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多年前，一队又一队的秦国军人，怀揣着一块小麦烘烤的“锅盔”，杀出函谷关征伐天下的场景，总会有人脑补。然而，事实上，这个原本地处西陲、为周天子牧马而获爵位的小国，在绵延500余个春秋的崛起时光中，不管是自然资源、精耕技术还是灌溉条件，处处阻碍着小麦的扩张步伐。

如果说，粮食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热量，是秦人最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最重要的根基，那么赳赳老秦的粮仓里到底藏了什么国家崛起的秘密？沿着历史的曲线回溯，我们就会发现，后稷族人留下的一种作物，会一步一步引导着秦人，将他们手中并非最优的自然、人力、技术和制度，进行最适合自己繁衍的组合，并最终帮助秦人完成了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霸业。

杜虎符

公元前647年，一场严重的旱灾降临在晋国境内，一连数月滴雨未下。眼看着这一年的粮食就要绝收，晋国储备的粮食也眼看就要见底，在大饥荒的威胁之下，晋国国君夷吾(晋惠公)只好派人赶往邻近的秦国请求粮食援助。

收到了急报的秦国国君秦穆公，对晋惠公夷吾这个小舅子仍有些耿耿于怀。儿年前，秦穆公派军队护送夷吾回国即位，约定晋国割让河西5城给秦国，而夷吾登位后却反悔了。此时，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从晋国逃到秦国的丕郑之子丕豹，力主借机伐晋报复。但在和百里奚，公孙支商议后，秦穆公感叹了一声:“虽然这个国君不讲道义，但晋国的民众又有什么罪过呢？”

经过长期的演变，粟仍能看出狗尾草的特征，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勤劳与智慧

于是，秦国从粮仓中分拨出大批储备的粟，从国都雍城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由水路押运粮食，然后换成车运，再换船横渡黄河，最后由汾河漕运北上，直达晋都绛城，沿途500多里水陆相接，都是连绵不绝、井然有序的秦国运粮船只和车辆。

这一场远程救灾行动，并没有明确支出了多少积粟，但其规模已经震撼了山东诸国。远在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在国史中，将这次救灾直接比作一场“战役”，称之为“泛舟之役”(左丘明·《左传·僖公十三年》)。

然而，这一次对晋国的支援近乎倾尽了秦国的国力。两年后，秦国也发生了饥荒，当秦穆公以为自己曾救援过晋国，而向晋惠公借粮的时候，晋惠公却再一次背信弃义，不仅没有把粮借给自己的姐夫，而且还趁火打劫，兴兵攻秦。

这次史无前例的救灾和紧随其后的恩将仇报，让秦国上下深深地感受到，所谓救灾恤邻的道义，不过是一句空话。秦人也更明白，在成为霸主的征途上，只有手中有粮，才不会陷入这种藐视和背叛中；只有自己手中握有千钧之力，才能让山东诸国瑟瑟发抖。

387个春秋后，秦人以这种无法抗拒的重力，滚滚碾压向三晋之一、“胡服骑射”的军事强国--赵国，在那场持续了长达3年之久的战争中，最终将敌人的粮仓消耗殆尽，并完成了最后的残暴一击。自此，秦人鹰视天下，再无强敌。这个原本地处西陲、为周天子牧马而获爵位的小国，在一路崛起的岁月中，他们的粮仓里藏着什么秘密？

从牧马到农耕

公元前771年，周主室内乱，中侯联合火戍进攻镐京，袭余周幽王于骊山之下，人侵周王畿所在的岐、丰之地。在多数诸傧坐视王城丰镐被破、犬戎侵扰周原的时候，周天子的西陲大夫嬴开在这关头挺身率军，教援周王室，迎战犬戎的兵锋。接着，他又和郑国、晋国的诸侯一起护送周平王东迁到成周洛邑。

周平王思考着这位连诸侯都算不上的西陲大夫，他的族人和周民比邻而居，已经由来已久了。早在商末，秦先人的足迹就已经到达了周原和西戎之间的渭河流域，过着农牧结合的生活。秦先人非子因为在犬丘以擅长畜牧而闻名，受周孝王命，在汧河、渭河之间牧马，因为牧马有功，非子受封于当时王朝的边缘地带秦地(今甘肃天水一带)，并接管嬴氏宗祀。现在，既然秦人又一次为王室效命，那么，就给他们一个更高的回馈吧。

牧马图

于是，周平王在召见嬴开时，给了他一个郑重的承诺:“西戎无道，侵占了岐、丰之地，如果秦人能够把西戎驱逐出去，岐山以西的土地就封给你们。”(汉·司马迁·《秦本纪》) 在周天子厚重的许诺下，秦地的第一位诸侯在讨伐西戎的路上，死在了岐山脚下。他的继承人终于驱逐了西戎，将周天子当年的许诺兑换成了现实。更为宝贵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周“馀民”，也被纳入了秦人的统治之下。

这是秦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时刻，不仅因为秦人终于位列诸侯，而且岐、丰之间的广大周原地区一直是后稷族人周民生活的中心地域，在这里，周民们秉承先王遗风，长期经营稼穑。

而“后稷”这个周民祖先的称谓，实际上也暗示着，周民耕作最拿手的作物就是身为“百谷之长”的稷，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小米的粟。在周民们歌颂后稷的诗歌中，他们描绘着祖先所种的庄稼，选出的种子是黄色的，而成熟时，它的穗饱满而低垂下来，密集而微微颤抖着(《诗经·大雅·生民》)。这些显然都是粟的特征，在周原之上，以粟为主体的农作物结构已然定型。

这些周“馀民”将会给秦人的农业带来飞跃式的发展，也为秦人在500 年后的辉煌埋下了最为重要的伏笔之一。

金元政策的破灭

回首故事开篇的那一刻，当渭河之上的船队纷纷扬帆，日夜兼程向东驶去时，船上所载的不仅是满仓的粟，还有国君秦穆公的东进野心。事实上，和多次支持晋国公子回国夺位一样，秦穆公的接济行动，无疑是一种针对晋国、旨在打开秦国通往东方大门的“金元政策”。从次年秦国自身陷入粮荒可见，“泛舟之役”更多是夸大秦国农业实力、向山东诸国炫耀的行动，秦人的粮仓并非真如所夸之富。

秦 大良造

这种炫耀，除了给诸侯带来震惊，亦让秦人滋生了自大的傲慢。

公元前628年，在秦穆公支持下夺位的晋国君主晋文公重耳去世，等待了二十年的秦穆公，再次看到东出崤山、争霸中原的时机。他秘密策划了一次进军中原郑国的偷袭行动。当秦军行至天子的都城成周北门时，依礼制，诸侯军队经过王畿，战车上的卫士需卸甲下车，以示对周天子的尊重。然而，秦兵们一下车便急匆匆跃回车上，如此者达三百乘。城上大夫王孙满见状，对天子说，秦军轻佻无礼，此战必败。

秦军阵列

作为当时姬姓诸侯之强，晋国决不会坐视秦国染指中原。秦军攻郑计划泄露，在回程路上灭滑国时，晋军在崤山隘道设伏，全歼秦军并俘虏三名主帅（左丘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三年后，秦军在曾被俘的将领孟明视率领下，渡河沉舟，攻下晋国的郊和王官两地，终报此仇。秦穆公方才进入崤山谷中，埋葬当年战死的将士，大哭三日。在此，他留下誓言，希望后世记住他的过错。因为他意识到，数十年来处心积虑的东进中原之路，屡次撞上晋国的高墙，是因为秦国实力不足。

秦国弓弩射出箭雨就像今天的火箭炮进行远程轰炸

不如西向，凭借秦人对西戎的熟悉，向西拓展生存空间。在秦穆公余生三年里，秦军西向，灭国十二，拓地千里，终称霸西戎（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然终生未能会盟诸侯。频繁战事耗尽了秦国新兴的国力，从而“不能复东征也”（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战国中期时态图

然而，秦穆公在生命最后岁月留下的这片土地，包括天水、陇西、陇中（今甘肃河东地区），仍保留着原始风貌，山多林木，居民多以木板为屋。留给嬴姓后人的战争资源，不只是这些迫近戎狄、以狩猎为先的原住民们。此刻，除了洮河和渭河的部分河谷温暖地带，有极小规模的农作物种植之外，大部分地区仍以放牧为生。未来，这些广阔、近乎保留自然原貌的土地，也将影响秦人迈向关东的“路线”。

秦始皇陵出土士兵铠甲

一条迥异于中原的农耕之路

公元前362年，一个名叫鞅的卫国人，踏上秦国栎阳城的土地。作为一个失意的贵族后人，此刻的他望着秦国的城池，心生同病相怜之感。这个西陲小国经历数代君位争夺，国力大不如前，先辈辛苦夺下的河西地区，也被魏国名将吴起率军夺走。甚至在五十万大军的绝对优势下，秦军仍被五万魏军一举击溃。中原各国更将曾经称霸西戎的秦国视为未开化的夷族，中原诸侯会盟亦不带秦国。

耧车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二十有一的年轻人成为秦国的新君。诸侯的轻视，被他视为莫大耻辱。于是，他向天下发出招贤令，承诺若宾客群臣有能使秦国重新强大之人，不仅封官，还愿分封土地。

商鞅此番访秦，是受魏国相国公叔痤之建议。尽管商鞅深受李悝、吴起影响，有自身学识与抱负，但侍从身份使其在魏被忽略。怀揣李悝《法经》来到秦国的商鞅，在宦官引荐下，得见年轻国君秦孝公嬴渠梁。在一番君主策略的辩论未得回应后，商鞅终以富国强兵之策赢得秦孝公赞许（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从此，这两个“家道中落”的人，将引领秦国疾驰前行。

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按照二人最初商定的强国之策，秦国踏上变法之路。而揭开全面变法序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垦草令》。

在农耕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战国时期，追求国力强盛和军事实力的逻辑朴素而直接：开拓疆土、增加粮食产量、培育精兵。当时的山东诸国，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往日的隙地日渐减少，可供开荒的土地也日渐稀缺。而在如日中天的魏国，虽然山川河流及村落占据了国土的三分之一，但仍有约六百万小亩的耕地，可谓地狭人稠。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率先启动了变法改革，李悝在农业政策上提倡充分利用土地空隙，实施“尽地力之教”，以提升土地利用率，推广精耕细作，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筒车

然而，商鞅认为这样的政策并不适合秦国。与山东诸国相比，秦国的土地资源更为丰富，人口基数却较小，加之连年战事，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导致秦国拥有五个方圆千里的肥沃土地，但耕作的田地不足五分之一，耕地面积不超过百万亩，大量山川、河流、土地的资源尚未被开发利用。

秦国控制的汧、雍地区，东至黄河、华山脚下，千里沃野，肥沃异常，在《禹贡》中被列为顶级良田（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与魏国相比，秦国有着更为广阔的宜耕土地，然而人们并未充分利用这片土地，粮食产量并不足以支持战争准备，粮仓亦未能饱满。因此，商鞅向秦国提出的关键建议之一，就是阻塞民众从耕作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并鼓励他们开垦荒地。

牧马牛图

自那时起，秦国走上了与山东诸国截然不同的农战之路。这一路线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促使秦人向土地投入更多种子，并有效地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种田效率提高了2.4倍

在商鞅的政令中，他提出了包括以粮食产量作为田赋计算标准、对收留食客的贵族加重税收、严禁粮食买卖等共计二十种办法，从内部逼迫人力资源投入到开垦荒地的行动中（先秦·商鞅等·《商君书·令》）。

鉴于秦国人口总量有限，自然增长需要时间，改变“人不称土”现状的另一有效手段，就是招徕三晋之民。特别是秦国直接面对的韩、魏两国，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秦国的新政是：所有前来归附的人，立即免除三代兵役，秦国境内的岭坡、土山、洼湿土地，十年不收赋税。秦国利用自己的军队征战，利用其他国家的移民开荒农业生产，既不耽误国内农时，又侵蚀了韩、魏等国的人力资源，这种一举多得的战略，也等于战胜了敌国（先秦·商鞅等·《商君书·徕民》）。

公元前353年，魏国迁都大梁，其统治中心东移，给长期受压的秦国带来了一线喘息之机。次年，商鞅被封为秦国最高爵位大良造，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了摆脱栎阳的旧贵族对进一步变法的阻挠，商鞅请求秦孝公迁都咸阳。在咸阳，新一轮变法启动，对土地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了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废除了井田制。在制定新的授田制度时，商鞅对亩的面积大小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

秦国授田的标准与三代相同，每户百亩。按照周制，井田的一亩大小是100步。为了解决土地利用不尽的问题，商鞅将亩的大小改为240步（汉·许慎·《说文·田部》），把原来由国家控制的轮耕土地落实到农户。无论是否开垦耕种，政府只按照百亩的标准征收赋税，这成为每个受田农户法定的耕作义务（《睡虎地秦简·田律》）。

随着每亩田地面积的增加而赋税定额，如果秦国的受田农民致力于本业，那么平均每亩的税负显然就会减轻许多。但是，由于每亩面积的扩大，农民就必须完成相当于原来2.4倍的耕作任务；同时，如果法定成年男子不分家，赋税就会翻倍，对于一个小家庭来说，加上百亩土地的劳动强度，显然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

种田的KPI提高了，尽管完成后的收益很高，但人力有限，如何确保这样的高KPI能够落实到位呢？

粗犷而高效的耕作方式

为了支持农民大规模开荒，秦国大力推广铁农具和牛耕等农业技术，大幅提高垦荒效率。锋利的铁器提升了土地翻耕的质量和频率，即使是一个买不起铁器的贫民，政府也会借给他们公有的工具，并且制定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损坏不用赔偿，只需备案（《睡虎地秦简·厩苑律》）。

“二牛抬杠”式牛耕画像石 陕西米脂官庄村出土

秦国还设专人饲养耕牛，对盗牛者施以重刑，使其土地更适于牛耕。严苛而完善的管理制度，配合秦人畜牧强项，使秦国成为牛耕最发达的地区。赵国人发现秦国通过牛耕使荒地变为良田，感到了“不可与战”的恐慌（《战国策·赵策》）。

高效开垦后，秦国肥沃的土地迅速扩展成连片熟地。土地资源充分开发，如何利用？鞅并未制定执行细则。他在《商君书·垦令》中关注土地资源拓展，而未提及精耕细作。

秦国政府为农民提供了官方播种量标准，几乎都以斗计量。而汉代的氾胜之推行区种法，实行点播与密植，播种量降低到2升，秦人播种标准比汉代多出数倍，意味着秦人普遍采用粗放撒播方式。

里耶秦简

尽管《吕氏春秋·任地》提到精耕细作技术，但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耕种者才会发现精细化耕作有利可图。若人口密度不足，即使知道精耕细作方法，也不会应用这符合地广人稀的秦国现状：农民劳动强度大，无力像邻居魏国那样精细种植。

面对广阔土地上的繁重劳动量，秦人更倾向于种植耐旱、耐贫瘠、适应性强的粟。粟在温度适宜条件下，种子吸水达到26%即可发芽，对土质要求不高，在盐碱较轻的土地上也能丰收。在关中农区，粟占据最主要位置。

秦国的耕支撑了秦国的战

秦国在第二次变法后迅速富强，秦军屡次战胜魏国，最终成为霸主。变法20年间，秦国实现称霸梦想。铁农具、牛耕、粗放经营、以粟为主的作物结构，使秦国如同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产出粮食。在数字上，秦人完成实力反超。

学者推算，秦国粮食亩产约为3石，折合成小亩1.25石。而李悝作为相国时的调查显示，魏国亩产为1.5石。耕作粗放的秦国农户，平均亩产比魏国农户要低1/4,但凭借耕地面积大、牛耕、铁器的加持，耕种大亩的秦国农户，年总产量却反超了魏国农户。由此而产生的剩余粮食，就成为秦国积蓄力量、提升战斗力的关键。

李悝计算，魏国五口之家年粮食消耗为“粟九十石”，人均口粮18石。在宋国，人均年口粮标准为20.88石。耕作粗放的秦国农户，人均口粮虽低，但凭借大量耕地和农业技术，年总产量反超魏宋。

战国商鞅方升 上海博物馆藏

在量具上商鞅命人刻下了这么一段文字：“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尊”同“寸”，也就是说，新量具的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

反观秦国，根据秦国法律，驿站为政府出差人员提供餐食，即便是出差者的随从，每餐也供应粝米半斗；而最底层驾车的仆人，每餐也有1/3斗的供应（《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传食律》）。在军队中，一个高强度岗位的普通士兵，军粮标准是早饭半斗，晚饭1斗，年口粮超过30石。在以酷刑著称的秦国，即使是刑徒、奴隶的口粮，也大多达到甚至超过《杂守》中的标准。其中，筑城和春米的男女刑徒，每月的口粮达到了宋国人三食，即2石的标准，更是超过了魏国普通农户的平均值。

更有甚者，在地狭人众的魏、韩等国，为了达到尽地力、增人口，五谷杂种的结果，使更多的底层民众不得不靠着豆饭、藿羹来填饱肚子，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除了吃饭的口粮，秦国对大规模增产后余下的粟进行了国家收储。秦人在国内实行三级粮仓存储制度，每1万石为一积，设置为一个仓库，在之前的都城栎阳仓，2万石一积；而在都城咸阳，更是有10万石一积的超级大仓库（《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这些国家收储的谷物，也明确标明为禾，而耐储藏的粟，则是秦国战略储备粮的首选。

睡虎地秦墓竹简，抄有大量秦律令

从口粮到积粟，秦国农业的发展速度、粮食产量的提高、国家战略储备的殷实，都已经将山东诸国甩在了身后，并且实实在在地提升着每个秦人的热量输入，而由这些热量转化的体力提升，是秦国军队战斗力提升最为重要的基础。

“胡服骑射”的赵国饿垮了

公元前262年，持续通过“远交近攻”来蚕食魏、韩土地的秦国，又一次把兵戈指向韩国，将韩国的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不愿降秦的韩国官民，把上党郡17座城池献给了赵国。在平原君的建议下，赵国接受了上党土地，并且派廉颇率军20万驻守长平，以防秦军进攻。次年初，上党陷于秦军，公元前260年四月，秦军向驻守长平的赵军发动了进攻。

秦跪射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秦代的陶器，通高128.00厘米 ，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坑。跪射武士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坑东端的弩兵阵中心，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右侧绾一发髻，左腿曲蹲，右膝着地，双手置于身体右侧作握弓弩待发状。跪射武士俑的塑造比起一般的陶俑要更加精细，对表情神态和发髻、甲片、履底等的刻画生动传神，并且文物原本的彩绘保存状况极好，真实表现了秦军作战的情景。

七月，在第一道防线的支撑点接连被秦军攻破后，廉颇将全军收缩到丹河东岸，筑起围墙，希望将锋芒毕露的秦军拖进阵地消耗战。但很快，廉颇的决策却让赵孝成王心急如焚，几次催促廉颇速战速决，打破僵局（汉·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最重要的原因是，赵国耗不起了。

秦青铜矛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秦代的青铜器，通长17.50厘米，骹长5.50厘米，叶最宽3.70厘米，出土于秦兵马俑三号坑。秦俑坑出土的矛，通体宽扁且直，中部起脊，直刃前聚锋，椭圆筒形骹，制作规整，刃锋锐利，表面光洁，是纯粹的刺兵，制作简单但杀伤力非常大。

从接收上党以来，赵国20万人在长平驻守已经前后两年。尽管这20 万人大部分应为后勤人员，但长期的对峙，不但导致大批成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而且还消耗宝贵的国家储备粮。尽管苏秦曾经说赵国的积粟够“支十年”（汉·刘向·《战国策·楚策》），但这时候赵国的粮食储备很可能已经见底了，他们只能往东向齐国借粮。然而，在五国伐齐后一直被赵国打压的齐国，选择了坐视（汉·刘向·《战国策·齐策》）。

这时候，赵孝成王或许才会悔恨，在这场大战之前，没有听从平阳君（赵豹，赵孝成王的叔叔）的劝阻。尽管经过赵武灵王变革，赵国以“胡服骑射”而威震战国诸雄。但相比秦国，赵国的整体后劲显然略逊一筹。赵国的粮食主产区刍州，《禹贡》记录中土壤为白壤，田为中中，和三晋中的魏、韩一样，也是地薄人众。

秦陵彩绘铜车马一号车和二号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尽管赵国的铁器制造技术发达，已经采用深耕、中锄、积肥、施肥等一系列精耕细作，但平阳君却明确地说，秦国用牛耕将荒地都变成了良田，还有长途水运粮食的经验，这仗没法儿打（汉·刘向·《战国策·赵策》）。再加上赵国一直农商并重，战争实力上又折了儿成。

秦铜盾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秦代的青铜器，盾为方首，弧肩，曲腰，平底。正面有一纵脊，中部隆起，背面有握手。铜盾内外两面均为变相的夔龙纹彩绘纹样，龙体屈曲作飞腾状，故又名龙盾。

此消彼长，凭借着栎阳仓、咸阳仓这样的超级大粮库，又有着“泛舟之役”远距离后勤投送的经验，长平前线的秦军尽管也已经是15岁以上国人尽发，但已经将最后的胜算牢牢地掌握了自己手里。

粮草不济的赵国，在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刺激下，孤注一掷地征发后备役人员，并用更具进取心的少壮将军赵括换下了廉颇。结果，主动反击的赵军粮道被遮绝，断粮46天。最后的突围中，身先士卒的赵括死于乱箭之下，投降后的赵军除240名少年兵外，其余被泰军全部坑杀。

这场整个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秦国不但从根本上消灭了赵国的有生力量，也彻底震慑住了山东诸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大转折。从此赵国一蹶不振，六国弱势已成，而惨胜的秦国却依靠异于六国的农战路线，快速回血，统一天下，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奇妙的巧合是，拿下长平之战最后胜利的秦国国君，正是以周人始祖后稷为名的秦昭襄王嬴稷。这个“稷”字，正是粟的另一个名称。在拿下长平后又4年（公元前256年），曾经向周民学种地的秦人后裔，攻陷洛邑，次年掠九鼎入咸阳。

如同秦国的雄狮，悄然积蓄着力量。在战国这个农业政策发生巨大变革、农业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粮食品种构成变化显著的时期，秦国以雍州之地、崤函之固，积蓄起碾压山东诸国的万乘之势的进程中，除了最为传统的粟，在夏商周时期已有种植的小麦，是否也助了一臂之力？又或者，真如后人所传闻的那样，秦国士兵的甲胄内怀揣着一种三作“锅盔”的面食？

小麦和大豆虽然也属于旱地作物，但在对水的需求量上，足足比粟要多2倍。尤其是在冬小麦春季拔节抽穗期需要大量水分，否则产量将会很低。相对于土生土长的粟，要让冬小麦这个“外来户”大面积落地生根，没有良好的水分条件是很难实现的。《禹贡》中也认为秦地雍州“其谷宜黍、稷”，而没有提到麦。

耕作图

事实上，一方面，秦岭横亘，阻断了南来北往的水汽，其位居大陆腹地的地理位置又使东太平洋的水汽难以足量进入，冬春时节，北方寒流南下，使关中地区气候于燥；另一方面，在秦国完成长平之战的战略大转折之前，秦地实际上一直处于缺少大型水利工程、灌溉条件并不好。

就九鼎入秦的前一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才在蜀地岷江启动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经过8年的努力，都江堰终于宣告建成，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但巴蜀地处西南，一直以来并非麦作在中国的主产区。

郑国渠

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即位。公元前246年，苟延残喘的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前往秦国游说，引泾水东注北洛水为渠，希望以此“狒秦”。经过14年的建设，才凿渠成功，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此时，距离秦一统天下，只剩下最后的15年。

即便如此，麦作也没有在短短的时间里在关中秦地快速扩张。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后，又迅速撤军至距离咸阳不远的灞上。秦地的民众将牛羊酒食献于汉军，而刘邦为了取悦民心，表示:“仓粟多，不欲费民。”(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作为咸阳仓的组成部分，灞上仓此时储备的仍然是粟。

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还着重地提到，关中地区的百姓一向不习惯种宿麦(冬小麦)，希望大农令让关中的老百姓多种宿麦(汉·董仲舒·《乞种麦限田章》)。而冬小麦从粒食到磨成粉制作面食，还要等到汉代石磨的大规模推广以后。

2000年后，当中国的考古学者从出土的秦人骸骨中进行稳定同位素分析时，发现从西周一直到战国末期，秦人的食物结构中最主要的是碳四类植物，而且比例不断上升，同时也有一定的肉食，而碳三类植物极少。而粟和小麦，则分别属于典型的碳四和碳三植物。

而秦食谱中碳四植物比例的增减曲线，与秦穆公东进失利转而西征、秦孝公发奋变法农战，最后奋六世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发展，恰好有着几乎同步的起落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