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与宋希濂：从黄埔同窗到殊途同归的传奇情谊

1950年4月，刚刚就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兼云南军区司令员的陈赓由昆明赶赴重庆参加西南局会议。会议日程之外，陈赓饶有兴致的悄然“溜”进了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办公室中，本欲趁这位“老领导”埋头办公的间隙，就近将柜子里珍藏的一瓶茅台酒顺手拿来，不成想还是被“明察秋毫”的邓政委抓了个现行，无奈只得向他解释了其中缘由，听罢解释后，邓政委大手一挥：“这柜子里的好酒统统归你了”。

原来，陈赓的“借花献佛”计划是想借邓政委的“好酒”用以探望4个月前在大渡河被俘的同乡兼黄埔同学、时任国民党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希濂，并趁此进一步做通其思想改造工作。

且不说陈赓的此次重庆之行时间紧迫，即便是出于同乡兼同学情义，陈赓也大可不必如此细致周到的去探望这位曾“誓死效忠”老蒋的黄埔名将，二人之间有着哪些更为深厚的特殊情谊呢？

这还要追溯到1923年夏天的那次报考“湘军讲武堂”的经历。彼时担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的程潜受命在家乡湖南长沙为新办的陆军讲武堂招揽人才以充实革命队伍，胸怀参军报国之志的陈赓和宋希濂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报考行动，在长沙育才中学的考场上，两位热血青年便这般相识了。

一年后，二人顺利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员班，陈赓被分配到学生军第3队，宋希濂则被分配到第10队。再度重逢后，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二人私交也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作为年长宋希濂四岁的“老大哥”，性格开朗且人缘极好的陈赓对这位老乡兼好友的“小老弟”照顾有加，并在陈赓的引荐下见到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导师周恩来。

彼时的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相比于此前的戴季陶和邵元冲二人，周恩来的谈吐和气度无一例外的受到黄埔师生的一致好评，毫不夸张的讲，只要是“周主任”的课，室内一定是座无虚席。

一年后，在周恩来和陈赓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宋希濂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他而言，一方面是被周主任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高度深深折服，并看到了革命的最终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彼时国共合作下的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党派的身份差别已没有昔日般泾渭分明。

但很快，陈赓和宋希濂双双迎来了人生中重要的“十字路口”，面对“中山舰事件”后全面排挤共产党人的老蒋，二人再次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未来的走向。相比于陈赓坚定不移的站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果断选择，宋希濂反倒是犹豫不决的“问计”于陈赓。

出于正义和理智的考虑，宋希濂自认为应跟随周主任继续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从现实形势考虑，他又认为老蒋是掌握革命力量的主导和强势派，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说，或许跟着老蒋走下去才会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看到宋希濂“求助信”的陈赓，大概率猜到了宋希濂动摇不定的内心深处已经向老蒋的天平上倾斜了。虽是如此，但陈赓的豁达大度和宋希濂对“维护革命团结”的坚定承诺使得二人关系依旧坚定如初并很快在一次“生死斗争”中接受了有力考验。

1933年3月2日，因叛徒出卖，陈赓于上海公租界被捕。很快，得到老蒋特别指令的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便将陈赓带回了南京监禁。为了能将这位昔日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爱将收入麾下，老蒋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奈何陈赓就是“软硬不吃”，先是把前去劝说的叛徒顾顺章骂了个狗血淋头，而后又将自己的侍从室秘书、同为黄埔一期毕业的邓文仪义正言辞的回怼回去，哪怕是自己这个曾经的“校长”、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亲自出面，陈赓依旧是一副爱答不理，讲到身处甚至严词批驳起自己。

不得不说，老蒋也是颇为头疼，一边是劝降工作迟迟无果，一边又不敢冒极端处置“救命恩人”的天下大不韪。

恰在此时，担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兼抚州警备司令的宋希濂得到陈赓被捕消息，便放下一切飞奔南京向老蒋当面求情，面谈无果后，他又联络胡宗南、郑洞国等黄埔一期将领联合上了一封“万言书”，争取老蒋对陈赓的网开一面。

尽管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确认这封信对彼时老蒋下定释放陈赓的决心影响有多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共两党公开激烈对立的形势下，不顾所有的坚持为陈赓求情，这份情谊、这份心志，足以见证二人之间交情的真实。

此后的陈赓与宋希濂虽分属不同阵营，但在民族大义问题上却有着一致的共识。陈赓率八路军386旅在华北敌后战场先后打出了神头岭伏击战、长生口战斗和长乐村追击战等经典战例，击退了日军多次扫荡行动；宋希濂则在正面战场浴血抗战，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和沙窝雨战役，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尽管战场上书写了无限荣光，但对宋希濂而言，却有一件让他久久难以释怀以致抱憾终生的经历，那边是1935年6月在福建长汀处决了自己的革命导师瞿秋白一事。

1935年4月，病中的瞿秋白遭叛徒出卖在福建长汀县被捕，旋即暴露了身份。面对老蒋就地处决的批示，宋希濂虽犹豫片刻，但出于军人服从命令的本能，还是下令处决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死后购置上好棺木厚葬于处决地中山公园处。

这件事对宋希濂影响至深，终其一生都无法释怀。

及至1949年11月，统辖国民党第14、第20兵团约18万人的宋希濂奉命镇守川东一带。很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声北击东”战术的迷惑下，毫无防备的宋希濂部遭到迎头痛击，一失荆门，二败川东，三逃西川，几乎无片刻容身之地的他很快被人民解放军尾追截击在大渡河沙坪一带，本欲掏枪自尽的他被部属拦住，随后一同被俘。

虽是兵败被俘的“战犯”，但毕竟抗日有功，且对自己曾有义无反顾的相救之举，作为多年挚交好友的陈赓在到赴重庆后无论如何也该探视一番。

陈赓还依旧似以往那般爽朗幽默，他与宋希濂的交谈一直从上午10点持续到下午4点，宋希濂由被俘后因担忧处决或囚禁终生而导致的迷惘、痛苦逐渐转变为充满希望的积极转变改造，等待重获新生的那天。

1959年12月，宋希濂作为首批获得特赦人员走出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1年3月，老友陈赓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