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兵事三章，指的是第29、30、31这三章，这三章文字上比较浅显，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即使有争议也不是原则上的争议。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要真正理解这三章，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能结合当时的历史现状，诸如“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些表述，就会深切体会到老子所想表达的思想情感，争议可能会少些。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定了两条学习《道德经》的标准：一是符合科学和事实，二是符合文字和逻辑。而要把兵事三章理解得更准确，我觉得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第29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赢；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第31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老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是东周王朝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当时诸侯争霸已经演绎了两百多年（春秋五霸时期大致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之间），从时间重合度来看，老子可以说是春秋五霸的历史见证者：你方唱霸我登场，风水轮流转，贪图霸业的没有一个长久，争来争去，互相消耗，结果是进入到更加混乱的战国七雄时期。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供职于周天子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亲眼目睹社会战乱和世道败坏，天子形同虚设，而诸侯却逞强称霸，本末倒置，天道崩坏，每日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绪？我们学习《道德经》，如果脱离成书时的时代背景，是读不出其中的“满纸道德言，一把辛酸泪”的。

而兵事三章，文字之下集中体现了对“诸侯霸业”的规劝。试想，老子又不是天子，不能对诸侯君王发号施令——即使是当时的天子，也不可能对诸侯发号施令。所以良言规劝，只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要在这个语景下来体会兵事三章的文字内涵（还可以扩而广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来理解《道德经》）：

第29章，这一章是对天子和诸侯的规劝：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个人的天下，天下是神圣的，不可私有、私为，所以不管是天子，还是诸侯，都要以“圣人”的标准自勉，治理好天下既是本职，也是责任和义务，不要为了争夺天下而斗来斗去。

第30章，这一章有很明显的针对性，就是劝戒诸侯王的。历来对“以道佐人主者”的理解分歧很大，莫衷一是，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句话就太直白了。“人主”是谁，天下只有一个人主，那就是当时的“天子”；“佐人主者”，当然就是当时的各诸侯王——这是历史事实。天子是正统人主，诸侯王分封分治，是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佐臣”——这也是历史事实。名不正则言不顺，老子的这句话就是在为天子和诸侯正名、归位，特别是对诸侯王的提醒和警示：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以道佐人主”。

明白了谁是“人主”，也就定位了谁是“以道佐人主者”——诸侯王：你们是不应该以兵强天下的，接下来就是讲道理：

我们把“规劝”两个字摆进去理解，其中的情怀是不是感同身受？但是，当时诸侯国早把“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的大周规制忘到爪哇国去了，都在你死我活地证明谁更“物壮”，所以老子说“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结合前句的“其事好还”以及“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字句间又有一些类似普通人“诅咒”的语气，足见老子也是很无奈的。

第31章，站在一般用兵的角度上进一步规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对当时战争的无奈：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你们想打就打吧，但是要打得文明点，战争也要坚守“战争之道”。我在以前读这一段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很奇怪：老子不是反对“礼”吗？为什么这一段把“礼”讲得这么清楚、详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用意，大概就是“退而求其次”吧，这其中饱含着多少无奈的感叹，浸润着多少人道主义的泪水呀！

我们连起来看这三章，脉络是不是很清楚呢？第29章站在治理理论的高度，阐述天下和平之道：天下和平，统治集团包括天子和侯王，都是有责任的；第30章站在圣人修身的角度，阐述避战之道：统治者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可追私欲，逞霸强；而第31章则立足战争本身的现实，阐述应坚持的人道原则。三章其实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