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军二师，现为武警第二师。除了高士一，该旅（游击军第五路军）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最后结局还包括：
原旅政治部主任杨琪良，解放后转入外交战线，长期担任我国驻外大使，最终于2003年病逝，终年89岁；
高士一的儿子高万德在战争中身负重伤，留下残疾，解放后任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长；
原一团团长黄久征不愿离开家乡，带着一个营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抗战末期离开部队，不知所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