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历史中，黎元洪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传奇存在。这倒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出众，对民主共和的贡献有多突出，而是在那个决定时代走向的革命运动大潮里，他阴差阳错的成为革命元勋，又在军阀割据的纷乱背景下，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堪称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担任民国大总统时的黎元洪

当然，抛却这位职业军人出身的政治家一众外在的闪耀光环，其自身在饱经沧桑中肉眼可见的艰辛和努力则是不容忽视的基础。

1883年，厌倦科举取士弊制的黎元洪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了为期5年的正规化新式海军教育学习。因在毕业实习中表现优异，在获得学校授予特殊嘉奖的同时，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六品顶戴”赏识。随后历经把总、三管轮、千总、二管轮等综合岗位的磨砺提升，黎元洪成为北洋水师中公认的“新星”。

如果没有那场令国人如梦方醒的甲午中日海战，或许黎元洪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巅峰会提前降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正是因为这次的“意外”经历，让他自此告别了12年海军生涯，走上了象征时代进步和改变历史进程的新军之路。

甲午海战中，因所在的广甲舰触礁搁浅而跳海逃生的黎元洪，辗转去往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近代新式陆军—自强军，在参与新军训练的同时，多次受任赴日考察军事。

得益于练兵实操的经验和外出学习的经历，黎元洪在1906年秋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身份率部参加了全国性的军事演练活动，一举成为阅操大臣袁世凯和铁良公认的东南各省“军容盛强、士气健锐且首屈一指的军队”。

外有实权派人物的扶持肯定，内有体恤兵士的拥护爱戴，此时的黎元洪虽是类同旅长级别的普通军官，却在新军队伍中有着极高的声誉。而这些，均为他五年后阴差阳错般被公推为革命军统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清朝末年的新军将士

1911年10月11日上午，基本结束武昌城内战斗炮火的革命党人聚集在阅马场的省咨议局里商讨建立“湖北军政府”事宜。既是谋划成立新政权，首要课题自然是公推一位兼具政治资历和军事能力并具备革命号召力的首脑人物，否则在各方势力的倾轧下，局面混乱事小，很有可能将刚刚取得的胜利成果全部葬送殆尽。

但问题是，大家思来想去，眼前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人了：孙中山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奔走；黄兴、谭人凤和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辗转于香港和上海，远水解不了近渴；至于武昌革命起义的领导者孙武、蒋翊武等人，不是负伤养病便是避难出走，剩下的多为下级军官，更难形成感召力。好不容易“精挑细选”出湖北立宪派领袖、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却又被对方以不具备军事指挥能力而婉拒。

一来二去，作为军事总指挥的吴兆麟将目光投向了在新军中任职的黎元洪：一来黎元洪在新军中有足够威望，由他出面足以震慑清政府并号召革命力量群起而动；二来借助在湖北新军中积累的“人气”，黎元洪能最大限度的将新军和湖北地方力量团结在革命党人周围，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北洋大军；三来黎元洪对新军中的文人同情和礼遇有加，尽管他未必清楚这些文人们大都倾心革命，但却能为日后的密切合作打下感情基础。

武昌起义时的黎元洪

此时的黎元洪内心混乱且复杂，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培养出的军事将领，他理当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所忠于的朝廷尽忠职守；但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腐朽专制的清王朝已到穷途末路，革命党人虽不能立时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随着这一趋势的蔓延，最终目标实现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话虽如此，武昌起义后隐藏在外的黎元洪依旧显得诚惶诚恐，他既怕革命党人以首鼠两端的名目对自己清算和杀戮，也不愿公开站在与清政府对立的一面而使自己背负“不忠”骂名。

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面对武昌城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和乡绅父老集体拥戴，黎元洪显得愁容满面、心不在焉，并一个劲儿的向身边人表达退意，最终换来的却是起义官兵长枪利刃下的喝止，这般怪异局面着实罕见，但也恰将黎元洪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展现的淋漓尽致，为他日后走向权力巅峰时位尊权轻的局面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影视作品中的黎元洪

随着武昌起义并宣布独立之势一出，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大半省份先后作出积极响应。

尽管如此，但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还是以绝对优势的战力一度攻占了武汉重镇汉口并酿成了近代以来的罕见人为焚城事件，而后与湖北的革命军沿长江与汉江对峙。这种“想打的时候可以打，想和的时候可以和”的主动局面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去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也给了黎元洪制定战或和策略的时机。

袁世凯率先主动出击，借清政府发出“罪己诏”的契机，委派心腹幕僚刘承恩通过汉口的日本外交人员向黎元洪传递了清廷“既往不咎”及“相助办理朝政”等言辞恳切的书信。

而后，黎元洪及新临武汉前线就任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各自致信袁世凯，主题思想基本一致，即劝说对方认清形势，顺应革命潮流推翻帝制，待到革命目标实现后，他必定是世人公认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式的人物。

民主革命家黄兴

袁世凯读到信后作何反应已不得而知，但从他几天后入京组阁的政治行动和猛攻汉阳的军事行动来看，他在黎元洪和黄兴看似妥协退让的态度中找到了属于自己胜券在握的信心。

老袁的这个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掣肘了日后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走向，使后者在政坛上始终处在一种尊重和压迫并存的态势下。

当然，袁世凯入京组阁是黎元洪早已敲定的计划，这本身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真正让他感受到危险悄然而至的则是武汉前线的冯国璋进占汉阳的行动，汉阳有失，武昌可就真成了袁谋人的囊中之物了。

“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

惊慌失措之下，黎元洪于当年11月29日将军政府由蛇山脚下转移到葛店地区。令他没有料到的是，袁世凯恰在此时向武汉前线的冯国璋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围而不攻的操作不仅让这位行伍出身的北洋核心将领诧异，也让百里之外的黎元洪摸不着头脑。

不仅如此，在黎元洪转移期间，来自全国各省的革命代表齐聚武汉汉口召开有关全国性的革命政府成立及定都事宜。或许是被外界隆隆的炮火声音搅的心绪不宁，亦或是在涉及各自区域利益方面莫衷一是，总之会议形成的决议中仅有“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公推顺应革命的袁世凯为大总统”两项内容，在定都方面众人依旧各执己见。

直至4天后的12月4日，多方议定后的首都南京作为折中位置被大多与会代表所接受，代表们也随即动身出发前往南京。与此同时，早已同袁世凯达成默契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派出的议和代表也同驻守武昌的蒋翊武和吴兆麟接上了头，一份涵盖“双方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在对方临时刻制的公章加盖下，似乎成为象征革命胜利曙光的金条玉律。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蒋翊武

5天后，南北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议。而黎元洪事后也未追究蒋、吴二人私刻印章的“僭越”行为，既是让他长舒一口气的结果导向所致，也是为维护革命党人团结大局的必然，尽管不排除未来进行秋后算账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袁世凯同意了“清帝退位”和共和体制下的大总统身份，这是一个反复拉锯后来之不易的成果。对胸有成竹的老袁来讲如此，对处于被动的黎元洪来讲亦是如此。

从被动出任湖北革命义军首领到完成与袁世凯的南北谈判，黎元洪在与袁世凯的反复交锋中既让他领教了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和纵横捭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产生了惺惺相惜乃至对袁世凯的政治幻想。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掺杂政治色彩的职业军人，但在精通权谋的政客面前，他又显得稚嫩且被动。

对袁世凯而言，黎元洪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就任大总统后未必是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也未必是能够用以制衡其他力量的最佳人选，但有一点他自信无疑：黎元洪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他是所有军政大员中最容易操控的那一个。

辛亥革命后担任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

仅此一点，注定了未来加入袁世凯阵营中的黎元洪能够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但却始终无法掌握与之相匹配权力的结局。或许，从他1913年决定从湖北北上就职副总统的那一刻起，他便已经预料到这种命运，尽管有些不公，却也由不得自己争辩。

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中表述的那般：“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

在历史大势面前他是处处受制于人、身不由己的不幸者，但放下身后的功过是非，他又是同时代人物中得以善始善终的幸运儿。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大概一段有缺憾的故事才称得上是最完美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