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强调举贤用人“勿拘品行”，打破了东汉以道德品行为最高标准选拔人才的常规。那么，曹操的“求贤三令”到底是不是“不讲道德呢”？或者说这是不是乱世人才匮乏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他的“求贤三令”又有着什么更深层次的内涵呢？

曹操用人并非“不讲道德”，而是有一套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拥立汉桓帝有功，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大长秋是最大的宦官，执掌奉宣中宫令，秩两千石。东汉末年，宦官擅权，严重阻碍了官僚士大夫的仕途，士族知识分子因不满而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党人”或被诛杀，或被禁锢，但士人并没有因此屈服，反而加重了对宦官集团的仇视。

曹操的家庭背景，注定其难以被主流士人阶层所接受，纵使他杖毙宦官蹇硕的叔父，上书为“党人”平反，想方设法使自己士人化，同宦官集团划清界限，但仍旧改变不了出身宦官家庭的事实。陈琳在檄文中就称其为“赘阉遗丑” 。可见，若单论出身，曹操本身就是“不得分”的，因此其用人也不会苛求出身。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瞒传》说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可见，曹操年少时，因为自我放纵，不钻研德行功业，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这种评价依据自然是当时儒家的德行标准，但曹操绝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他仕官之后，敢于棒杀违禁、书谏时弊、禁断淫祀、奏免污吏，是个不畏权贵、勇于任事的人，即使许多“名士”也是做不到的，何颙、乔玄、王俊等人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联系“求贤三令”中提到的吴起杀妻、陈平盗嫂、苏秦违信等史例，曹操心目中的所谓“道德品行”，不是“岩穴知名之士”的德高望重，而是忠于职守之人的尽节为国。当然，这种“忠”是以忠于曹操本人为前提的。

因此，郭嘉虽有“负俗之讥”，行事作风多为陈群所诟病，但仍深得曹操信任，并“欲以后事属之”； 程昱、董昭、刘晔、蒋济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但仍在曹魏集团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曹操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明确指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意思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应尊重道德高、品行好的人；天下不安定的时候，要奖赏功劳大、能力强的人。《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进一步强调：“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虽然提到了“有行之士，未必进取”，但之后列举的陈平、苏秦均为德行有亏的“进取”之士。至此，曹操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德才兼备的人才固然好，但很多人“有行”与“进取”只具其一，适逢乱世，还是要注重选拔“进取”之士，因为“有行”而不“进取”，无助于乱世之中克定天下。

对这一点，曹操是有深刻体会的。中平六年，董卓占据洛阳，把持朝政，为拉拢士大夫，争取人心，任用了一批天下名士，如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荆州刺史刘表、豫州刺史孔伷等。韩馥坐拥冀州兵精粮足，却因怯懦让位袁绍，后被迫自杀；刘岱不听劝阻，贸然出击青州黄巾军，兵败被杀；刘表虽在荆州开立学官、爱民养士，但坐观曹袁相争，有才而不能用，妄图在乱世中偏安一隅，被郭嘉称为“空谈客”。

韩馥、孔伷、刘岱等人还曾与曹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但反董联军空有十几万大军却终日置酒高会，不听曹操正确建议，最终不但一事无成而且发生了内讧，曹操对这些人的“德行”是深有体会的，面对日益强大的孙刘联军，哪还敢用这类空谈误国之人，因而“求贤三令”不断强调“勿拘品行”“唯才是举”也就不难理解了。

曹操起兵之初，就认识到了人才对乱世称雄的重要意义，他在与袁绍探讨发展战略时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并非世家大族出身，不似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旧遍布各地，与诸雄相比，罗致人才方面并不具有优势，但他“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 的优点，将大量人才聚集到麾下，他们出谋划策，对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赤壁之战，曹操以多负少，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最佳契机。在退兵时，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客观地说，赤壁战败有多种原因，但从曹操的感叹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对“人才制胜”理念的执着。于是，当建安十四年曹仁不敌周瑜，不得不放弃江陵退守襄樊时，曹操于次年春作《求贤令》，其中提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可见曹操在严峻的形势下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

建安十八年、十九年曹操连续两年征伐孙吴无功而返，反而被孙权攻克皖城，统一大业受挫，于是在建安十九年末作《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强调人才虽有个别缺点，但不能成为不选拔任用的理由。建安二十一年十一月，曹操再次东征孙吴，次年军居巢攻濡须，虽有小胜，但无力打破相持的格局，后因疫疾，只好同意孙权罢战请和。此时曹操已经63岁，深感时日无多，当年十月立曹丕为太子，次年作《终令》，立太子前作《举贤勿拘品行令》，明确了用人“勿拘品行”的态度，为打破三国鼎立局势做最后的努力。

可见，“求贤三令”是曹操“任天下之智力”战略思想的延续，是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连的，求贤不拘品行实际上是为了早日完成统一大业。有论者以何夔建安十八年任东曹掾时，上书提出“慎德”与“兴功”并举，意图恢复汉代的乡举里选而得到曹操赞赏为由，认为曹操用人是“尚德行”的，此论略显偏颇。

何夔是魏尚书台成立前担任的东曹掾，建安十八年十一月魏尚书台正式成立，荀攸为尚书令，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五人为尚书，五尚书分曹办事，选举事务由吏部尚书执掌，从现有史料可知，毛玠、崔琰、徐奕负责选举，可见何夔被排除在外，假使曹操真心赞赏之前何夔的建议，何不重用何夔？何况曹操次年作《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仍以陈平、苏秦为例，告诫有司“明思此义”，可谓目标明确、立场坚定，建安二十二年更是明确提出“勿拘品行”。

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拔官吏，即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这种制度虽然有很多优点，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下贵族阶层对官职的垄断，但选才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中央大员和地方高官之手，不利于平民儒士中的优秀人才，被举荐者因察举人而走上仕途，因而对察举人感恩戴德并为之效命，这就为世家大族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汉初，刘秀为实现统一，重用儒将、文吏典军，“退功臣而进文吏”，实行“柔道安邦”，客观上造成了以某种儒家经典为“家学”的官僚大地主阶层势力迅速膨胀。刘秀在位时，令郡县检核田地，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最终不了了之。东汉末年，“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业已形成，他们宗族强大、门客众多，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还通过控制“清议”来确保家族子弟和门生利用“察举”步入仕途，成为了乱世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曹操出身宦官家庭，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宗世林不与之交，难以被官僚士大夫阶层所认可，他实质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曹操凭借军事才能，在与世家大族代表袁绍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仍旧改变不了其阶层本质。因此，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既拉拢又打击的策略。拉拢是巩固政权、稳定局势的必然选择。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影响力巨大，不但体现在朝堂上，更显示在地方事务上。

各地豪强地主多与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魏书》记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 陈群、何夔都是世家大族出身，可见曹操也需要借助世家的力量，唐长孺先生指出，“尽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所用之士仍以大姓、名士为多”，也是这个原因。但拉拢也是有条件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曹操推行屯田、实施盐铁官卖、颁布《抑兼并令》，都是削弱和抑制世家大族之举。“求贤三令”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举贤勿拘品行令》前面提及“伊挚、傅说出于贱人”，后面又说“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所以强调的不是“至德”而是“民间”———这个与“世家”相对立的概念。田余庆先生认为，曹操“破格用人主要是针对东汉选士只‘论族姓阀阅’，针对垄断选举的名士清议”，可谓是鞭辟近里。

可惜的是，《举贤勿拘品行令》颁布两年后，即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因病崩于洛阳，其子曹丕刚一继位，就在出身名门的尚书陈群怂恿下，设立“九品官人之法”，该法品第人物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家世，即家庭背景和出身，这与曹操“求贤三令”的思想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是曹丕为赢得世家大族支持而做出的妥协和让步。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选举人才的中正官多为世家大族兼任，世族得以轻易地对曹魏政权进行渗透，这为后来司马氏篡权铺平了道路，“九品官人法”后来也发展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沦为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求贤三令”的精神并没有得到重视，筚路蓝缕创立的基业最终还是葬送在世族手中，纵使曹操一世英明，对此恐怕也是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