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响，可惜是臭名远扬。他作为北宋末年最大的奸臣宰相，在史书上可以说是遗臭万年。他一生极为擅长玩弄权术，以各种阴谋诡计谋取政治利益，为朝廷新旧两党所不齿，却依旧位极人臣。以他这种大奸大恶的人，一生的官场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宋哲宗赵煦初年的元祐更化中，他费尽心思保护自己的官位，甚至不惜被判新党，在恢复差役法中积极配合旧党领袖司马光，却依然遭到了来自于旧党官员的弹劾。这是蔡京一辈子玩弄权术时第一次折戟沉沙，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

回顾蔡京被贬官外放的过程，很多历史爱好者感到不解。蔡京作为新党要员，在元祐更化中积极配合司马光废除新法，可以说是给新党抛出了橄榄枝。他当时是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在朝廷的地位不低。以他的地位，在当时是有储相之称的，算是新党中的后起之秀。而且旧党刚刚回到朝廷，司马光等人积极废除新法，必然希望各地的官员支持。蔡京作为地方官员之首，在朝廷中有着极为重要地位。司马光急于废除差役法，各地官员纷纷反对，只有蔡京主动支持，这对司马光和旧党来说都是极大的利好。

面对这样的利好，司马光还是很高兴的，在政事堂对其极为夸赞“，"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有了司马光这句话，蔡京以为自己的官位稳了，自己也得到了旧党的认可。当时以蔡确、章惇为首的大批新党官员被罢官外放，蔡京能果断背叛新党，投入司马光门下，可谓是费尽了心思。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掌握御史台和谏院的旧党官员却不认可他，发起了对蔡京的弹劾，说他“怀奸邪、坏法度”。于是蔡京被贬官出京，先知成德军，后来改知瀛州，最精几经波折后调到成都担任知府。

从蔡京被贬官的过程来看，他显然没有得到旧党的认可，被列入了党同伐异的打击名单。司马光虽然在差役法上很赞赏蔡京，却也没有出面保他。蔡京背叛新党谋求官位的策略完全失败，遭到了他为官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打击。很多历史爱好者很好奇，蔡京如此附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政策，毫无廉耻的背叛同僚，为什么反而不被旧党接受了？以蔡京当时的地位和能力，对旧党来说是极其有用的。利用蔡京不但能更顺利的推进元祐更化，废除王安石变法和元丰改制期间的新法，而且能够将新党内部分裂瓦解，彻底消灭这些死对头。

旧党的官员都是老官僚，非常精于政治斗争的，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然而这些官僚们却出乎了蔡京的意料，依旧把他作为党同伐异的打击对象，连司马光都翻脸不认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党的斗争此时已经从熙宁和元丰年间的政治利益之争，变成了仇恨之争。斗争属性的变化，让旧党官员看待新党官员的角度不同了，双方从可以调和的利益矛盾体，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旧党起复后对新法的废除，对新党的打击排挤，已经从政治斗争的层面，逐步衍生到了报仇雪恨的层次。

对此时的旧党而言，所有的废除新法、驱逐旧党只是行为操作，目的是就是报复在宋神宗年间被新党打击的仇恨。这里面有个著名的桥段就是，司马光坚持将王安石设立的新法全面废除，不问好歹和青红皂白。这遭到了旧党中温和派范纯仁、苏轼等人的反对，可司马光依旧一意孤行。范纯仁等人他没有办法，只能用形容王安石的词语来形容他，说又是一个“拗相公”。由此可见，就连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都失去了理智，那还有多少旧党官员保持着政治斗争的操守呢？打破了操守的界限，大搞党同伐异，蔡京自然无可避免。

除了两党之间的仇恨外，蔡京的临阵反水也给了人口实。两党都是士大夫阶层出来的，对于节操是非常看重的，这也是宋朝政治生态的风向标之一。蔡京临阵反水，出卖了新党同僚，旧党官员也会兔死狐悲。实际上在元丰年间，新党领袖蔡确借用相州案打击司马光、吴充、文彦博等旧党领袖时，也有不少旧党官员临阵反水，使得旧党损失惨重，上层要员几乎在朝廷中清空。蔡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于当初出卖司马光等人的旧党官员。旧党起复之后，岂能容得下这样的根性恶劣的官僚，自然对其穷追猛打。

对于司马光而言，在差役法的问题上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利益，也从新党的权利网络中打开了缺口，蔡京对他的利用价值不大了。他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蔡京得罪其他的旧党同僚，所以对于旧党官员对蔡京的弹劾不闻不问，实际上就是彻底放弃蔡京了。司马光是典型的伪君子，做人风格与韩琦相似，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他在面子上还维持着清高孤傲的君子形象，实际上各种手段都是为了自己所在的阶层争夺政治利益。如果和蔡京纠葛上了，这对于他维护自己的君子形象不利，所以对于蔡京被贬是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的。

站在旧党未来前途的角度，旧党官员坚持将蔡京剔除出朝廷，也是为了保护元祐更化的成果考虑。司马光等人掀起元祐更化，废除新法，全面恢复旧制，自然需要将这个政治格局保持下去。如果等司马光等人故去后，新党卷土重来，元祐更化就白干了，他们也会步新党的后尘。元祐初年，旧党之所以能卷土重来，除了以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党中的两面派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旧党中也存在这种两面派，旧党未来能否保存元祐更化的果实，这就成了极大的疑问，所以旧党官员不得不防。

在相州案中，旧党是吃过大亏的，所以他们对于两面派官员非常警惕。蔡京是新党的后起之秀，是储备性的人才。这种重要人物临阵反水，要么是道德品质非常败坏，要么就是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在蔡京的带头下，肯定有不少新党中下层为了自保而投靠，这就让旧党变得良莠不齐。这种犬牙交错的状态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危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同僚在背后捅了刀子。旧党官员为了自身的纯洁性，也为了防患于未然，对于投靠过来的新党都是非常慎重的。蔡京如此高位的新党投靠，旧党官员不可能没有疑虑。

由于旧党拒绝了蔡京，这也出现了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党同伐异的扩大化。以前旧党和新党斗争，朝廷中还有一大批官员作为中间派，调和双方的矛盾，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当过宰相的王珪和韩绛。可旧党在将党同伐异扩大化后，将所有非旧党官员都当作新党，如此一来就将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朝野。如此大的打击面，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社会动荡和政治破坏，也为后来的旧党败落埋下的隐患。这样的情况促使宋朝党争陷入白热化，新旧党也发展成了后来元丰党和元祐党。双方的政治手段和屡屡突破底线，开始进入各种恶性循环。

后世很多学者将北宋的衰败和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甚至有极端的将王安石列为奸臣，实际上都是愚不可及的。北宋的衰败本质上就是党争中两党屡屡突破政治底线，无节操的打击报复，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王安石变法并不是党争的开始，只是一个诱因。党争屡屡突破底线是从宋神宗赵顼以乌台诗案陷害苏轼，扩大对旧党的打击面开始的。而元祐更化中司马光等人再次突破底线，正式结党对抗，成为党争升级的第二个标志。两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升级斗争手段，也让宋朝走上了衰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