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空军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根据毛主席的要求，要在1949年至1950年之间建设成能够使用的空军，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几次赴苏联商谈，引进战机装备我国空军，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放异彩。

也因为有苏联的影响，中国空军的发展几乎是被催着奔跑着上来的。

从二战以后，人类航空史就进入了喷气式飞机时代，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从苏联引进了米格9，这是世界上首批喷气式飞机，然而当时苏联实际上已经有更先进的米格15以及米格15比斯，性能更为优异，所以米格9在列装后不久，我军即换装了米格15。

当然，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要列装喷气式飞机，还要引进生产线生产。

1951年10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组织修理飞机、发动机及组织飞机厂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决定要在未来三年里试制成功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及米格-15。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苏联当时已经有了更先进的米格17战机，所以经过商谈后，我们又改为试制更加先进的米格17。

1956年7月9日，中国史上首架生产的喷气式飞机首飞，并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后来在全国统一编号时，该飞机被命名为歼5。

只是就在我们欢欣鼓舞时，世界形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战后期，随着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通过实践发现，当速度达到或者接近音速时，会出现阻力激增的情况，届时飞机的速度不能够再增加，还会有危险的情况。

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声障，又叫做音障。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音速就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

不过到了1953年，情况有了变化。

1953年5月25日，美国空军YF-100在首次试飞中成功突破音障。第二年1月5日，苏联的SM-2原型机也成功突破了音障，该机即是米格19的原型机。

应该说美国、苏联都是当时世界上较早研究超音速飞机的国家，并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的战机都迈向了超音速。

美国空军在1953年9月就装备了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的具有超音速平飞能力的喷气式战斗机F-100，苏联虽然稍慢，但也在1955年3月就列装了米格19。

对中国而言，这个压力就要大不小。

中国首要面对的就是自己的主要对手列装超音速战机，即美军在驻台湾的第十三航空队换装了F-100，对我国闽浙地区上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可我们空军当时列装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远远落后于F-100。即便是后来采纳苏联的意见，开始试制米格-17Ф（也就是后来的歼5），可即便如此，在战机性能上也要落后于我们的对手。

中国虽然也想列装超音速战役，但以建国初年的技术条件下，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

在当时，中国很关注苏联超音速飞机装备的情况，几乎是在米格19一列装的情况下，就立马着手准备引进仿制，而且还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奈何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准备的工作很难进行。

1957年，中国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引进米格19战机.

可苏联在最初是不同意中国引进米格19的，一直到后来，赫鲁晓夫为了求得中国的支持，在向中国转让军事技术方面作了重大让步，中国这才打通了关节。

1957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前赴苏联商讨军工产品制造问题，谈到了引进米格19的问题，双方代表于10月签署了协议，并规定：

“由苏联向中国出售米格-19飞机的制造技术，并提供全套技术资料、样机和部分散装件、成品附件。”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苏联方面在米格19的开发上已经完全结束，所以中国从苏联获得了比较完整且全面的技术资料，而且中国当时还采购了米格19主要的三个机型，并选择了米格19P作为仿制的主要型号。

1958年8月，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沈飞投入米格19 的仿制，1960年投入批量生产，1964年正式列装。

不过，就在我国代表团动身赴苏联谈判引进米格19战机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1957年，中方代表团赴苏联洽谈期间，曾有位老朋友上门探望，此人就是原沈飞苏联顾问（当时叫国营第112厂）阿·季·卡列夫。

在如今沈飞航空博览园报国馆中，还陈列着一只水杯，是卡列夫赠送给时任国营112厂厂长的高方启的。

国营112厂是新中国成立时，国家为了发展航空工业，从牙缝里挤出来钱，在三十年代张学良出资建的飞机场上建起来的，因为缺乏技术，当时112厂主要的任务还只是修理飞机部件、进行简单组装。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12厂当时也被列为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苏联方面也派出不少专家到112厂工作。

卡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卡列夫很钦佩中国人勤恳务实的风格，特别是在跟时任112厂厂长的高方启工作时。

高方启早年参加革命，并没有接受过太多高等教育，他后来学英语、德语都是自学，但唯独俄语不会，考虑到要同苏联专家打交道，通过翻译沟通交流太慢，所以他干脆自学俄语。

凭着一股顽强劲儿，高方启愣是学会了俄语，并能同苏联专家很好的交流。

这件事情给卡列夫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后来回国前，专程赠送给高方启一只水杯，鼓励他继续提高俄语水平。

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国营112厂完成了歼5试制，并参加了1956年国庆阅兵仪式，当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看着我们国产飞机飞过时，也忍不住高兴地对外国友人说：

“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飞过去了！”

也因为对中国人抱有好感，1957年中国代表团赴苏，卡列夫特意到代表团下榻的旅馆探望。

当时卡列夫问了一句：

“你们谈的是什么飞机？”

中方代表回答：

“是米格19。”

卡列夫摇头说：

“你们不要谈这个飞机了，米格-21都已经出来了。告诉你们团长，不要米格-19，要米格-21。”

也正因为卡列夫透露的这一关键消息，所以中方代表后来谈判时，除了米格19外，还特意提到了要米格21，并要求把引进对象从米格19换成米格21。

卡列夫不仅向中国透露苏联已经研发成功米格21，并且还在事后积极联络苏联方面，推动整件事情。

不过，就在中方代表提出米格21时，苏联代表也吃了一惊，显然他们完全没想到，中国人居然知道米格21。

1954年2月，完善了SM-2原型机大部分缺点后，苏联航空工业部正式决定，批量生产SM-2，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米格19。

当时，苏联方面除了依托于米格系列的技术研发超音速飞机外，还在研究全新的反感，以尽可能的提到飞机速度的上限。二者与米格19几乎是同步进行研发。

经过数年的改进，米格21的原型机E-5在1955年试飞。

1956年6月24日，E-5原型机在苏联航空节参加飞行表演。

应该指出的是，中方赴苏联商讨引进米格19战机是，苏联方面才刚将E-5原型机命名为米格21，以至于中方当时刚提出要看米格21时，苏联代表纷纷摇头，称没有这种机型。

严格意义上来讲，苏联方面在当时并不想让中国引进米格21。

理由也非常简单。

一、苏联方面自己本身也有国土防御的重任，不愿意向他国出售太先进的飞机；

二、中苏关系在当时已经出现了裂隙。

几经谈判，苏联不同意中国引进米格21，中国也只有退而求其次，引进米格19。

1958年8月，仿制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同年12月17日，仿制的米格-19P（当时国内称东风103）首飞成功，1959年4月26日，国家鉴定委员会正式鉴定验收。

1964年11月，空工业部统一国产飞机命名，东风103改称歼-6甲。

不过，也就是在歼6试制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1961年2月，赫鲁晓夫突然给中国写信，信中表示愿意出售米格-21F-13飞机及配套的K-13空空导弹，这种战机是属于米格21的改进型，用于执行昼夜防空任务。

苏联之所以态度大变，主要是因为五十年代，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搞大国沙文主义，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苏联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赫鲁晓夫为了争取支持，主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

有鉴于此，中方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引进新型战机。

同月，中方派出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的，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中国国防工业代表团，前赴苏联商讨引进米格21战机事宜。

当时，整个谈判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苏联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耐人寻味。

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关系，周总理在当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要求代表团每天汇报谈判的情况。

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中苏还是签订了协定，苏联正式授予中国米格-21F-13飞机及R-11F-300发动机的制造特许权，包括全套生产技术资料，飞机、发动机散装件，以及当时国内缺少的成品、原材料。

当然，还是因为中苏交恶，事实上苏联后来并未完全履行合同上的规定，我们国家得到的米格21的资料很多方面都是不完全的，给试制带来很大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初计划摆脱苏联限制，自主研发高空高速战斗机，奈何以当时我国情况，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无奈只好作罢。

1964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将仿制的米格21原型机（62式）改为歼7。

1966年1月17日，沈飞研制生产的歼7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