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诗歌的繁盛，在某方面也表现出政治的清明，诗人们敢于畅所欲言，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也非常浓厚。而诗人的数量也是唐朝居多，光是初唐就有“初唐四杰”的名气，到了盛唐更不必说，但是说起写诗，或许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文人墨客，殊不知，在这些文人墨客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小团体，也活跃在诗歌创作的舞台上。这个团体就是诗僧，而中国古代的诗僧，也大多集中在唐朝。
唐诗内容丰富，在平仄、格律、用典、对仗等方面对诗人要求严格，而诗僧创作的诗歌，不仅能够符合这些要求，还能够在诗作中掺杂一定的佛学经理，所以在满足诗作的基本要求的同时还能表现出和普通的诗歌有着大相径庭之处。
那么，诗僧是如何产生的，唐朝又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为何能够使得诗僧大放异彩？又有哪些诗僧青史留名，供后人瞻仰？这些疑团将在本文一一展开。
诗僧，顾名思义，就是文僧，即通晓创作技巧，善于作诗，但同时又还是僧人的身份的一群人。《佛学大词典》中就收录了唐朝的诗僧约二十六人的作品，《全唐诗》中收录的诗僧有一百一十五人，作品多达2931篇。
或许谈到这里大家还不是很有概念，但是要知道，后钱谦益对历朝的诗僧及其作品进行整理和总结，元末至明末两朝，诗僧也仅有107人，从这一数字的对比我们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唐朝诗僧众多，诗作迭出的盛况了。
早在东晋的时候，就有很多僧人开始写诗来表达内心思想，东晋时期玄学盛行，在玄学与释学相互融合的学术大背景下，诞生了非常多流派的诗人。但是把僧人之名和诗放在一起，那就是在唐代才开了先河，刘禹锡在其著作《刘宾客文集》中就有“世之言诗僧者，多出江左”的记载，可见诗僧最早是起源于江左一带。而唐代文化开放，所以尽管遁入空门，但是很多和尚依旧不服佛教的清规戒律管教，这一点在他们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江和尚就曾经写《七夕》一诗，诗中极言男女在七夕相会，耳鬓厮磨的浓情蜜意。可见虽然身在佛门，但还是有很多诗僧不满现实，通过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情绪，而很少考虑社会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诗作的创作水平又很高，这也就形成了诗僧文化的特点，那就是畅所欲言的同时又暗含着某些禅宗义理。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唐朝重佛教，这也就是唐朝和尚人数众多的原因。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则天重佛教，甚至还在诏沙门神秀进京时亲自对其施加跪礼，以表尊崇和敬畏，专门为其设立道场，经常对其多加慰问。
除武则天外，还有其他唐朝皇帝在位期间，都曾有过迎佛骨的行为，其场面宏大，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在有唐一代都是耗资巨大的。统治者如此重视禅宗佛教，百姓们自然也是望风而动，在民间兴建起了一大批寺庙，和尚、尼姑的数量激增。
在这么多的僧人中，由于之前各自阶层和背景的不同，自然有学识和认知层面的差异性，所以有些文化程度较高、出身中上层社会、原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僧人就开始进行正统的文化创作。
而那些文化程度较低、在寺院中干一些零碎杂货的僧人，他们所创作的诗作就比较通俗易懂，语言也更为朴实，但往往也会被那些原来是士大夫的僧人看不起，因此这些僧人的作品流传得并不广泛，甚至在最后还被埋没，姓名也不为后人所知。
通俗诗僧的代表主要有寒山、拾得等人，而贯休、皎然尽管是士大夫阶层出身，但又是也会创作一些较为直白、贴近生活的诗作，如《山居》中就有“从他人说从他笑，地覆天翻只敢宁”之句。
其次，是唐朝时期科举制的完善与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的向学风气浓厚，国民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由于科举登第成为许多寒门出身的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所以很多读书人寒窗苦读十数载，就只为来日龙门一跃，改变现状，跻身官僚阶级。但是国家对人才的选拔标准是越来越严格的，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殿试、武举等环节的增加，使得考取功名变成非常困难的事，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如今的高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子都有机会能够金榜题名，那些名落孙山的学子最后要么重新参加科考，要么就直接回家种田，重复祖祖辈辈的命运。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尽管热衷功名，却因为屡次科举不就，抱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懑遁入空门。
其中寒山就是典型代表，他年轻的时候天资聪慧，也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报国的志向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曾有诗作称自己年少时曾经“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可见当时的鲜衣怒马，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
由于屡屡落榜对他的打击很大，尽管他天性乐观，可以通过诗作来抒发胸中的郁闷。可由于科举不就，没有经济来源，无法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舆论的压力接踵而来。他曾作诗说“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鱼”，以陷在车辙印迹里的鱼来自比，讲述自己困窘的境地，在心灰意冷、见惯了世态炎凉的同时还萌生出了逃离现实、归隐山林的念头。
寒山最后选择了天台山隐居，在山林中他生活得比以前快乐，我们通过他的诗作也能看出他心态的变化，他曾写过“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来些一家人其乐融融的隐逸生活。
但同时天台山也是道教的名山和佛教的圣地，寒山隐居于此，开始沉迷黄老之学，后又开始阅读佛教书籍。在经历亲人纷纷离世的变故后，寒山逐渐对生死之事感到困惑和迷茫，所以他最后决定弃道从佛，潜心研究禅宗，最后成为了一代著名的诗僧。
诗僧在唐代兴起的最后一点原因在于唐朝开放的社会氛围。作为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大帝国，唐朝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兼具性的特点，以其开放包容的胸襟容纳世界各地的来客，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也使得本土文化发展出新的特点。
在这样开放的大背景下，僧人与诗人的交流颇多，很多著名文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受到僧人的影响，如刘禹锡就曾在其著作《澈上人文集纪》中坦陈“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治”，讲的就是其年少时期曾与诗僧皎然、灵澈学习作诗的经历。而许多诗僧与文人的交流也日渐频繁，逐渐形成了以著名诗僧为中心的交往圈，由于唐朝人尊崇佛教，所以诗僧的地位较高，也通过诗作来结交很多文人墨客，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文学创作，还在无形中促进了诗僧这一队伍的壮大。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诗僧出现在了唐朝。而在这个团体中，不乏许多佼佼者。
贯休、皎然、灵澈、齐己等人是唐朝的著名诗僧，他们虽然都是诗僧，但是都在诗作以外的领域有自己的成就。
皎然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不仅是著名的诗僧，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如韦应物、顾况等人都是好友的关系，他的诗作素来以清丽闲谈著称于世。在文学、佛学方面有颇高的造诣，同时还是茶道的祖师爷，所以皎然素有“茶僧”的美称。
在研究茶道的过程中，皎然还创作了很多和茶有关的诗作，我国著名的“茶圣”陆羽还是皎然的弟子，皎然对陆羽研究茶也提供了很多物质与技术上的支持，还指导了陆羽完成那本茶学巨著《茶经》。为了广泛推进茶文化，皎然还积极创办各种“斗茶会”、“诗茶会”，以集会的形式来传播与发展茶道。如此多才多艺，皎然可谓是难得可贵的一位诗僧。
贯休是唐末乱世中的一位诗僧，和其他诗僧一样，他的文学造诣也很高，诗作大多以下笔刚健有力、诗名高洁为主要特点。但是除了文学方面，贯休也是著名的画家。他的画作中最典型的形象莫过于罗汉，绘画方式奇绝、笔法坚韧，人物形象立体饱满，造型夸张，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书画同源，在绘画技术炉火纯青的同时，贯休的书法也是一绝，其书法中最著名的是狂草，字形崭峻，为世人称叹。
贯休是唐朝众多诗僧当中气节最高的，他不慕权贵，由于身在唐末，所以见识过很多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以及对百姓的压迫，贯休经常写诗来讽刺当朝统治者的昏庸和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其中著名的诗作为《酷吏词》，用词毫不客气，对贪官酷吏的恶劣行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胡凤丹曾经在《重刻禅月集序》中评价贯休“一字一言，无非棒喝”，可见贯休创作手法上的辛辣和现实意味之强。但是贯休在对统治阶级进行抨击揭露的同时又没有丧失对未来的美好信心，他始终认为一定会有贤能的人才横空出世，拯救苍生。
在举例的众多诗僧当中，齐己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生于860年，约于937圆寂，经历了唐朝、五代中的三个朝代。早在幼年时期，齐己就表现出了超乎于常人的文学造诣，平凡人家出身的他在六岁的时候就和其他农民的孩子一起出去放牛。但是放牛的过程是漫长且难熬的，所以小孩子会经常聚在一起聊天，齐己和他们不一样，常常捧着一本书坐在一旁静静地品读，或者用木棍在沙地上练习写字。就这样，齐己有了一定的文学积累，并且经常能够出口成章，语出惊人，观点新奇。
后来齐己在人的劝说下出家，是从慧寂大师，在佛寺的那几年，齐己的诗作水平突飞猛进。在弱冠之年，齐己在师傅的支持下云游天下。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由于有了前期的文学基础，再加上丰富的游学生活，齐己的写作能力更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在游览名胜的过程中创作了不少名篇，等他游学归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一字师”了。
通过以上几位诗僧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诗僧虽然都善于文学创作，但是都在不同的领域也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这一切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之外，从外部条件来看，是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才的塑造，不同领域的人才才敢于发声，敢于创作，这在提倡创新的现代社会是非常具有启示作用的。
总而言之，在文学创作繁荣的大唐，作诗早就不再是诗人的专利，很多特殊的团体也开始慢慢加入写诗的行列，甚至创作的水平还要高于科班出身的文人。
在整个社会都以追求功名为价值观的判断标准的时候，诗僧的诗中却传达出一种超然世外、超迈隐逸的气息，同时还带有一丝禅意，这样的诗作可谓是一股清流，也难怪能够形成唐朝时期独特的诗僧文化了。诗僧也以其自身的特性影响了几乎唐朝时期的整个文坛，开了诗人与僧人往来的先河，同时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大唐诗歌文化的进步，诗僧的这些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