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前一天，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刊登对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的独家专访，请他分析中美关系热点问题。
傅立民在尼克松访华时担任美方翻译。他在采访中称赞尼克松是一个对地缘政治有着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中美建交反映了这一点。然而，最近几任美国总统在意识形态上对华缺乏同理心，不能充分理解全球秩序的演变，不肯承认美国全球影响力迅速衰退。
傅立民认为习主席继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应对国内外的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华早报：中美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两国公众对彼此的看法趋向负面，您是否担心新冷战正在成为自证预言， 我们离您所描述的灾难性的敌意阶段还有多远？
傅立民：竞争（competition）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对立（Rivalry）是健康的，因为它会激发参与者提升自我，超越彼此。敌意（Enmity）以消灭对手为目标，尤其是在核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对抗性对立（adversarial antagonism），在这种对抗状态下，竞争与其说是自我提升的途径，不如说是束缚对手的手段——抑制或逆转对手的进步，而不是自我进步。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处于对抗性的中间阶段。
但我不同意世界可以像您提问中的假设的进行划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立场，如反对它们所认为的来自美国的威胁，以及致力于建立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规则的世界秩序，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其他共同点。中国是世界大国（world power），俄罗斯是大国（great power），伊朗是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 英美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许多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那些长期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外，世界上的国家几乎都拒绝在美国、中国或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曾经与美国关系紧张，现在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北约在世界甚至欧洲事务上的看法远非一致。许多国家都在“两边下注”，为被前美国保护者抛弃的可能性而做准备。
这是一个中等强国没有“主心骨”的时代，他们坚持各自路线，拒绝向大国屈服，这与冷战完全不同。
南华早报：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国专家，您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您认为华盛顿的决策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负责？
傅立民：双方都有责任，两国各有过失。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的对华谩骂产生了反效果。但是，贸易战和技术战是由美国发起的，是美国削弱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坚持以国家安全考量取代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因素。中国继续与其他国家协商，开放市场。美国已经转向保护主义、停止了拓展市场。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主要由旨在削弱中国出口和技术进步的制裁措施构成。
南华早报：您曾指出，美国应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对台湾施压，迫使其与北京进行谈判，“台湾是美国既定的外交政策的成功案例，但似乎已临近保质期”。去年，您批评美国错失了1972年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创造和平和解的机会，敦促华盛顿利用其影响力，推动台湾接受与北京的谈判解决方案。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些政策建议背后的理由？
傅立民：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朝鲜冲突和冷战的遗留问题。并非始于1971-72年美国对华的开放态度。然而，上海公报和后来的两个联合公报均基于“中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接受了海峡两岸达成的每一项协议，但尚未解决分歧。在我看来，遵守中美三个公报符合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利益，但美国的现行政策、声明和行动反而助长了对两岸和解的抵制。华盛顿的一些人现在以“可疑的战略”为理由反对两岸统一。美国没有退后一步，让中国各方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分歧，反而采取了行动来加强台湾的抵抗。目前，大多数美国人和台湾当局都认为，台湾问题已成为纯粹的军事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可能会以所有相关方的悲剧告终。在不久的将来，我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南华早报：2024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和台湾的未来？您曾表示，11月大选和1月就职典礼之间的过渡期可能是最危险的时期，因为如果美国再次陷入混乱，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可能会发现挑战美国的“诱惑”。您建议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傅立民：美国正处于日益严重的宪法危机中，这一危机将在11月5日的选举和1月20日下任总统就职典礼的过渡期达到顶峰。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如果开始相信“和平统一不再是可行的道路”“结束中国分裂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诉诸武力”，可能会将华盛顿的这段混乱时期视为挑战美国的好时机。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华盛顿的文职政府可能会在今年年底解体，但美国武装部队不会，如果美国人民认为中国对在台湾的战争负有责任，他们就不得不把愤怒指向中国。
南华早报：北京承认，当前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南海、台湾、香港以及乌克兰等地缘政治热点区域的紧张局势升级，中国正面临最严峻的外部环境。对于如何改善中国的形象、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以及有效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您有什么建议吗？
傅立民：中国不能再像邓小平所倡导的那样保持低调。也无法完全避免偶尔担任领导角色。然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该认识到，其言论和行动会引起包括邻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恐惧或钦佩之情。这就是为什么“冷静观察，稳固中方立场，冷静处理事态”的建议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果中国被视为专横跋扈，其他国家自然会联合起来反它。
已故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lah bin Abdul Aziz）曾提出：“如果你想被爱，就做一些可爱的事情”。中国因成功斡旋了沙伊和解而提升了其国际声誉。中国主张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如果中国能够通过一项精心准备的提议，解决与东南亚国家的争端，那么中国将会从中受益。
南华早报：作为最后的“熊猫拥抱者”（编者注：即对华友好人士）之一，您一直致力于促进与中美之间的接触。但是，随着美国对华友好、支持接触的专家被边缘化，您认为中美之间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基辛格”，一个在两国都享有政治影响力并愿意充当北京通往白宫的后盾的人？
傅立民：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敬意，但我主张改善中美关系是为美国的利益。英国优雅地处理了其全球霸权被美国夺走的事实，让出了它无法再维持的特权，同时确保这一过渡尽可能地对它有利。
我相信，中美两国没有理由成为敌对者，凭借战略眼光和熟练的外交手段，我们也可以设法和平过渡到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关系。任何选择，比如一场可能摧毁两国、摧毁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和繁荣的跨太平洋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主张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为美国谋取利益的观点，常常被讥讽为“熊猫拥趸”，事实不应如此。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初对华知之甚少，甚至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华持有轻蔑和反对的态度。正是通过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他才成为中国治国方略的崇拜者和受人尊敬的中美关系管理顾问。环境造就了基辛格。未来，中美政治精英之间相互尊重的合作可能会得到恢复，因为双方都认识到两国可以从中受益的多种方式。
南华早报：您对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和未来的外交官有什么建议？王缉思警告说，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相比，美国对华研究“太弱”，这可能对中国的对美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傅立民：我加入美国外交部门的部分原因是，哪怕只是在舞台上跑龙套，我也希望能参与这场戏。
老一辈会说中文的官员曾受到美国国会煽动者的迫害，也受到国务院新冷战鼓吹者的恐吓。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与中国人生活过，语言能力平庸。我担心，在目前的气氛下，美国可能会倒退到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噩梦中的中国取代了现实世界的中国，美国的学者、智库研究人员和政府的中国专家害怕挑战政治阶层延续下来的无知。
王缉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数以百万计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人可能并不完全了解美国这个有时难以捉摸的国家，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比成千上万在中国学习过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深入得多。我不太同意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观点，但他正确地指出了一大危险——美国对华观点将变得越来越不接地气，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两国安全部门的激进行动是相互交流的主要威慑因素，他们迫切需要急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