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就在全国，也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两岸审判的时候，在外面纷纷扰扰的大环境里，安静的秦城监狱里，却有另一个大秀才，也在默默的关注着这一场举世瞩目的大审判，此人就是王力。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平台和作者洗稿和搬运，谢谢合作！

那么，他为何关注这场审判呢？因为那些人的审判结果也会是他的结局。

叫王力的人很多，但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最为熟悉的还是那个语言学家王力，不过，那也不是他的本名，语言学家王力的本名叫王了一。

本文当中，我要说的王力不是这个语言学家，而是另外一个王力。

有意思的是，两人都处于一个时代，都是鼎鼎大名的人，因此，因为同名同姓还闹出了一些有趣的事。

本文中的王力在担任人大代表的时候，那个语言学家王力是政协委员，一些地方上的群众来信，写着王力同志收，人大和政协就经常把两人的信件给转错。

本文中的王力，有一次跟随中国艺术团去南美访问，他当时担任的是副团长。国外的媒体在介绍副团长的时候，也是把人搞错了，在报纸上赞扬他在语言方面做出的各种贡献，这事儿还闹得王力本人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了，两人之间也还是有一些交集的，本文中的王力有一个女儿，后来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研究生，而他女儿的导师，正是那个语言学家王力。

俩人虽然都叫王力，但都不是本名，语言学家的本名是叫王了一，本文中的王力的本名叫王光宾。

可能有的读者对王光宾不是很了解，但从60年代，哪怕是70年代走过来的人，肯定对这个人不陌生。毫不夸张的说，在60年代的时候，王光宾鼎鼎大名的人物，是一号笔杆子，就连鼎鼎大名的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三个人的地位，其实也比王力都要低。

他的本名叫王光宾，出生于江苏淮安，1943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晴天》。从那时候开始，他第一次用了“王力”这个笔名，他也没想到这个名字，会伴随他终生，也成为他的一个人生符号。

纵观整个60年代，准确的说，截止到1967年8月25号之前，王力都是一个风云人物。8月26号的晚上，在钓鱼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王力被要求请假写检讨，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点。

这天晚上，他和关峰被送去了钓鱼台二号楼软禁，同年的10月16号，王力被转去西山的一栋别墅里，这次负责看管他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1968年1月26号，王力被转去了秦城监狱。

1980年11月，两案公审正式拉开大幕，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审判，也让监狱里面的王力十分的关注。因为审判席上的那十名被告人，他们的结局，也就代表了王力的结局，因此，他在监狱里面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想了解审判的走向，但是，他的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按常理来说，秦城监狱每天是会给囚犯们发放人民日报的，但是，在审判期间，狱方却一反常态，没有给王力提供报纸，这让他十分不满。狱方明确的告诉他，因为这个时期报纸上的内容，有一些是涉及到他的，而他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定案，因此，这段时间就不能给他看报纸。

尽管监狱给了他明确的回复，但仍旧让王力的心里十分的忐忑不安。

对于陈伯达这个人来说，王力是很熟悉的，1958年6月1号，《红旗》杂志创刊的时候，王力是第一批编委，而杂志的总编辑，正是陈伯达。如果是从行政关系上来说，陈伯达是王力的顶头上司。

对于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上司，王力常常客气的称呼他为老夫子。在这之前，虽然两人都是笔杆子，也都是文人，但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往来。直到《红旗》杂志创刊以后，王力才开始和陈伯达共事，这才有了密切的往来。

作为老夫子手底下的一员爱将，王力的笔头快，思维敏捷，因此，陈伯达在起草文件的时候，很喜欢找王力一起来合作完成。两人合作写文章，通常是陈伯达拿大主意，出大纲，让王力来完成最后的文稿。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力在红旗杂志社的地位也显著提高，后来，他还被提拔为杂志社的副总编辑。当然了，除了红旗杂志社这个自留地之外，王力当时还兼任了很多的职务，譬如，1963年的时候，他就担任外联络部的副部长。

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王力和陈伯达的关系更是很亲密，有多亲密呢？出生于福建惠安的陈伯达，说着一口艰涩难懂的闽南话。因此，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说这事情，尤其让陈伯达十分的头疼，他宁愿去写文章，也不愿意站上台子讲话。

每当陈伯达公开发表演说的时候，总是会念叨：请王力同志来给我翻译，于是乎，那时候的王力，基本上就成了陈伯达身边的一个翻译。

但是呢，红得快，消散得也快。

1967年，《红旗》杂志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名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也就是这篇社论，捅出了大篓子，这篇文章让伟人很生气，因为文章里提出的一些观点，势必会把矛头指向军队，这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能被触碰的底线。

本来呢，作为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应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为了自保，这个老夫子就把责任，一股脑的推到了王力和关峰这两人头上。

因此，在1967年的8月30号的晚上，王力和关峰就被要求请假写检讨。两人的仕途，也在这一晚，正式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被转去秦城监狱以后，王力就在监狱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十多年的牢狱生活，没有磨平他心中的不安。因此，在两案公审开始的期间，他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感觉，时刻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动向，尤其是他那个曾经的上司陈伯达的命运，在他看来，这个老夫子的命运，也就是他王力自己的命运。

1981年1月25号，最终的审判结果下来了，陈伯达被特别法庭判处18年的有期徒刑。这个结果让王力的心中，稍微有了那么一些安全感，至少让他明白，自己是能活下去的，而且，还看到了走出监狱的一丝希望。

尤其是同年6月27号到29号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更是让监狱里的王力兴奋不已，因为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历史决议。大部分的普通读者，对这种官方性的文件都是一扫而过，也不会从中看得出什么门道。但是王力不一样，他在监狱里面，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历史决议之后，凭借着敏感的嗅觉，马上就注意到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份历史决议里面，并没有明确的点出陈伯达的名字。

就这么细小的一个点，让王力知道了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同年的7月5号，就陈伯达的问题，王力在监狱里面写了一封长信，要求监狱的管理人员转交给组织。

他这封长信的内容很多，归纳总结起来就一个点，就是历史决议里没有点出陈伯达的名字，是科学的态度，也是英明的决定。

同时，王力在信里面也批判了自己这个曾经的顶头上司，他坦言，对于陈伯达的判刑问题，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因为在审判前后的那四个月，他看不到报纸，不知道具体的情况，这方面的内容他就不多说了，他只提供陈伯达在60年代的一些情况，供组织进行参考。

在他的这封信里，其实有一个自己想要明确表达的观点，就是希望组织上能对陈伯达宽大处理，能给予他假释的机会。

客观的说，王力确实有水平，而且嗅觉也很敏锐，如果陈伯达被假释了，那么他王力也终会等到假释的那一天。陈伯达的结局就是他的结局，陈伯达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他不好得提自己的事情，就只能从侧面进行旁敲侧击了。

1981年的八月下旬，陈伯达被特批保外就医。1982年，王力也被释放，走出了监狱。为了保证他的晚年生活，给他安排了房子。走出监狱后，王力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生活，过着自己普通人的生活，1996年10月21号，75岁的王力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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