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存 在，并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加强，为美国提供了许多好处。其中一 些已经在前几期中提出，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提供了某些好处。本期将这些观点汇集起来，并对其进行更详细的研究。然后，研究与美元为基础的体系相关的问题和 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在中期内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我们研究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各种改革和体制变化。

家的好处。美国从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中获得的利益，可以分为与私人交 易者和投资者最直接相关的利益和主要适用于美国政府执行其对外 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利益。实际上，这两组好处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前者是后者的衍生品。然而，前者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的结 果，而后者则与有意识的政策决定有关。最后讨论了以美元为 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其他地区的积极外部影响。

美元体系对私人交易商和投资者的好处。如前所述，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货币自然会成为一个地区内或亲 是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开票和结算的主导货币。例如，在欧洲，1999 年欧盟成员之间达成共同协议，用一种新的货币--欧元来取代一些 单独的国家货币，从而建立了自己的主导货币。这一决定成为此后 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基石。这一进程的关键是消除了与贸易伙 伴之间兑换不同货币和贸易所需的价格数据比较有关的行政和交易 费用。就美元而言，成为主导货币的过程一直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 程。鉴于美国作为许多国家的贸易伙伴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以及美 元的交易价格相对稳定和这种做法没有汇兑风险，某些国家用美元 为其出口和进口定价变得很方便。20世纪70年代从石油开始的以美 元确定初级商品出口价格的国际惯例，加强了各国以美元确定贸易 价格的决定。

对于一个在贸易上与美国有战略互补性的国家来说， 这种趋势会更大，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对美元进口作为国内 生产投入的依赖性越大。一个国家决定用美元而不是本国货币开具 出口发票，也可以避免使用某种套期保值手段将未来的本国货币支 付换成美元的成本和不便。一旦美国的某些贸易伙伴为其贸易确立 了美元定价，网络外部性的有利影响将鼓励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采 取这种做法，特别是如果美国的各个贸易伙伴之间有重要的贸易关 系。一旦被确立为贸易发票和结算的主导货币，不难看出这种做法 会促进美元成为一种金融交易安全资产。拥有美元资金的进口商在 进口成本需求方面会有更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国内支 出非常依赖进口商品，而拥有美元收据的出口商可能会更容易为未 来的项目从外国银行获得美元贷款（以出口商品为抵押），

这些贷 款的利率可能比从本国银行借款的利率低。随着美元成为国际债券 发行的主导货币，在外国发行美元债券的借款人会发现国际投资者 更容易比较其债券发行的收益率，同时促进新借款人在国际金融市 场上的债务发行。 对于美国的交易者和投资者来说，使用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便 利性带来了许多好处。用美元开具贸易发票和结算，消除了外汇交 易的成本和不便以及相关的汇兑风险问题。在出口或进口方面寻找 贸易伙伴比较容易，因为有很多国家在贸易定价中使用美元。这一 过程因美国主要银行在国外市场的大量存在而得到加强，这些银行 可以帮助建立贸易联系，并在贸易建立后管理贸易融资。总部设在 美国的贸易商的这一优势，在占美国贸易活动主要份额的全球价值 链的发展中尤为重要。在金融交易中，总部设在美国的投资者发行 大量外国借款人的美元债券，

供他们选择投资组合时考虑。同时， 鉴于全球对美元金融资产的强劲需求，美国的公司借款人有一个潜 在的大型债券配售市场。美国境外以美元为基础的银行业务范围巨 大，也促进了美国企业在许多国家为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行融资。 鉴于美元货币区规模庞大，涵盖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GDP，因此， 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给上述贸易和金融交易带来的好处相当广泛。

美元体系对美国政府的好处。美国政府从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中享有两大类好处。一个是说 谓的“过高特权”，另一个是实现某些外交政策目标。这两组好处 都是非常不同的。“过高的特权”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或解释。第一种，如 前一期所述，起源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后期，由法国政府制定，该 体系允许美国通过发行美国国债来资助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其 他国家需要这些国债作为其储备，这也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 体系被人批评的原因。然而，这种特权并非没有限制，因为《布雷 顿森林协定》的可行性取决于美国承诺将其对其他国家的未偿美元 债务保持在其黄金持有量的价值之下。由于过度扩张的货币和财政 政策，美国无法履行这一承诺，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已经结 束。然而，尽管美国中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的将未偿付美 元债务转换为黄金的义务，

但在197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元为基础的 体系下，美国继续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 代中期，美国的经常账户交易保持了小幅盈余或近似平衡，但从那 时起，经常账户余额变成了负数，并持续增加，直到今天。另外， 这些赤字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的。同时，这些赤字是通过向外国 投资者和机构出售美国国债来融资的，他们将美国国债视为全球金 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安全”金融资产。 这种“无泪赤字”的能力非常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例如 美国的军事支出以及在70多个国家部署的军事人员和装备都是全球 性的。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完全适合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这种 基本活动，保护着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和过去75年无重大战争的 国际政治体系。 美国没有重大的外部制约因素，以及外国对美国国债作为全球 安全资产的持续强劲需求，

使其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有很大的 自主权，并有独特的权力推迟实施任何政策调整以处理其经常账户 失衡。然而，这种自主权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取决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对美国在未来能够保持可持续财政和债务状况的评估。在新冠疫情之前，人们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严重担忧，但在此后的一段 时间里，由于疫情造成的严重问题和重大的财政反应，人们对这一 问题产生了担忧。这些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详细探讨。 原则上，美国以国债的形式提供安全资产并不需要经常账户赤 字，因为美国以国债形式发行的负债可以在其对外金融账户中被外 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资产积累以及私人投资者和企业在国外的股 权增加所抵消。美国对外金融账户交易的这种历史模式，使分析家 们将其描述为典型的全球金融中介机构，即在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 负债方面发行中短期、

“安全”的金融票据和债券，而在其资产负 债表的资产方面则是对国外长期风险资产的投资。这些交易都不是 美国政府有意识的政策决定或刻意行动的结果，而是国内外不同实 体无数次基于市场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金融 服务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一过程使在美国方面的经常项目赤字不断 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只能用国内经济力量来解释，这种力量造 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不平衡和相对较高的私人消费水平。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持续存在是全球失衡问题出现和持续存在 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失衡是全球经济中主要国家或地理区域的经 常账户赤字和盈余的总和。从概念上讲，赤字之和应与盈余之和相 匹配，后一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外流为前一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所 需的资金（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统计差异和误测）。

从1970年代中期 到1990年代中期，这些失衡的规模往往在全球GDP的2-3%之间，但 在后一个时间段之后，失衡急剧扩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相当于全球GDP的6%。美国一直是这些全球失衡的赤字方的主要来 源，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时期，美国吸收了约三分之二的全球经常账户盈余或世界其他国家的净储蓄。全球失衡的盈余放在地理来 源上更加多样化，反映了主要石油出口国、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出 口经济体产生的净储蓄总量。在危机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全球失 衡的规模已经缩小，但美国仍然是主导因素。 美国“过高的特权”的另一个含义是最近出现的，涉及到美国 在其对外金融账户的资产结构上相对于其负债结构的成本所获得的 巨大风险溢价。如前所述，在1972-2015年期间，这种风险溢 价估计每年约为3.5%，

这意味着美国在其外国资产上赚取的收益与 在外国负债上支付的费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不过其国际投资 净头寸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都是负数。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估计，2019年，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11万亿美元， 而2005年为负1.9万亿美元。尽管有这种明显的负面趋势，但在同 一时期，美国对外经常账户中的净初级收入（与利息和股息收益有 关）从2005年的54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570亿美元。这种来自 国外的净收入对美国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起到了重要的抵消作用， 2019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8660亿美元；如果没有这种来自国外的 净收入，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外部融资需求将相应地增加。 美国“过高特权”的另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在国外使用 其货币时获得的“逃税”。逃税是指与发行正常的政府债务相比，

一个国家通过发行和公开使用其作为无息债务的纸币和硬币，在商 品和服务方面获得的隐性储蓄。在美国发行的全部纸币和硬币中， 一般假设大约60%，即约1万亿美元存放在海外；假设政府对这一数 额的替代性融资将花费1%，那么美国的铸币费将达到100亿美元， 或略低于美国2019年获得的净初级收入的5%。除了与其“过高特权”相关的利益外，美国在执行国家安全和 外交政策方面从美元的全球货币力量中也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些 可以从美元作为“胡萝卜”和“大棒”工具方面来理解，前者采取 特别援助计划的形式，后者则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以下各段将对 这些措施进行阐述。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特别是对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美元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在整个二战后的时 代，美国自196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对外援助计划，

主要 由美国国际发展署管理。最初，这种援助主要是以优惠 贷款的形式与支持经济发展的双边或多边计划相联系，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援助主要转变为用于更广泛目的的赠款。总的 来说，这种援助是提供给与美国有良好外交关系的国家，以促使它 们与美国保持强有力的经济联系，而不是与前苏联保持联系。目前，美国政府有150多个受援国，但有些援助可能只采取向某些国家特定的非政府或人道主义机构提供小额赠款的形式。 在许多情况下，对外援助被视为一种“胡萝卜”，通过操纵受援国政府所面临的利益和成本，诱使其改变行为。这一定义表明，一旦 确立，撤销外国援助的威胁或行为也可以用来促使受援国的政策或 行动发生变化，从而起到“大棒”或制裁的作用。 美国最成功的援助行动可能是在二战结束后立即启动的马歇尔 计划（1948-1952），

该计划的重点是西欧的经济复苏，对16个国 家的援助金额达到130亿美元。这一行动一直是美国开展的最大对 外援助计划，以目前的美元计算，相当于目前500亿美元对外援助 预算的2-3倍。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援助行动的重点转向各种目 标，包括（a）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b）人道主义援助和改善健康状况，以及（c）军事防御和安全援助，刚才列举的三个部分 中的每一个都约占近几年对外援助预算的三分之一。大量的资金是 用来支持联合国的各种项目的。自911事件以来，促进反恐的措施 已成为美国对外援助中军事防御和安全援助行动的一个重要重点。 有了这些广泛的目标，美国的援助行动由至少20个不同的政府 机构和部门来资助和管理就不奇怪了。就目前的援助价值而言，美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捐助国，不过其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之一。

目前，五个国家拿到了美国双边援助的 最大份额，即阿富汗、以色列、埃及、约旦和伊拉克，每个国家每 年至少获得10亿美元（伊拉克），最高达60亿美元（阿富汗）。这 些项目中的每一个都是长期持续的，涉及到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 门和国会部门）对有关国家的持续存在及抵抗颠覆势力的重大政治 承诺。 美国的长期援助计划比较有限但广泛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哥伦比 亚，以及为抵制和最终击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运动所做 的努力，这反映在2016年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条约中。对哥伦比亚 的援助计划（“哥伦比亚计划”）涉及一系列政府机构，涵盖经济 发展、缉毒、治理改革和军事援助。在每个领域，重点是加强哥伦 比亚政府实现经济、政治和军事目标的能力。在军事领域，一小批 美国军事人员的目标只是为了训练和加强哥伦比亚部队与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

在16年的时间里（2000-2016年），美国为支持哥伦比亚计划，总共支付了100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以及军 事装备和培训。虽然该援助计划在减少麻醉品生产和贩运方面取得 了非常好的结果，但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解决方案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的改善，同时促进了经济和 社会成果。在这方面，美国的援助计划被广泛认为是拯救了哥伦比 亚，使其免于沦落为一个毒品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在2016 年给予哥伦比亚灵活信贷额度，并在2018和2020年延长， 体现出对美国行动的认可。这一援助额度是在应急的基础上给予国 假的，以便在发生意外的外部冲击时使用，并要求事先具备非常有 力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强有力的政策执行记录。智利、墨西哥、秘 鲁和波兰是唯一获准取得FCL的其他国家。

2020年4月，哥伦比亚与 智利和墨西哥一起成为第三个获准加入经合组织的拉美国家，这进 一步表明了其发展成果。 外国援助是为一些不同的目标提供的，这些目标并不总是被明 确确定和优先考虑，其结果是很难衡量其是否成功。例如，向乌兹 别克斯坦提供农业援助，主要是为了保证美国军用飞机向阿富汗运 送部队和物资的飞越特权，而没有仔细关注其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 其他发展目标的联系。在其他情况下，提供农业援助的条件是，粮 食援助必须来自美国农场，并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输，而不考 虑受援国与其他来源相比所涉及的较高成本。事实上，将外国援助 与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挂钩”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也是美国 对外援助中约40%的双边发展援助的特点。【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