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佳佳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王安娜是第一位被八路军授予军衔的外国人。她1907年出生于德国，1935年与留德学生王炳南结婚，之后在中国生活了20年。在这期间，王安娜结识了大量爱国民主人士，见证了他们为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所付出的努力，参与了他们组织的大量民主活动，并因此重新认识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与鲁迅面对面
1936年2月，王安娜随丈夫王炳南从德国来到上海。在此之前，她已经听闻鲁迅的故事，希望能够与他直接交流。几经周折，于同年10月鲁迅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实现了一次长谈。王安娜曾回忆道：“我访问鲁迅，是在十月上旬，地点是在他居住的简陋的弄堂房子里。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他才五十五岁，但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已是为日无多了。”[1]然而在交谈中，王安娜没有感到鲁迅对死亡的恐惧，相反看到了一位民主战士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仍心系国家、民族未来的深情。
在与鲁迅的交流过程中，王安娜赞美了他高超的文艺创作水平，认为“鲁迅把他写得活灵活现，使人相信阿Q真有其人”[2]“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本没有阿Q这个人，但阿Q就像真有其人”[3]。王安娜直言，通过阿Q，她看到千千万万个没有觉醒的底层中国人，认为阿Q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影响很大，就连反动当局也不得不关注到这个文学形象，并附会阿Q身上具有某种革命性。对此，鲁迅曾经坦言，“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4]。在他看来，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是好的，但要真正唤醒旧中国底层群众的灵魂仍然任重道远。王安娜还表示非常喜欢《祝福》，告诉鲁迅自己正是通过祥林嫂这一典型人物认识到中国妇女的悲惨处境，并增强了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妇女的使命感。
鲁迅从小就很喜欢传统年画艺术，之后又长期关注民间木刻版画，并收藏了大量木刻版画作品。在文学创作之余，鲁迅还将视野投向国外的现代版画艺术。为了将国外的版画艺术引入中国，他译介了珂勒惠支和部分苏联艺术家的作品，因此毫无意外地，他与王安娜谈到了版画。“他把凯绥·珂勒惠支的几幅版画拿给我看，并且谈到准备在这位他极力推崇的艺术家七十诞辰时写一篇文章”[5]。王安娜由此也得知鲁迅积极举办版画展览、扶持美术社团，鼓励中国年轻美术家借鉴现代西方版画艺术，而他并没有全盘西化，相反认为中国传统木刻版画艺术历史悠久，“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6]，如果能借鉴国外版画艺术的优点，那么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鲁迅希望借助王安娜的帮助，多做一些文化交流工作，并计划向她推荐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让中国民族文艺被更多人了解。
王安娜非常愿意成为中外文艺交流的使者，“我告诉鲁迅，我在一位中国女朋友的帮助下，开始把《祝福》和他的其他小说译为德文”[7]。这次会面后，鲁迅病情持续恶化，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听闻消息的王安娜很难过，但又因为见证了鲁迅为民族文化的重塑所作的努力而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因此特别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黎明”。
亲历“七君子”事件
初到上海，王安娜在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过程中，与救国会的民主人士有了许多交集。在交往中，王安娜认为救国会中的律师、教师、编辑们有着“无私的爱国心、诚恳的光明正大的态度。他们并不追求个人的财富，过着简朴的甚至是贫苦的生活。他们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失去自由亦在所不惜”[8]，因此她热忱地支持和参与救国会组织的大量活动。当1936年11月“七君子”事件爆发之后，王安娜主动为营救“七君子”努力周旋。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驻留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十分关注，并且希望找一些一手资料，“我认识了一位住在上海的美国记者。他绞尽了脑汁，想写一篇关于苏州监狱里‘七君子’情况的目睹的报道”。王安娜认为国外新闻舆论的关注能够给反动当局施压，因此非常希望促成此事。当时，她想到沈钧儒的儿子沈谅的妻子艾尔德也是德国人，自己正好可以借用艾尔德的身份去探监，“我忽然想到，我可以冒充沈老的德国人儿媳进入牢房”[9]。通过这个办法，王安娜见到了关在一处的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人（史良作为女犯关在另一处，王安娜未能见到），获取了他们的真实想法。随后，王安娜迅速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传递给外界，为各界给当局施压并积极声援“七君子”提供了有力的一手信息。
这次营救行动后，王安娜与救国会同人的联系更为紧密。抗日战争期间，她与沈钧儒等人多有来往。1939年，王安娜与救国会的民主人士相聚在重庆的一栋民房内。由于这里会聚了许多持有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士，王安娜称之为“房客合作社”。在房客中，沈钧儒因为较为年长，且声望很高，被大家选为“社长”。王安娜发现沈钧儒在担任社长的日子里，“除了作为律师进行广泛活动外，他还以充沛的精力完成了许多政治任务”[10]，在组建中国民主同盟的过程中，“救国会在重庆与五个小的政治团体组成‘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这个组织的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但政治影响力很强”[11]。
之后多年，沈钧儒等人一直为民主建国奔走，并坚信不疑。皖南事变后，王安娜因护照被反动当局没收而深感沮丧时，沈钧儒鼓励她民主中国一定会到来，“你等一等吧，到中国的新政府成立便好了”“新政府会把你的护照发给你的”[12]。1949年，王安娜顺利领到一张上海军管会制发的通行证，并凭此前往北京，证实了沈钧儒当初的预言。
为廖承志传递家书
1937年，王安娜与史沫特莱等国外友人来到延安，近距离接触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体验了延安艰苦又充满理想主义的新生活。在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一位年轻人找到她，并告诉王安娜自己来延安后很久没有联系上家人，“母亲现在根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和她通音讯了”[13]。知道王安娜会前往上海，恳请她能够帮忙转交一封家书给远在上海的亲人。这个年轻人就是廖承志。
由于当时廖承志是用德语与王安娜交流，因而她感到非常惊喜，并询问他为什么会德语。廖承志坦言自己早年曾在德国学习，并与王炳南相识，因此不仅会德语，还很信任王安娜。了解这些后，王安娜爽快地答应帮他这个忙，并很快到上海转交了这封家书。
在信中，廖承志询问了何香凝的病情，“据友人说，你最近到了杭州养病，近况如何，望告”；并告诉母亲不要担心自己，“我近来生活大有进步，一切悉如壮健时了”[14]。同时，廖承志还告诉何香凝自己在为国共合作做一点事，“为促成国共合作大计，我想最大的工作就是给那些疑神疑鬼的人解释明白”，并让母亲以后经常与自己联系，“除了是特别的信件可请友人转交外，普通信件可寄：陕西延安县邮电局转何柳华收便可交到”[15]。另外，廖承志在信中还不忘向何香凝介绍王安娜，并希望母亲与她多交流，“带信来的这位外国朋友，是我从前在德留学时代认识的一位同学的夫人，她的丈夫在西安做事，但是她却勇敢地跑进我们这地方游历来了，据说出去后即将到上海一行，故托她带来一信，请与之详谈为望”[16]。读完信后，何香凝对王安娜的到来很快就从疑惑转为感激，“你给我带来了这封令人快慰的信，我要永远感谢你”[17]。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无疑是给了何香凝一份莫大的安慰。因此，这次联系之后，王安娜也得到了何香凝等民主人士更多的信任，进而结识了新的朋友，并由此了解到了更广阔的中国。
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在何香凝的引荐之下，王安娜结识了宋庆龄。1938年，王安娜初识宋庆龄时，这位伟大女性的朴素生活就给王安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服装也像周围的陈设一样简朴。她虽然穿的是素色的中国服装，也没有打扮，但正是这种质朴使她显得更美”[18]。之后在与宋庆龄长期的交往中，王安娜更被她为民主革命不断奉献的精神感动，并主动加入了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
保卫中国同盟得到了广大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支持，募集了大量医药、医疗器械和资金等。为了将这些物资及时送到前线，宋庆龄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运输员。王安娜知道后，主动参加了这项计划。宋庆龄非常感谢她：“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19]
战争时期，物资运输路线非常曲折，王安娜需要从上海绕道香港，在香港拿到物资后，通过越南进入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然后再前往重庆，并在重庆将一些物资交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虽然特殊的身份给她的行动带来一些便利，但运输活动仍然充满危险，“好像所有的殖民地城市都一样，河内也不例外，哄聚着不少没有妻子的男人”[2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从香港来到重庆。在与王安娜面对面的交流中，她多次肯定了运输行动的成绩和重要性，并希望王安娜能长期留在重庆，“我当然知道，你在重庆对‘保卫中国同盟’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与八路军保持联系，需要有个人把华北医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21]。因此，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前数年内，王安娜一直留在重庆。其间，除了坚持完成部分运输工作，王安娜还竭尽努力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的情况，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世界，“她让我继续从周恩来处要材料，然后以这些不全面的、凌乱的、好不容易才凑起来的材料为依据，写点东西，以满足我们的外国朋友的要求”[22]。可以说，通过出色的工作和艰辛的努力，王安娜逐渐成为战时世界联系延安、了解延安的一个重要渠道。
虽然王安娜是洋面孔，但出于对中国民主革命无私的态度和高度的热情，她与大量中国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从一个中国民主革命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注释：
[1][2][3][5][7][8][9][10][11][12][13][17][18][19][20][21][22]（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0页，第70—71页，第71页，第71页，第70页，第66页，第68页，第311页，第312页，第368页，第158—159页，第166页，第172页，第281页，第285页，第386页，第386页。
[4]《鲁迅全集》第三卷，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11页。
[6]《鲁迅全集》第六卷，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290页。
[14][15][16]《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5页，第705页，第706页。
【作者：徐佳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