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北京工美集团的董事长郭泰来因公赴美出差，一次同友人聊天时，偶然说起来一桩几十年前自己祖辈儿郭松龄与张学良往事。

郭泰来讲起这件往事后，在场许多人都很兴奋，因为当时张学良就在夏威夷定居，所以积极联系了当地华侨组织，当地华侨组织也积极促成两代人会面。

当时，夏威夷华侨组织工作人员带着郭泰来就直奔张学良经常做礼拜的教堂，因为恰逢周日，张学良肯定在那儿做礼拜，然而郭泰来去以后，却并没有见到张学良本人。

一问才知道，张学良因为生病的关系，已经有段日子没来教堂做礼拜了。

几经辗转之下，郭泰来才终于在一家养老院里见到张学良本人。

张学良当时病重，身体的状况大不如前，郭泰来表明身份来意后，虽然没有太大反应，但眼神中仍然可见激动的神色。

郭泰来后来回忆起见张学良的情形，仍然忍不住有些感慨：

“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希望他非常清醒，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担心，因为张学良是个性情中人，万一他激动起来，影响了他的健康，我不就该后悔死了么？”

提到张学良，就不能不提郭松龄，他们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属于亦师亦友的那种。

哪怕是后来郭松龄因反奉而身死，张学良提到他仍然不免有些感慨，甚至每次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时还总是说：

“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郭松龄是世家出身，有记载表明，他的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时的汾阳王郭子仪，得益于此，郭松龄幼年时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后来在求学阶段，郭松龄遇到了同盟会会员方声涛，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熏陶。

郭松龄在遇到张学良之前，经历颇为动荡，先是追随朱庆澜，后来又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均遭到失败，不得已而返回奉天。

得益于受过高等军事教育（郭松龄是中国陆军大学毕业），郭松龄受奉军聘用，出任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

也很幸运，郭松龄上任之后，就遇到了在第一期炮兵科学习的张学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互为欣赏，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张学良欣赏郭松龄行事作风和为人风骨，而郭松龄欣赏张学良是一个“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

当然，两个好朋友之间，也难免因为一些事情争的面红耳赤，但过不了多久，两人便和好如初。

差不多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还称郭松龄是“影响我一生”的几个人之一。

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逐渐在奉军之中崭露头角，出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要知道这个第二团本身就是负责卫护张作霖安全的卫戍部队，可见郭松龄当时地位的确已经非同一般。

1920年，张学良毕业后，先是出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不久后又出任旅长。

毫无疑问，张学良的晋升直接影响了郭松龄。

后来张学良因剿匪有功，升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后，推荐郭松龄任第八混成旅旅长，因为两人关系好，三、八两旅干脆合署办公，称“三八旅”。

张学良当时年轻，对军务尚不能打理，所以细致的工作全都是由郭松龄负责，包括用人行政、作战计划与战略战术、训练官兵及调动一切事宜等，张学良对此甚至都不过问。

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就连张作霖都看不下去。

张学良多年以后，还能记得父亲对自己的批评：

“我父亲常常说这样一句笑话，除了不能和郭松龄睡以外，你大概吃点什么东西都会惦记他。”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将奉军编组为六个军，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郭松龄任副军长。

对于郭松龄的定义，史学界主张他是一个从奉系军阀中走出来的一个爱国将领。

毫无疑问，郭松龄早年接受的是民主革命的思想，他与张作霖的军阀思维根本就不一致，加上郭在政治上饱受奉系军阀内部的排挤，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孤注一掷。

当然，在反奉的关键时刻，郭松龄仍然希望能拉着张学良一起走，他希望这个有为的青年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振臂一呼。

可这个选择对于当时才20多岁的张学良来说还是太难了。

“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面对着他老师的一个主张和他的亲生父亲，怎么去抉择这件事情？那确实很难，这不光放在张学良身上，放在其他人身上，也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失去了张学良的支持，郭松龄的反奉就注定了失败，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令张学良最耿耿于怀的是，直到最后他也没能保下郭松龄夫妇的姓名。

据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周文章回忆：

“张学良一得知郭松龄被俘消息，就命人拟电报稿，叫将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然后打算送到国外去深造。但“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氏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松龄夫妇遇害的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张学良还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原定的计划是，悄悄派人把郭松龄夫妇接到沈阳，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到日本，但与郭有宿怨的杨宇霆抢先一步下手，鼓动张作霖就地杀了郭松龄夫妇。

当然，杨宇霆的悲剧也就此埋下伏笔（这其中历史原因不在本人探讨之列）。

终此一生，张学良都在为没能保下郭松龄夫妇而后悔。

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给友人、曾任郭松龄反奉秘书长饶汉祥的一封信中，还高度评价了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

“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均为先生所亲见，并无一语怨及茂宸。”

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望齐士英，两人还提到了郭松龄：

“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

据郭泰来回忆，在郭松龄夫妇死后，张学良曾到郭家拜访，并给郭松龄的父母亲下跪，声泪俱下的致歉。

也就是在此行中，张学良还决定了一件事。

郭松龄夫妇过去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很不幸的夭折了，张学良后来到郭家以后，就想从郭家其他子侄中挑选一个过继给郭松龄。

郭松龄有两个兄弟，即郭任生、郭大鸣，经过再三考虑，张学良选了郭任生的长子郭洪志过继给了郭松龄。

郭洪志即是郭泰来的父亲，过继时才6岁。

此事过后，张学良同郭家基本上再也没有联系，不过后来因为西安事变的关系，张学良也被禁锢，直至九十年代才获得自由。

得益于这层关系，郭家人后来一直想着与张学良见一面，但始终也没什么机会。

郭洪志从少年时便期待见张学良，后来一直到垂垂老矣，都没能等到这个机会。

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了自由，同年6月是他90岁寿辰，郭洪志当时就萌生了去探望的想法，还打算送一面铜镜给张学良，取‘镜可鉴人’的寓意。

可没想到的事，就在这一年，郭洪志患了白血病，不久后便离世，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实现。

在父亲去世以后，郭泰来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在1993年时购买了一面铜镜，计划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实现父亲的愿望。

当时我想，我总会有机会能见到张学良的，到时候我就要将父亲的这份心意转达给他。”

郭泰来无疑比父亲要幸运，因为他在2001年终于见到了张学良，只是因为行程过于仓促，他没能带上那面专门购买的铜镜。

郭泰来到房间时，张学良躺在病床上，他凑在张学良右耳边上说了一句话：

“我是郭松龄的孙子，向您问好，代表我们全家向您问好，祝您身体健康！”

还是站在一旁的大夫提醒郭泰来，张学良的右耳听力不大行，于是郭泰来就调了个方向，在张学良耳边重复说了这一句话。

张学良那时病情已经比较重，所以整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郭泰来后来回忆：

“当时我去的时候，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没有交谈，但我觉得他是清醒的。或许只是我的感觉，但我看到他的眼神在闪动。他那时候的精神状态给人的感觉还是很精神，很安详。看到他100多岁了还那么精神，我就像见到我的爷爷一样，特别亲切和欣慰。拍完照后告辞的时候，我对他说：下一次我还来看您……”

与张学良的此次见面，也成为郭泰来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父亲的心愿，同样也是他乃至郭家所有人的心愿。

更为关键的是，就在郭泰来此次见面两个月后，张学良不幸病逝。

郭泰来也就此成为祖国来人中最后一个见到张学良的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郭泰来还是完成了父亲生平的愿望。

2016年8月，荣昌集团董事长石俊庆邀请张学良的孙子张居信（张学良与赵一荻的长孙，比郭泰来小13岁）来辽宁考察。借此机会，郭泰来与张居信取得联系，并提出见面的请求。

同年8月7日，郭泰来与张居信在沈阳明春湖饭店见面。

也就是此次见面，郭泰来把早年准备好的那面铜镜送给了张居信，张居信则向郭泰来赠送了一件大帅府影壁墙上砖雕“鸿喜”两字的复制品。那是他祖上府第所留下的代表“鸿”图大展，“喜”气临门的两个字。

恐怕就连张学良、郭松龄也都想不到，时隔90年后，他们两人的后人会坐在一起，平静的讲述当年的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