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接到中央命令，“空降”深圳任深圳市市长。

一道突然的调令，令李灏大感意外，因为他并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甚至他认为自己根本不合适。其实话又说回来，中央之所以调李灏到深圳去，是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酝酿的事儿，因为就从工作经验上来讲，李灏之前就参与起草过有关经济特区的文件。

中央对李灏到深圳履职一事十分重视，绝大多数领导人在他赴任之前，都曾找他谈话，有的甚至还谈了不止一次，据李灏晚年回忆：在他离京赴任之前，邓小平也曾计划抽出时间找他谈话，可李灏因为要去广东参加会议，去深圳考察几天，因而错过了这个机会。

李灏始终为此而感到后悔：

“我只是一个副部长级干部，邓小平要谈话实属罕见，但经济特区重要，邓小平要谈的一定是经济特区。”

“如果当时谈话了，我对如何办好经济特区，目标和思路会更加清楚。”

准确的来说，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工作调动，引起如此之多的中央领导人关注是比较罕见的，不过多年之后李灏再谈往事时谦虚的说，不是他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了，中央领导给予了高度关注。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道路上，李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6年5月，李灏又兼任了深圳市委书记，到1993年卸任。

李灏足足在深圳干了8年，他也成为深圳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

深圳特区的前身只是广东宝安县的一块地方，全年收入仅6000万。

1978年，深圳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

时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的袁庚被派到香港，当时隶属于交通局的香港招商局，已经陷入瓶颈，回到北京后，袁庚就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也因为这一份报告，袁庚被任命为交通局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负责招商局全面工作。

不久之后，袁庚便提议建立蛇口工业区。

蛇口在建立工业区以前，也只是宝安县一个公社，而蛇口工业区建立的地方，以前就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

短短两年的时间，蛇口工业区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1979年，撤宝安县设深圳市。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市划一片地方出来，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共有四个经济特区，其中包括珠海、汕头、厦门。

从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那天开始，当地的经济便如滚雪球一般快速的发展。

到1985年8月，李灏南下担任深圳市市长时，深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

李灏是广东茂名电白人，1947年就参加了革命，李灏的姐姐李嘉就是一个老革命家，抗战时期参加革命，1944年和丈夫梁之模一同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并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李灏就在广东工作，1953年调赴中央，主管过财贸、经济工作，改革开放时期，李灏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经贸部等部门工作，参与过一些对广东、福建实施一些特殊经济政策的会议，并拟定过不少有关的文件。李灏还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视察深圳特区。

对中央而言，李灏无疑是个合适的人选。

不过对李灏而言，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那时，深圳的建设正在高速进行着，国内外赞许的声音不少，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更多，不少的好朋友一听说李灏要去深圳，都劝他不要去，还有人甚至尖锐的说，去深圳是送死。

尽管面临重重压力，但李灏还是毅然决然前往，临走时他对家人说了一句话：

“这次我是上前线了，你们都不要去。”

到1986年，李灏又兼任了深圳市委书记。

不管如何，中央当时对深圳的发展给予了相当的便利，不仅允许深圳突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对一些重大紧急的问题和政策措施，深圳市在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时，可以直接报请中央、国务院以及总理请示。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李灏对这些事仍然有着很深的感触：

“上世纪80年代进行改革时，没有一项不是“犯法”的，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都是不符合当时法律的。”

1985年8月，李灏一到深圳，就做了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并决定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为日后的突破和经济大发展做准备。

李灏上任不久，就发生了“特发倒卖外汇案”。

如今的法律明文规定，倒卖外汇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影响国家对外汇的宏观管理，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是属于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不过，深圳特发公司参与“倒卖”外汇，被中纪委派出专案组调查，并逮捕了特发公司一名经理、一名副经理，然而李灏经过调查后，却认为不应该抓人：

“深圳已在准备外汇调剂改革，特发公司做的合理不合法，外汇也只在自己企业内部调整，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

深圳市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就决定走外向型经济道路，然而因为国内制度并不健全，在对外贸易上采取的是“汇率双轨制”，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李灏认为，如果不改革汇率制度，不仅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一句空话，而且“倒汇”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李灏提出在深圳建立外汇调剂市场的想法，得后来到了人们一致肯定。

1985年11月，深圳市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外汇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

当时深圳施行的这项改革，其实是走在国家前面的，中央对此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从深圳后来实际发展中，中央也考虑到了这一改革的必要性，于是在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发明文，确认深圳这一行为合法。

应该说在后来数年时间里，深圳的每一步动作，都是走在国家前面，一开始在颁布时，引起的争议非常大。

比如1987年成立监察局，就是仿效香港的廉政公署、新加坡反贪局的做法。

1985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深圳参观访问，在对深圳的发展赞不绝口的同时，李光耀还问了李灏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深圳有没有腐败问题，如何解决？”

“有但不严重。”

李灏简单谈了一句。

李光耀的的话，让李灏产生了很多思考，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面前，他认为干部的作风建设同样重要。

几乎就是在一霎那，李灏便决定了这一提议，他直截了当的对李光耀说：

“深圳准备成立监察局，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反贪局的做法。”

对成立监察局，一开始反对的声音很大，有些人认为是瞎胡闹，李灏后来为了这件事，跑了好几个单位，轮番劝说，最终说服了大家。

1987年，深圳在设立监察局的同时还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了政府两种职能的分开。

尽管当时国有企业在放权搞活上已经做出了一定调整，但是并没有涉及到产权改革。

李灏上任后，便对大刀阔斧的展开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仅如此，李灏还积极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些企业不仅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而且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

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

那时大家谁也没想到，还能搞证券市场

李灏则不同：

“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必然出现股权的流动，证券市场应运而生。”

1988年，李灏去英、法、意三国考察，在伦敦举行投资座谈会，在会上李灏热情的邀请欢迎各国金融投资。

当时在现场，确实有不少基金负责人以及证券投资商人对深圳表示出有兴趣，可出乎预料的是，聊起投资来，一名英国基金经理面有难色的说了一句：

“按照基金会规定，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

老实说，当时这个英国基金经理的提法，让我们确实感到新鲜，毕竟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当时还只是柜台交易，虽然交易量巨大，但总是柜台交易是不行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深圳建立证券市场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过因为谁也不懂，李灏原本是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当时两人关系不错，也比较熟悉，不过后来考虑到日本距离太远，语言又不同，所以找了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

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不仅仅包括股票交易所，还包括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否则形成不了完整的体系。

李灏当时对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提的要求有三点：

一、帮助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

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

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

李灏的一系列举措在当时又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批评之声从来就不曾间断过。

有一次，李灏到北京出差，一个老同志拉着他的手嘱咐：

“李灏同志，股票那种东西不能搞，风险太大。”

甚至还有人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市政府质问：

“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市场？”

多年后李灏回忆：

“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股票是个很陌生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股票交易就意味着投机与风险，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不过，因为审批流程卡壳，尽管股票交易所的准备很充分，但迟迟得不到开工。

相反的是，因为股票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导致场外交易的情况盛行，因为人们非理性的追捧，到了1990年初，柜台交易的几支股票均开始疯涨，市面上出现黑白两市。

关键时候，是李灏率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积极走访，并在现场办公，推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或者说是“试营业”，尽管当时上市公司只有5家，但无疑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一直到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才获得了许可，补办了开业仪式。

李灏后来谈起这件事，还乐呵呵的告诉大伙：

“深圳是先生孩子后领证。”

多年以后，有记者采访李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所作的贡献时，他意味深长的说了这样一句话：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必然产物，尽管中间有不少曲折，但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合理的东西必然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我和市委、市政府的同事只不过是顺应潮流，在其中做了一点工作，出了一点力罢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接受新鲜事物，总是会有一点时间，一开始企业搞股份制改革，向社会发售股票，根本就没有人买账，当时到机关推销，一股20元，每个公务员能买200股。

可后来行情渐长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谣言满天飞，当时香港一家报纸刊载消息称，李灏买股票赚了450万，交党费20万，甚至还惊动了中央来人调查，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直接给李灏打电话：

“外面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

李灏一听，哭笑不得。

回了家以后李灏才知道，原来是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

李灏后来在市委常委会议上讲话，鼓励大家把买的股票都交出来：

“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

当时深圳市政府下通知，处级以上干部不准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人拖了一个多月没签字，还是李灏亲自上门劝说：

“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

李灏到深圳赴任，邓小平几次想找他谈话没谈成，始终是一个遗憾，所以后来到深圳以后，李灏每年都要邀请邓小平来深圳考察。

1984年，邓小平就到深圳视察过，还到了珠海、厦门经济特区以及上海，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就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说：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第一次来深圳，邓小平就提到，下次来要看国贸大厦。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第二次南方之行，在深圳停留了五天。

多年之后，李灏回忆：

“1991年是他在深圳工作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年，对于深圳不利的消息越来越多，大批基建队伍已经撤离，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正在这时，邓小平来了。”

本来一开始按照计划，是先安排邓小平到深圳迎宾馆休息，毕竟老人已经88岁的，但邓小平提出要先看一看，所以市政府后来临时改变了行程，第一站是到深圳火车站。

当时，李灏请邓小平为深圳火车站题词，邓小平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

“深圳”

有人疑惑，为什么不写“站”字，李灏后来解释：

“经济特区要向前进，不能靠站。”

李灏记得很清楚，当时自己说了一句，我们一定努力干，尽量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但邓小平却指出，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敢闯，而不是考虑犯不犯错误，发现问题要及时改正。

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无疑给了李灏很大鼓舞。而深圳特区的成功经验也无疑证明了一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时隔多年以后，李灏再谈邓小平二次南巡到深圳，仍然有很深的感触：

“特区人最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没有如今的深圳。”

在深圳8年的时间里，李灏推动了多项制度上的改革，无疑给深圳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993年3月，李灏担任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即便是已经离开深圳，但李灏依然关心着深圳的发展。

2005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成立，李灏出任首任会长，也就是在座谈会上，李灏嘱咐研究会的同事：

“你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守住特区，别把特区搞丢了。”

在时代的洪流中，总有那么一两个先驱者，他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李灏无疑是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也必将为世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