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每当读到莎士比亚的这句话，我常会想起诗人闻一多与妻子高孝贞的爱情。
1922年初，当24岁的闻一多接到父亲的家信，他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是的，父亲又来催他回乡完婚了，对象就是从小与他结下娃娃亲的远房表妹高孝贞。闻一多认为，对方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亦未缠足，但是到底没有读过多少书，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
作为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闻一多想到自己如今也要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十分抵触。况且，他刚从清华大学毕业，正计划着要赴美留学，并不愿将大好年华葬送在婚姻里。
只是向来孝顺的他不敢直接忤逆父亲，他只是在信中提出了三个苛刻的结婚条件，那就是婚礼当天“一不跪长辈，二不拜祖宗，三不闹洞房”。
对于传统人家来说，这三个条件十分荒唐，但是闻一多没想到父亲当即就同意了，话里话外，只要他立即回去结婚。这让他沮丧不已。
因为对这桩婚事颇多不满，婚礼当天的闻一多像个局外人一样，一头钻进书房读书。后来还是在家人的轮番劝说下，才勉强理了发、洗了澡，换了喜服。
可当花轿来到家门口，他转眼又躲进了书房。众人连拉带扯才将他拥到了前厅，举行了婚礼。
连结婚仪式都这么不情不愿，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果然，新婚之夜，闻一多看都没看新娘子一眼就搬去了书房，从此埋进书堆，期间还完成了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闻一多的刻意冷落，让刚刚过门的高孝贞很是委屈，时常暗自垂泪。
而闻一多亦非铁石心肠之人。高孝贞的眼泪让他意识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主意——让高孝贞出去读书，学习文化。这样即便两人没有夫妻感情，倒也能当成朋友处处。
家人得知闻一多的主张，十分吃惊。新婚燕尔，哪有一个新郎官自己只顾埋头读书不说，现下还拉着媳妇一起的？他们不理解，但是在闻一多的强烈要求下，还是把高孝贞送进了当地的女校。
同年7月，闻一多按照原计划赴美深造。那段时间，独在异乡的闻一多时常给高孝贞写信，关心她的学业。他在信中曾写道：
“女人并不比男人弱，本来就应该做学问、做大事，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能这样呢？”
这番思想开阔的豪言，让初入学堂，有所见识的高孝贞不由得心生共鸣。从此，她更加认真卖力地学习文化了。
长期的鱼雁传书中，闻一多通过高孝贞在信中的表达，发现她成长很快，并看到了她身上极具女性魅力的一面：纯粹、谦和、耐心又上进。
日子久了，闻一多真的逐渐爱上了妻子，这种感情伴随着两人女儿的出生，愈发强烈。
源源不断的爱意从诗人的心中迸发，他仅用了5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包括42首诗在内的组诗《红豆》，字里行间，饱蘸对妻子的浓情与思念：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么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
在这种相思之盼中，闻一多后来在1925年夏天提前两年多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回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他把高孝贞和女儿接到北平，开始了真正的小家庭生活。
彼时受过新式教育的高孝贞也已然脱离了礼教的束缚，变得热情而主动。家务之余，她喜欢与闻一多一起读读诗看看书，逗弄女儿。每到节假日，一家子还会去看电影、游赏颐和园、北海和故宫。
他开始尝试着融进她的生活，她也正在一点一滴地接受着诗人的熏陶。在举案齐眉的恩爱缱绻中，几个孩子相继出生。
这迟来的“恋爱的感情”也让闻一多变成了一个热爱家庭的人。他对好友说：“世上最美好的音乐和享受，莫过于午夜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已身旁之轻轻的、均匀的鼾息声。”
然而，好景不长，卢沟桥的枪声很快打破了一家人平静的幸福。
1937年6月，高孝贞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探亲，闻一多与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在抗战的炮火中，家庭被迫分隔两地。
山河摇曳之际，闻一多更加思念远方的妻子，却只能在信中倾吐绵绵相思：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
“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我的肉，我的心肝！你的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
在这种日夜相思的折磨下，闻一多顾不得其他，他经过兵荒马乱、穿过迢迢山水，终于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武昌。
夫妻俩饱经离乱再相见，高孝贞紧紧抱着闻一多，相顾无言泪千行。在这山河破碎，朝不保夕的动荡岁月里，她说什么也不要一家人再分离了。
高孝贞追求现世安稳，可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心中所想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与妻儿团聚不久后，他便决定要去昆明，前往西南联大执教，为炮火中的中华民族保留最后的教育火种。
也正因此，他拒绝了好友抛来的橄榄枝，拒绝了一个原本可以在武汉国民政府做官的好机会。
高孝贞一心希望丈夫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一起照顾家庭，而闻一多却横下一条心，绝不离开西南联大。
高孝贞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要走的那天夜里，也不与他告别。
又担心又难过的闻一多一连给妻子写了好多的信，叮嘱她和孩子们，却不见回信。于是他又在一封长信中解释了自己非走不可的理由，末了说道：“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
读到这里，高孝贞红了眼眶。她阻止闻一多远走，何尝不是因为在乎丈夫，在乎这个家庭？可是如今她也想明白了，真正的爱情，从来不该是阻碍。
不久后，高孝贞就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往昆明和丈夫相聚。经过这一次小小的波折，夫妻俩都更添了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高孝贞来到昆明之际，时局已经非常紧张。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大多过的是一种衣不蔽体、食难裹腹的艰苦生活。闻一多也不例外，以他当时微薄的薪酬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子的人。
授课之余，他只能靠“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为此，闻一多每天要熬到深夜。有时候实在困得不行，就用头撞一下墙，继续强打精神刻章。
每当看到这样拼命的丈夫，高孝贞都暗责自己帮不上忙，她只能陪着丈夫熬着，在夜深之际为他悄悄端上一杯热茶，然后心疼地离去。
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从未干过重活的高孝贞也开始学着开垦荒地，种菜养鸡，有时候她会带着孩子们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就当改善生活。
“上课黄昏后，楚辞红锡包”，当年在清华园，闻一多是出了名的爱吸烟。可是为了让一家人吃饱饭，他还是决定忍痛割爱，高孝贞却坚持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家里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
闻一多听到后，眼泪不住地在眼眶打转。因为条件困难，也为了省钱，他开始抽一些质量很差的烟。但是这些劣质烟不仅抽起来没劲儿，反而格外呛人，
每当看到丈夫被劣质的旱烟呛得咳嗽不止，高孝贞都很心疼，于是她就琢磨着自己丈夫做些旱烟。
她从集市上买来较嫩的烟叶子，洒上一点酒和糖水，然而揉匀，用刀切成细细的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用温火烘焙，制成的烟丝色美味香。
从此，闻一多吸上了他那著名的烟斗，他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 “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在昆明生活的这八年间，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闻家前后搬家八次，个中担惊受怕、辛苦操劳自不必说。即便如此，他和高孝贞依然互敬互爱。无情战火的燃烧，只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也更懂彼此。
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西南联大遭受到灭顶之灾，很多爱国学生被残忍杀害，学校陷入一片混乱。
国民党特务李宗黄喜好附庸风雅，他久慕闻一多之名，想以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了。高孝贞也毫无惧意：“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
他的内心世界，她早已熟知。
此后闻一多又奋不顾身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不惧艰险。国民党反动派察觉到他的动向，开出了40万的价码悬赏他的人头。
生死危亡的关头，地下组织和朋友们纷纷劝他离开，美国加州大学也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闻一多一一婉拒，他直言“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
深明大义的高孝贞也成了他最坚定的拥趸者。
1946年7月11日，闻一多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遭到暗杀。闻一多不顾发着高烧、不顾时刻逼近自己的危险，赶到医院抚尸通哭。
在得知丈夫就是第二个要被暗杀的对象后，高孝贞的担心到了极点，她想要劝阻丈夫不要往外跑了。可当面对他“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她又强忍住了劝阻。
三日后，在李公仆殉难的报告会上，面对叫嚣的特务们，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演讲》。
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自家的大门外，年仅47岁。
听到枪声后，高孝贞发狂一般奔出了大门，扑向了倒在血泊之中的丈夫。她哭得肝胆欲裂，无数次想要追夫而去，可是为了孩子们，为了他的仇，她又不得不坚强地活下去。
她明白，丈夫倾洒的热血，不会那么快被后世之人遗忘，只要自己活着，就是对丈夫余生和事业的延续和支持。
闻一多死后，高孝贞改名高真，投身革命，延续了闻一多的遗志。在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她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她的家成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
这些还不够，她要做更多。她冒着生命危险加入解放区，在千难万险之下，苦苦支撑。每每想到死在敌人枪口下的丈夫，她的心中就会燃起斗志。
高孝贞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生活才归于安逸平凡。
1983年11月，闻一多去世37年后，高孝贞在思念的撺掇下，不幸病逝，享年81岁。
她一直想与闻一多合葬在一起，可是终究没有机会。直到13年后，她的骨灰才被移到八宝山闻一多的墓中。自此，两个人终于见了面，近半个世纪的漂泊无依，到如今，也算是回了家。
从花开到花落，他们的爱情总有点不像爱情，也许是缺了一见钟情的浪漫，也许是少了花前月下的誓言，也许是没有千回百转的曲折，可是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在最后的死生离别中，他们又时时刻刻在向世人诠释什么是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