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2年的金秋十月，江苏淮安喻集街头，一场突如其来的争执让集市沸腾。几名农妇指着年轻的民兵破口大骂：＂光天化日，你敢摸我！＂路人纷纷驻足，指指点点。民兵们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这本该是一次普通的治安检查，为何会演变成这样的场面？当地的民兵队长高美杓闻讯赶来，面对妇女们的哭诉与指控，他不动声色地批评了属下。然而，就在这群妇女离去后，高队长却对手下悄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群看似柔弱的农妇，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何一场简单的纠纷背后，竟暗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喻集风云
1942年的喻集，位于淮安西北部，是连接苏北与皖北的重要集散地。每逢集市，四面八方的农民都会赶来交易，粮食、棉布、盐巴等物资在此汇集。这里不仅是商贸要地，更是我军与敌占区之间的关键节点。
当时的喻集镇，北与泗阳接壤，西与安徽毗邻，地理位置特殊。日伪军占领淮安城区后，将目光投向了这个物资富集之地。1941年冬，日军曾多次派遣小股部队突袭喻集，意图控制这个物资集散地，但均被当地民兵与游击队击退。
为了加强对喻集的防御，1942年初，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在镇内设立了四个固定岗哨。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西市口的检查站。这里不仅要检查来往行人的证件，更要防范敌人的特务渗透。
岗哨由民兵轮流值守，每班四人，每天三班倒。民兵们大多是本地青年，虽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和对敌人的警惕，成功识破了多起敌特的渗透活动。
到了1942年秋，随着战事的发展，日伪军对粮食的需求愈发迫切。他们改变了此前的强攻策略，转而采取秘密收购的方式。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派出了多批便衣特务，企图混入集市采购粮食。
为应对这一情况，喻集的岗哨值守更加严格。民兵们不仅要检查来往行人的证件，还要注意观察行人的举止言行。尤其要提防那些携带大量现金或者形迹可疑的人。
这种严格盘查的措施收效显著。仅在9月份，就查获了三起日伪特务携带伪币意图收购粮食的案件。但敌人很快就意识到，由男性特务执行任务容易暴露，于是开始改用女性特务，让她们伪装成赶集的农妇。
这种新的渗透方式给民兵的检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如何在不违反社会道德的前提下，又能有效进行检查？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喻集的抗日工作人员。直到当地妇救会的成立，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伪装的智慧
日伪军的情报系统在1942年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此前，他们主要依靠便衣特务和汉奸进行情报收集和物资采购，但这种方式在各地民兵和游击队的严密防范下，暴露率极高。仅在1942年8月至9月期间，淮安地区就有十余名特务被当地群众识破并当场抓获。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淮城的伪军情报科在1942年秋季开始采用＂特殊身份渗透战术＂。他们专门挑选一些在沦陷区生活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妇女、老人和青少年，对其进行短期培训后派往我根据地。这些人不需要掌握复杂的特务技能，只需要完成简单的情报收集或物资采购任务。
在喻集一带，最常见的是＂集市商贩＂式的伪装。日伪特务会让一些妇女装扮成普通农妇，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有的挑着农副产品，有的提着竹篮，看起来就是来赶集做小买卖的乡邻。她们通常会在衣服里藏着大量伪币，准备趁机收购粮食。
这些伪装者还会事先熟记当地方言和风俗习惯。比如，她们会了解喻集一带特有的称谓方式，知道当地人对某些物品的独特叫法，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会刻意模仿当地农妇。为了让伪装更加逼真，她们往往会提前在附近村庄试探性地进行几次小规模交易，以此建立可信度。
然而，再精心的伪装也会有破绽。当地的地下工作者总结出了几个识别特务的关键特征：一是这些＂农妇＂虽然装扮朴素，但手部皮肤往往较为细嫩；二是她们购物时经常不还价，这与当地妇女的习惯不符；三是她们总是避免与人发生过多交谈，生怕暴露口音中的破绽。
为了应对敌人的这种伪装战术，我方的反侦察手段也在不断改进。除了传统的证件检查外，民兵和地下工作者开始注意观察可疑人员的细节特征。比如，他们会留意对方的穿着是否符合季节，是否存在新旧搭配不当的情况。有时还会故意用当地特有的俗语与对方攀谈，借机试探。
最有效的反制手段是发动群众。当地妇女对于外来者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都格外敏感。她们经常能从一些极其细微的地方发现可疑之处。比如，有次就是一位当地老妇发现，几个所谓的＂农妇＂虽然打扮粗劣，但她们的头发却梳得很整齐，这在农忙时节是极为少见的。
这场看不见的较量持续了整个抗战时期。敌人的伪装手段在不断翻新，我方的反侦察方法也在持续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群众的智慧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女性的力量
1942年初，喻集区妇女救国会在一间废弃的祠堂里正式成立。这个由地下党组织发起的妇女组织，最初只有十几名成员，大多是地方干部的妻子和女儿。到了年中，会员人数已经增至百余人，遍布周边二十多个自然村。
区妇救会采用＂核心小组+联络员＂的组织方式。每个村都设有一到两名联络员，负责传递信息和发展新会员。核心小组则由七人组成，轮流值守在集市周边，协助民兵识别可疑人员。这种组织结构让妇救会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妇女参与抗日工作。
高竖增就是妇救会的骨干成员之一。这位三十出头的寡妇，原本在喻集开个小布庄。1941年冬天，她配合地下工作者抓获了一名伪装成客商的日军特务。从那以后，她就开始积极参与抗日工作。在她的布庄里，经常有妇女们以买布为名，实则交换情报。
妇救会成立后，高竖增负责培训新会员如何辨识敌特。她总结出了一套＂看、听、问＂的方法：看对方的衣着细节，比如补丁的针脚、布料的新旧；听说话的语气和用词，特别是地方特有的称谓；问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事情。这些方法屡试不爽。
在集市上，妇救会的成员往往装作普通卖货的妇女。她们一边叫卖，一边注意观察来往行人。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会用事先约定的暗号通知岗哨的民兵。1942年夏天，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连续破获了三起敌特携带伪币企图收购粮食的案件。
妇女在战时承担着多重角色。她们既要料理家务、操持农活，又要参与抗日工作。不少妇救会成员白天在田里劳动，晚上还要参加识字班，学习书写简单的情报。有些人家中藏有伤员，既要照顾伤员，又要替他们打掩护。
在敌后根据地，妇女的特殊身份反而成了一种优势。日伪军对妇女的警惕性相对较低，这让她们能够更容易打探到敌人的动向。同时，妇女之间的串门访友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为传递情报提供了便利。
区妇救会还组织妇女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她们在集市上摆摊卖手工艺品，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支援抗日。有时还会趁着赶集的机会，将藏在篮子底下的药品和绷带送到游击队手中。
1942年下半年，区妇救会在喻集一带建立了十多个流动医疗点。这些表面上是为妇女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实际上成了情报交换的重要据点。妇女们以看病为由来往，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到了1942年底，区妇救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三百名会员的组织网络。她们不仅在反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成为了连接党组织与群众的重要纽带。一些看似柔弱的农村妇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
四、巧破奸计
1942年10月的那场冲突，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反特行动。事件的导火索是在十月初，当地地下工作者接到情报，称日伪军将派出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女性特务，混入喻集地区进行大规模粮食收购。这些特务会分批进入，伪装成普通农妇，携带大量伪币。
区妇救会接到任务后，立即调整了日常工作方式。原本在集市上散布的会员被重新组织，分成若干个三人小组。每组由一名经验丰富的老会员带队，装扮成卖菜或采购的农妇，在集市的不同位置来回走动。
10月15日，第一批可疑的＂农妇＂出现在喻集。这些人举止做派都很像普通乡民，但妇救会的成员还是发现了一些异常。首先，这些＂农妇＂虽然衣着朴素，但都穿着相似款式的蓝布鞋，这在当时是不太常见的。其次，她们虽然带着农产品，但篮子里的东西品种太少，明显是作掩护用的。
区妇救会决定采取＂钓鱼＂战术。她们安排几名会员假扮成粮商的家属，主动接近这些可疑的＂农妇＂，表示家中有余粮可以出售。这个计策果然奏效，对方很快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双方开始了试探性的接触。妇救会的成员故意表现出对现钱的渴望，暗示可以私下进行交易。对方则提出要先看货，并约定在集市西北角的一处偏僻巷子里交易。
10月20日，事情出现了转机。一名叫王翠花的妇救会成员在与＂农妇＂讨价还价时，发现对方的衣服下摆藏有武器。这个重要发现立即通过暗号传递给了民兵岗哨。
为了不打草惊蛇，区妇救会和民兵队商议后，决定继续维持正常交易的表象，但将交易地点改在了更有利于包围的位置。他们选择了西市口附近的一条死胡同，这里不仅便于埋伏，还可以阻断敌人的退路。
10月22日是约定的交易日期。一大早，民兵就埋伏在了预定位置。妇救会的成员则按照计划，带着几袋粮食在集市上等待接头。上午九点左右，六名＂农妇＂果然出现了。她们分两批进入交易地点，看起来很是谨慎。
就在双方准备交易时，埋伏的民兵突然现身。这些＂农妇＂见状立即想要逃跑，但被早有准备的妇救会成员拦住。在随后的搜查中，从这些人身上搜出了大量伪币和几支手枪，证实了她们的特务身份。
这次成功的反特行动，不仅缴获了一批伪币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这次事件后，日伪特务在喻集一带的活动明显减少，当地的粮食收购秩序也得到了有效维护。
五、永恒的记忆
1942年底，区妇救会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开始着手整理这一年来的反特斗争经验。她们在喻集镇外的一处祠堂里，召集了三十多名骨干成员，用了整整五天时间，将各自经历过的事件一一记录下来。
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录详细记载了1942年发生的大小战斗和反特行动。其中最具体的是关于识别敌特的方法总结。妇救会的成员将她们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编写成了通俗易懂的口诀，方便其他会员记忆和运用。
在这些记录中，有一份名为《喻集妇女抗日札记》的手稿特别引人注目。这份由高竖增执笔的手稿，不仅记录了当年的重要事件，还详细描述了区妇救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法。手稿中还附有一份特殊的＂暗号手册＂，记载了会员们在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各种暗号。
1943年初，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区妇救会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她们将文件分成几份，分别保管在不同的安全点。同时，还组织会员们将重要内容背诵下来，以口头形式流传。
在战后整理的档案中，发现了不少关于区妇救会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拍摄于1942年，记录了会员们在集市上工作的场景。照片中的妇女们身着朴素的衣装，或是在摊位前忙碌，或是三三两两地交谈，表面上看起来平常，实则在进行着紧张的反特斗争。
1944年，地方党组织专门派人对区妇救会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在这份总结报告中，详细记载了1942年妇救会在反特工作中的创新方法。特别提到了她们如何利用妇女的特殊身份优势，建立起了一个既灵活又有效的情报网络。
战后，当地政府在原区妇救会活动的场所设立了一个小型展览室。展室里陈列着当年使用过的物品，包括用来传递信息的篮子、装过伪币的布袋，以及会员们穿过的衣物。这些实物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在喻集老一辈人的记忆中，1942年那场特殊的反特斗争始终是一个难忘的章节。当年参与行动的妇救会成员，有的后来成为了地方干部，有的回到了普通农家，但她们都将这段经历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每年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喻集都会举行一次简单的纪念活动。幸存的老会员们会聚在一起，向年轻一代讲述那段历史。在她们的讲述中，1942年的那些普通妇女，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敌后战场上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抗战赞歌。
2012年，当地文史工作者在整理档案时，又发现了一批关于区妇救会的珍贵史料。这些材料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使人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其中包括几份手写的工作日志，记录了会员们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展现了战时妇女在特殊环境下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