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85年“空降”任深圳市市长,临走时对家人说:这次我这是上前线

漫步史书 2023-03-11 18:22:34
前言

图|李灏

1985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接到中央命令,“空降”深圳任深圳市市长。

一道突然的调令,令李灏大感意外,因为他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甚至他认为自己根本不合适。其实话又说回来,中央之所以调李灏到深圳去,是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酝酿的事儿,因为就从工作经验上来讲,李灏之前就参与起草过有关经济特区的文件。

中央对李灏到深圳履职一事十分重视,绝大多数领导人在他赴任之前,都曾找他谈话,有的甚至还谈了不止一次,据李灏晚年回忆:在他离京赴任之前,邓小平也曾计划抽出时间找他谈话,可李灏因为要去广东参加会议,去深圳考察几天,因而错过了这个机会。

李灏始终为此而感到后悔:

“我只是一个副部长级干部,邓小平要谈话实属罕见,但经济特区重要,邓小平要谈的一定是经济特区。”

“如果当时谈话了,我对如何办好经济特区,目标和思路会更加清楚。”

准确的来说,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工作调动,引起如此之多的中央领导人关注是比较罕见的,不过多年之后李灏再谈往事时谦虚的说,不是他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了,中央领导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道路上,李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6年5月,李灏又兼任了深圳市委书记,到1993年卸任。

李灏足足在深圳干了8年,他也成为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

深圳特区的前身只是广东宝安县的一块地方,全年收入仅6000万。

1978年,深圳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被派到香港,当时隶属于交通局的香港招商局,已经陷入瓶颈,回到北京后,袁庚就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也因为这一份报告,袁庚被任命为交通局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负责招商局全面工作。

不久之后,袁庚便提议建立蛇口工业区。

蛇口在建立工业区以前,也只是宝安县一个公社,而蛇口工业区建立的地方,以前就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

短短两年的时间,蛇口工业区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1979年,撤宝安县设深圳市。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市划一片地方出来,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共有四个经济特区,其中包括珠海、汕头、厦门。

从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那天开始,当地的经济便如滚雪球一般快速的发展。

到1985年8月,李灏南下担任深圳市市长时,深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

李灏是广东茂名电白人,1947年就参加了革命,李灏的姐姐李嘉就是一个老革命家,抗战时期参加革命,1944年和丈夫梁之模一同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并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李灏就在广东工作,1953年调赴中央,主管过财贸、经济工作,改革开放时期,李灏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经贸部等部门工作,参与过一些对广东、福建实施一些特殊经济政策的会议,并拟定过不少有关的文件。李灏还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深圳特区。

对中央而言,李灏无疑是个合适的人选。

不过对李灏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那时,深圳的建设正在高速进行着,国内外赞许的声音不少,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更多,不少的好朋友一听说李灏要去深圳,都劝他不要去,还有人甚至尖锐的说,去深圳是送死。

尽管面临重重压力,但李灏还是毅然决然前往,临走时他对家人说了一句话:

“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到1986年,李灏又兼任了深圳市委书记。

不管如何,中央当时对深圳的发展给予了相当的便利,不仅允许深圳突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对一些重大紧急的问题和政策措施,深圳市在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时,可以直接报请中央、国务院以及总理请示。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李灏对这些事仍然有着很深的感触:

“上世纪80年代进行改革时,没有一项不是“犯法”的,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都是不符合当时法律的。”

1985年8月,李灏一到深圳,就做了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并决定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为日后的突破和经济大发展做准备。

李灏上任不久,就发生了“特发倒卖外汇案”。

如今的法律明文规定,倒卖外汇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影响国家对外汇的宏观管理,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是属于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不过,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专案组调查,并逮捕了特发公司一名经理、一名副经理,然而李灏经过调查后,却认为不应该抓人:

“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

深圳市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就决定走外向型经济道路,然而因为国内制度并不健全,在对外贸易上采取的是“汇率双轨制”,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李灏认为,如果不改革汇率制度,不仅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一句空话,而且“倒汇”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李灏提出在深圳建立外汇调剂市场的想法,得后来到了人们一致肯定。

1985年11月,深圳市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外汇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

当时深圳施行的这项改革,其实是走在国家前面的,中央对此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从深圳后来实际发展中,中央也考虑到了这一改革的必要性,于是在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发明文,确认深圳这一行为合法。

应该说在后来数年时间里,深圳的每一步动作,都是走在国家前面,一开始在颁布时,引起的争议非常大。

比如1987年成立监察局,就是仿效香港的廉政公署、新加坡反贪局的做法。

1985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深圳参观访问,在对深圳的发展赞不绝口的同时,李光耀还问了李灏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深圳有没有腐败问题,如何解决?”

“有但不严重。”

李灏简单谈了一句。

李光耀的的话,让李灏产生了很多思考,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面前,他认为干部的作风建设同样重要。

几乎就是在一霎那,李灏便决定了这一提议,他直截了当的对李光耀说:

“深圳准备成立监察局,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反贪局的做法。”

对成立监察局,一开始反对的声音很大,有些人认为是瞎胡闹,李灏后来为了这件事,跑了好几个单位,轮番劝说,最终说服了大家。

1987年,深圳在设立监察局的同时还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了政府两种职能的分开。

尽管当时国有企业在放权搞活上已经做出了一定调整,但是并没有涉及到产权改革。

李灏上任后,便对大刀阔斧的展开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仅如此,李灏还积极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些企业不仅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而且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

那时大家谁也没想到,还能搞证券市场

李灏则不同:

“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必然出现股权的流动,证券市场应运而生。”

1988年,李灏去英、法、意三国考察,在伦敦举行投资座谈会,在会上李灏热情的邀请欢迎各国金融投资。

图| 1985年9月25日,李灏(左三)到深圳火车站迎接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当时在现场,确实有不少基金负责人以及证券投资商人对深圳表示出有兴趣,可出乎预料的是,聊起投资来,一名英国基金经理面有难色的说了一句:

“按照基金会规定,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

老实说,当时这个英国基金经理的提法,让我们确实感到新鲜,毕竟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当时还只是柜台交易,虽然交易量巨大,但总是柜台交易是不行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深圳建立证券市场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过因为谁也不懂,李灏原本是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当时两人关系不错,也比较熟悉,不过后来考虑到日本距离太远,语言又不同,所以找了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

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不仅仅包括股票交易所,还包括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否则形成不了完整的体系。

李灏当时对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提的要求有三点:

一、帮助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

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

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

李灏的一系列举措在当时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批评之声从来就不曾间断过。

有一次,李灏到北京出差,一个老同志拉着他的手嘱咐:

“李灏同志,股票那种东西不能搞,风险太大。”

甚至还有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市政府质问:

“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市场?”

多年后李灏回忆:

“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股票是个很陌生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股票交易就意味着投机与风险,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不过,因为审批流程卡壳,尽管股票交易所的准备很充分,但迟迟得不到开工。

相反的是,因为股票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导致场外交易的情况盛行,因为人们非理性的追捧,到了1990年初,柜台交易的几支股票均开始疯涨,市面上出现黑白两市。

关键时候,是李灏率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积极走访,并在现场办公,推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或者说是“试营业”,尽管当时上市公司只有5家,但无疑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一直到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才获得了许可,补办了开业仪式。

李灏后来谈起这件事,还乐呵呵的告诉大伙:

“深圳是先生孩子后领证。”

多年以后,有记者采访李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所作的贡献时,他意味深长的说了这样一句话: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必然产物,尽管中间有不少曲折,但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合理的东西必然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我和市委、市政府的同事只不过是顺应潮流,在其中做了一点工作,出了一点力罢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接受新鲜事物,总是会有一点时间,一开始企业搞股份制改革,向社会发售股票,根本就没有人买账,当时到机关推销,一股20元,每个公务员能买200股。

可后来行情渐长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谣言满天飞,当时香港一家报纸刊载消息称,李灏买股票赚了450万,交党费20万,甚至还惊动了中央来人调查,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直接给李灏打电话:

“外面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

李灏一听,哭笑不得。

回了家以后李灏才知道,原来是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

李灏后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讲话,鼓励大家把买的股票都交出来:

“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

当时深圳市政府下通知,处级以上干部不准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拖了一个多月没签字,还是李灏亲自上门劝说:

“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

李灏到深圳赴任,邓小平几次想找他谈话没谈成,始终是一个遗憾,所以后来到深圳以后,李灏每年都要邀请邓小平来深圳考察。

1984年,邓小平就到深圳视察过,还到了珠海、厦门经济特区以及上海,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就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说: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第一次来深圳,邓小平就提到,下次来要看国贸大厦。

图|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对李灏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试敢闯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第二次南方之行,在深圳停留了五天。

多年之后,李灏回忆:

“1991年是他在深圳工作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年,对于深圳不利的消息越来越多,大批基建队伍已经撤离,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正在这时,邓小平来了。”

本来一开始按照计划,是先安排邓小平到深圳迎宾馆休息,毕竟老人已经88岁的,但邓小平提出要先看一看,所以市政府后来临时改变了行程,第一站是到深圳火车站。

当时,李灏请邓小平为深圳火车站题词,邓小平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

“深圳”

有人疑惑,为什么不写“站”字,李灏后来解释:

“经济特区要向前进,不能靠站。”

李灏记得很清楚,当时自己说了一句,我们一定努力干,尽量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但邓小平却指出,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敢闯,而不是考虑犯不犯错误,发现问题要及时改正。

图|李灏

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无疑给了李灏很大鼓舞。而深圳特区的成功经验也无疑证明了一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时隔多年以后,李灏再谈邓小平二次南巡到深圳,仍然有很深的感触:

“特区人最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没有如今的深圳。”

在深圳8年的时间里,李灏推动了多项制度上的改革,无疑给深圳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993年3月,李灏担任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即便是已经离开深圳,但李灏依然关心着深圳的发展。

2005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成立,李灏出任首任会长,也就是在座谈会上,李灏嘱咐研究会的同事:

“你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时代的洪流中,总有那么一两个先驱者,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李灏无疑是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也必将为世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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